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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遮蔽到超越:人的价值认知与实践创生
2020年11月06日 10:4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朱必法 孙伟平 字号
2020年11月06日 10:4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朱必法 孙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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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朱必法,哲学博士,湖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伟平,哲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摘 要: “人”在审视自身价值过程中,经历了从最初的“自然膜拜”“英雄崇拜”到“上帝崇拜”的过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理性之光冲破了神学的束缚,开启“人”重新审视自身价值的新旅程。在生存与发展、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权衡中,“人”在价值认识中出现了自我偏差。对人的价值进行反思,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克服极端利己主义、急功近利、自由主义和庸俗化倾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己和创生自己,“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 价值认知;自我遮蔽;自我偏差;自我超越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8);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专项资助项目(2018ZB009)

 

 

  整个哲学的发展史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价值论的历程。这个过程正是哲学的目光从对外在事物的探讨转向对“人”本身的探讨的过程,它彰显出哲学本有的“人学”性质和价值关切。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1](P5)哲学本来就是最高意义上的人学“,认识人自己”从来就是中西哲学共有的价值理想。彭富春教授曾经指出“:人是人自身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当哲学与人同一的时候,哲学将永远能保持自身、返回自身并达到自身。”[2](P20)从《德法年鉴》到《巴黎手稿》,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资本论》,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哲学始终关切的就是人的生存境遇、存在价值。哲学经过漫长时间的推演,跃进到价值论阶段,不仅传达出一种“人本关怀”,体现出当代哲学转向的人学意义,同时还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价值和尊严充分地凸显出来。然而,人的价值的凸显却经历了一个从“遮蔽”到“去蔽”的漫长过程。

  一、“遮蔽”之一:人类认知历程中自我价值的隐而不彰

  人类在发展初期,对自身居住的世界充满惊异和崇拜,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万物的灵长,而是将“人”的命运寄托于自然。这就导致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大都只涉及外部世界,并以“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将人与自然理解和“捆绑”为神秘的命运共同体。比如古希腊哲学起初只关心物理宇宙,宇宙学或自然哲学明显地支配着哲学研究的其他分支。“人类最初的兴趣是对环绕着自己的自然的兴趣。对大自然的惊异感与神秘感驱使希腊人努力探寻自然的奥秘、获取自然的知识。”[3](P3)因为“惊诧”而对自己无法认知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对日月星辰乃至飞鸟虫兽产生崇拜。那时候,哲学一方面以自然为对象,把自然界的“水”“火”“气”等当作万物始基,把自然现象当作“神灵”加以崇拜,如日月星辰、山川湖泊、风雨雷电甚至动物植物等;另一方面,把人的本质赋予自然,使自然人格化,典型表现就是赋予某种自然现象以人的形象,让自身得以庇佑,如在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不仅被视为光明之神、消灾免难之神,还被迁徙和航海者视为保护神。

  人原本是自然中的动物,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须依赖自然而生存,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人处于永恒轮回的自然循环中,接受自然法则对人的掌控。费尔巴哈就明确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然物、动物,自然物包括的动物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物、动物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平衡与平行关系。尽管这是人类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但是,人类的历史进步恰恰在于必须超越这个环节,哪怕这种超越充满了苦痛,也必须创造性地加以完成。这就是邓晓芒所说的:“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动物,人的动物性应当只是人为了完成自己而投身于其中的生命体验。没有这种体验,人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沉溺于这种体验,人就堕落成了单纯的动物。动物性只是人的外在的事实,人的内在的生存则是对自己的不断超越,不断超越既有的事实,而且超越人自己所造成的事实。人永远是未完成的。……人的存在是能动的创造,是对现状的不满、痛苦和自我否定。所以,人不是别的,他就是‘做人’,就是自己决定去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4](P176-177)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由对自然的崇拜开始转向对征服自然的英雄的崇拜。于是英雄走向神坛,人类从“自然神”的奴仆转变为“英雄神”的奴仆。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们崇拜为人间盗来天火的工匠普罗米修斯,在希腊巴特农神庙中供奉的神灵也都是人间的英雄和能工巧匠。这时,英雄崇拜已然从外在的“自然”不自觉地转向了“人”自身,尽管这只是对少数英雄的自我价值的肯定。

  如果说自然崇拜使人被部分地遮蔽,英雄崇拜使部分人被遮蔽了,那么在宗教崇拜中,人依然面临被遮蔽的风险。恩格斯曾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5](P666)在基督教那里,神被看作是至高主宰,创造着宇宙的生命并掌管着宇宙的运转,上帝全知全能,人无知且渺小。正如中世纪的神学家安瑟伦所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可见,你应当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的眼里,你就是大的;因为你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愈是得到上帝的珍视。”[6](P53)对此,邢贲思教授批评地指出:“这种理论是要人否定自己,把人沦为上帝的附庸、上帝的工具、上帝存在的证明物。除了否定人的价值以外,神学还竭力贬低现世生活的意义。”[7](P212)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是最终的实在,上帝创造一切,包括人类自身。人人都有原罪,天生就是罪人。为了重建自我、改过自新,必须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的恩赐。宗教崇拜不仅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们对尘世生活的乐趣,而且允许人们自我摧残、自我戕害以表示对神的虔诚,以至于“人”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呈现出不自觉、不自知的状态,“人”进一步被遮蔽。可以说,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次巨大否定,在人的价值发展史上无疑是一次倒退。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开启了审视“人”的自身价值之旅。从此时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进入争辩的空间。“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现在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1](P18)理性之光、科学精神驱散了神学的束缚,人本主义精神得以发现、继承和发挥,人们强调用“人权”代替“神权”,用“人道”代替“神道”,开始高扬“人的价值”。“人不再作为一个被禁闭在有限的物理宇宙的狭隘围墙之内的囚徒那样生活在世界上了,他可以穿越太空,并且打破历来被一种假形而上学和假宇宙学所设立的天国领域的虚构界线。无限的宇宙并没有给人类理性设置界限,恰恰相反,它会极大地激发人类理性。人类理智通过以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己的力量从而意识到了它自身的无限性。”[1](P21)例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就突出了“人”这一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功能性;黑格尔也强调人性的回归,从人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建立真正的人的社会。对此,恩格斯指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8](P261-262)“近代西方是一个发现自我、发现人、发现人性的时代。”[9](P125)显而易见,这个时代与中世纪形成了一种极致的反差。

  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的全面发展和思想解放开始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追求,并逐步渗透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融入西方人道主义的发展过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历尽曲折。人在摆脱神的统治之后,并没有像启蒙思想家预期的那样获得真正解放。相反,人又被物、被资本统治,人的价值异化为物的价值。人的全部注意力被自然物和作为人造物的商品主宰,完全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人只能从对物品的享受中获得“虚假”的满足。结果是,内在的人性比不上外在的产品,灵魂的高贵比不上财富的华美。当物的价值上升伴随着人的价值贬值时,人与物的关系就处于颠倒状态,物质的客观世界挤压和遮蔽人的价值世界。卢卡奇曾言“: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10](P152)可以看出,近代科学技术对人个性的消弭,是在人控制自然的表象下被自然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表现为人每每在自然面前胜利一次,自然都报复了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过程。正因如此,随着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越来越被自然和权力支配,并最终丧失自我[11](P40)。

  诚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的解放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助推作用。不幸的是,资本主义为人的解放创造社会条件的同时,也将人的发展抛向可怕的深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带来人的物性化、机械化、抽象化,人的发展处于极度的片面化状态。异化劳动把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其自身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2](P93-94)工人成为仅仅只是会“做工”的人,不,仅仅只是会“做工”的机器,工人的存在全部受控于资本的逻辑和“特权”,工人的生命彻底被资本化,完全服从于资本追逐利益的需要,结果是,工人的存在感完全被消解[13](P226-227)。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饱满而完整的人性不复存在,转而被资本主义无情而残酷地解构,成为可怜的碎片。卢梭曾敏锐地看到,人类貌似成为支配世界的主人,但实际上却更深地沦落为奴隶,“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4](P4)。

作者简介

姓名:朱必法 孙伟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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