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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目的”的限度 ——生命伦理学视域的考察
2019年12月17日 10:37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作者:王福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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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是目的”的命题固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但它在生命伦理学中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该命题越是被广泛地运用,越容易流于表面。因此,厘清“人是目的”的内涵是正确运用该命题的前提。“人是目的”源自康德的“目的公式”,其核心思想是尊重理性主体的道德能力。器官买卖破坏了生命的完整性,损害人格的载体,进而贬低理性主体的道德能力,因而违背了“人是目的”的命题。商业化代孕之所以违背“人是目的”的命题,并非因为它破坏了生命的完整性,而是因为这种活动强化了女性被工具化的倾向。

  [关键词] 人是目的;器官买卖;商业化代孕;尊严

  作者:王福玲: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人们耳熟能详的“人是目的”命题来自康德的“目的公式”。学界普遍认为,“目的公式”充分表达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因此该公式也被视为“尊严原理”[1](P13)。例如,在关于器官买卖和商业化代孕的问题上,反对者们提出的最具有影响力的理由是在器官买卖和商业化代孕中,人仅仅被视为工具,违背了康德的“目的公式”,侵犯了人的尊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种不证自明的共识,而当笔者试图梳理其论证思路时却发现,我们在运用“目的公式”分析具体问题时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转换视角,这样才能确保运用的合法性。简单地套用“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工具”这一原则不仅会弱化论证的说服力,甚至有可能与论点背道而驰。因此,本文力图在重释“人是目的”命题的基础上,讨论该命题在器官买卖和商业化代孕语境中如何运用的问题。

  一、重释“人是目的”

  “人是目的”的命题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下文简称《奠基》)中提出的“目的公式”所蕴含的核心思想。这一命题的准确表述是:“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用做手段来使用。”[2](P47)理解该命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人格中的人性” (die Menschheit in der/deiner Person)这一术语。对此,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解释,有学者将其视为“人”,有的视为“人性”,有的视为“人格”等等。康德学术界对此也有争议,概言之,主要有两种理解路径,一种将其理解为广义上的人性,即一般的理性能力;另一种将其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人格性”,即道德理性能力。联系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到的人的本性中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命题。他在该书中论述的三种禀赋分别是[3](P74):

  (1)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人具有动物性的禀赋;

  (2)作为一种有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存在者,人具有人性的禀赋

  (3)作为一种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人具有人格性的禀赋。

  动物性的禀赋,是指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诸如自我保存、繁衍和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这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属性或禀赋。人性的禀赋,是指作为一个有

  理性且有生命的存在者,人所具有的一般设定目的的能力,例如追求幸福的能力。这是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属性或禀赋。人格性的禀赋,是指作为一个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理性主体,人所具有的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这是凸显人之为人的优越和崇高的属性或禀赋,借此,人才拥有所谓的“尊严”。由此可见,处于第二层面的人的本性,即“人性”,并不能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它充其量只是将人提升到高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物种而已。

  由上可知,人性本身并无高贵可言,而只有具有道德意蕴的人格性才成就了人的高贵。从用语上来看,如果康德在此的“人格中的人性”就是指上述一般意义上的人性,那么,康德大可不必加一个限定词“人格中的”。从思想上来看,如果这里所指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该公式所表达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应该尊重每个理性主体任意设定目的的能力,也就是其主观目的和意图,简言之,尊重每个理性主体的选择。这意味着即便一个人自愿选择通过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尊重他。将“目的公式”做此种解读显然违背了康德的道德律令。事实上,康德正是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人往往会由于其自身的有限性而错将道德或道德能力视为实现幸福的手段,才提出“目的公式”。康德在《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曾多次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将道德仅仅视为追求幸福的手段。因为,在一个只顾追求利益的人眼中,是否要讲道德取决于是否能因此带来利益,道德仅仅被视为追求利益的工具,道德的纯粹性遭到玷污,道德的尊严被贬低,而这是康德决然不能接受的。

  如前所述,人的本性有三种向善的禀赋,那么,剩下来可供考虑的只有“人格性”了。如果将“人格中的人性”理解为人格性,则“目的公式”的思想可以阐述为:应该尊重每个理性主体的道德能力。这就要求,任何行动,既要确保理性主体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不受损害,同时又要积极促进理性主体道德能力的实现。由此,“目的公式”表达了一种将人从人性提升到人格性,进而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和崇高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与康德伦理学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康德对道德与尊严关系的主张与斯多亚派崇尚理性和道德,贬低肉体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4](P7)但康德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漠视肉体和生命。他在《奠基》中用四个例子进一步阐述了“目的公式”的具体要求,其中与生命直接相关的是关于自杀的例子。

  康德认为,一个为了逃避生活的困苦而选择自杀的人,他的行动严重违背了“目的公式”的要求。在康德伦理学中,人既是一个动物性存在者,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者,后者彰显了人的高贵和尊严。因此,“目的公式”的本质要求是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身份。然而,人的这两种角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作为动物存在者的人是作为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载体。为了逃避生活的困苦而选择自杀的人彻底毁灭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摧毁了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载体,就此而言,他贬损了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对自己的人格犯了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说,人“只是由于作为人格的性质就有责任保持自己的生命”[5](P547)。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情况下的自杀都是不被允许的呢?在康德看来,关键在于自杀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上述情境中,自杀者的动机是逃避困苦,其性质属于趋乐避苦的动物性属性。自杀者的行为相当于让自由的道德存在者屈从于动物性属性,即仅仅将人格中的人性视为手段。然而,对于一个舍生取义的人来说,他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义”,为了“道德”。此时,他的行为并未贬损人格中的人性,而是彰显了其作为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尊严和崇高。概言之,康德关于保存生命的立场是,在一般情况下,人有保存生命的义务,这是人对自己的首要义务;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当保存自己作为一个动物存在者的生命与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身份相冲突时,选择放弃生命并没有违背道德律令。接下来,笔者以器官买卖和商业化代孕为例,分析如何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正确运用康德“人是目的”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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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福玲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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