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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侵入:道德自由的传统与超越
2021年02月24日 16:47 来源:《伦理学研究》 作者:陈万球 字号
2021年02月24日 16:47
来源:《伦理学研究》 作者:陈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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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vasion:Tradi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Moral Freedom

  作者简介:陈万球,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伦理学研究》第20203期

  内容提要:道德自由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觉解和境界,是在道德意志的统摄下,按照道德必然采取行动的能力。技术作为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确证和实现道德自由,另一面限制和压抑道德自由。自从人猿揖别后,人便始终处于技术化进程当中,随着习俗教育、生物医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的技术侵入,道德自由因此展开了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道德增强/技术侵入/道德自由/生物医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ME道德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7BZX003)

 

  恩格斯说:“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1](P119)意志自由是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的前提,道德选择能力是主体承担道德责任的基石。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随着技术对道德的渐进式侵入,人类也因此迈上了道德自由的荆棘之路。

  一、道德自由的滥觞与传统:习俗教育道德增强

  人类从哪里开始,自由就从哪里开始。远古时期,人类在改造自然血与火的洗礼中,主体性日渐凸显,道德自由也因此在广度和深度上获得提升。

  习俗是人类用理性规范自己行为的主要方式,与宗教一起成为人类道德自由增强的原初形态。

  人的自由是充满现实性的自由。在人类早期生产与生活中,人类的祖先借助习俗来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氏族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共有观念、平等团结、共同劳动等成为原始社会人类道德生活实景。氏族复仇、血缘群婚、食人之风等恶习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这毕竟是人类道德自由的实践逻辑起点。传统习俗一直在维系社会稳定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习俗的规范下,原始先民的自由匍匐在狭小范围内。

  教育成为人类发展道德的另外一种形式,并且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道德进步的主要依靠力量。当代道德增强理论代表哈里斯认为:“对错误的信仰和偏见最明显的对策是理性和教育的结合。”[2]

  教育是人类理性对自身的反思结果。教育在道德发展中发挥三种作用。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方面,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种教育力量灌输道德知识,形成道德理念,激发道德情感,养成道德行为。借助道德人物的塑造、道德故事的传播,倡导主流道德观念,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道德风尚。在引导个体道德自律方面,通过自我教育、反省发挥作用,促使人们自律。在推动整个社会道德进步方面,教育执行文化知识传承功能,在知识传递中,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科学、创新和知识生产,特别是教育是我们找到解决可能造成大规模毁灭性的最具威胁的根源的主要希望,而且是迄今为止我们唯一得到证实的道德提高形式。”[3]

  在古希腊,传统道德教育在智者派中徐徐展开。“人是万物的尺度”展现了道德主体的自我觉醒。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四个德目成为城邦存在方式和民众道德践履的尺度[4]。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用理性匡扶德性,用知识唤醒公民,认为人们拥有善的知识就拥有道德自由。柏拉图开门办学,用“理想国”教育学生,用回忆说解读“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包括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美德包含在特定的情感倾向中,可以通过早期的习惯习得,也可以通过智力锻炼获得。中世纪,人们的道德自由成为神学控制下的祭品,基督教号召人们节欲,认为死后升入天堂。近代以来,文艺复兴的旗手们借助教育唤醒民众,用人本思想反对神本思想,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赢得了反对旧道德传统的巨大胜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唤醒了道德主体的思想自由。康德对人类的道德能力有着坚定的理性概念,他承认(有限的)机械、非认知的道德改善作用。

  在习俗与教育发挥道德增强作用的同时,人所创造的技术反过来也构建人的自由本身。技术是人的意志自由和幸福产生的前提;技术是人的意志自由把握世界的手段和中介[5]。技术与自由是内在自洽的。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技术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也增进了人们的道德自由。不过,在“非传统道德增强”[6]出现之前,人的道德自由的根本特点是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尊重,道德主体自己决定自己。但在新技术的干预下,道德主体开始新的探索,道德自由也因此发生了转型。

  二、道德自由的探索与转型:生物医药道德增强

  随着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问世,技术侵入由客观物质世界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技术对道德的渗透进一步加深。卡尔?米切姆认为有四种技术类型:客体的技术(Object)、过程的技术(Action)、知识的技术(Knowledge)和意志的技术(Volition)[7](P22)。据此,可以从三种意义上分析技术对自由的影响。

  1.作为知识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

  技术即知识。作为一种知识,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是关于运用生物的、医学的方法改善道德,提升人的道德水平的技术规则和技术理论。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Mor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简称MET)于2008年由托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朱利安?赛沃莱思库(Julian Savulescu)以及英格玛?佩尔森(Ingmar Persson)提出。与传统习俗和道德教育方式不同,“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运用生物医学技术来调节个体的道德情感,增强其行为动机(morally bettermotives)和道德品质,从而提高个体道德行为水平。

  随着生物医学、神经科学以及药物合成学的发展,采用更为先进的药物或技术提高道德水平成为可能:一是通过生物医药技术弱化人的“不良”情感,形成良好动机,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二是通过生物医药技术加强某些核心道德情感(the core of moral dispositions)如利他、公平和正义,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

  研究表明:最有可能进行生物道德增强的群体是儿童[8]。在儿童早期的发育过程中,通过药物或其他生物技术操纵,可以提高儿童学习道德行为的能力,就像认知增强可能使儿童有一天更有效地获得知识一样。

  2.作为过程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

  技术即过程。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作为一种过程,是进行道德增强的生物干预技术、医学改善技术及其整个使用活动过程。

  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考察技术与社会关系时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9](P374)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生物道德增强是一种行为控制的新科学。从实践看,药物和脑叶切除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行为。但是今天,复杂而又强大的认知科学正在为人类的选择提供新的、更有效的手段。一些常用的抗抑郁药和抗高血压药物会影响道德行为。神经心理学正开始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与道德相关的性状的生物学关联。实证研究表明,普萘洛尔可以减少隐式的种族偏见,并产生更少功利的判断。其他可能的影响选择的技术包括经脑磁刺激、深脑刺激、经大脑直接电流刺激等,提供了利用基因操纵和光学刺激来进行深刻的操纵的前景。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使人的道德意志发展变化。作为过程的技术,哈里斯从后果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反对道德生物增强:一是人类道德增强限制了做错事的自由,破坏了自主权;二是生物道德强化会损害自由行动的自由,破坏个人的自治。根据功利主义,正确的行动是使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要想成为一个增强的功利主义者,就需要认知增强(准确地估计行动的后果和影响人们的喜好)、冲动控制(使人能够根据正确的判断采取行动)、愿意牺牲自己的喜好来满足他人的喜好(利他主义)。三者中利他主义最为重要,它不是出于谨慎或自利,而是要求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应该牺牲或约束自己的个人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道德增强。但是,像利他主义和正义感这样的道德倾向不会削弱选择的自由。即使我们的选择自由是由我们的选择所决定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果决定,它也不能削弱道德的提升,而这种自由意味着,无论以何种方式,无论传统还是生物医学,道德提升的效率都是有限的。

  3.作为意志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

  技术即意志。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是人的自由意志、控制意志和效率意志的体现。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人在更高水平上发挥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是人的主体意志的高峰,人可以点石成金,化恶为善,化腐朽为神奇,这一切均表明人的自由意志在更高水平得到了发挥。被道德增强的人,总是以道德正确的方式行事。赛沃莱思库和佩尔森认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不会把我们变成不动脑筋的机器人。生物道德增强将使自由做不道德的事成为不可能。不进行道德增强的人,并不一定比进行道德增强的人更自由。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一种对意志的控制。在西方历史上,哲学家把道德自由归结为“行动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是行动自由的前提,行动自由是意志自由的结果。主体要拥有道德选择的能力,就必须拥有意志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限制和遮蔽了人的意志。一个人只有意志是自由的,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统摄自己。按照康德的义务论,主体一旦失去意志自由,受到外力的强制或操纵,即使做出了善的行为,不是出于义务而行为,是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的。用化学药物或者神经技术刺激并控制人的意识,掌控人的精神和身体,进而掌控人的道德意志,成功实现对道德自由的控制。“害怕道德上的生物强化与自由的冲突是毫无根据的。通过荷尔蒙阉割,可以减少爱童癖者的性冲动,从而降低他们对儿童实施性侵犯的风险。爱童癖者的自由被减少了,因为这减少了他们做不合法地做的事情的欲望,也就是和孩子发生性行为。”[10]可见,在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制控下,人的道德意志成为技术的玩物,道德品质不再具有神圣的光环。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一种道德速成的手段。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是人的新的存在方式,在这种方式中,道德的改变以一种新的急速的方式呈现出来。过去人类道德进步是漫长的,个体道德品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磨练生成。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克服了传统道德生长的制约性因素,不再拘泥于教育、习俗的循规蹈矩和按部就班缓慢推进,而是以一种快速的革命的方式改变传统道德品质的建构,在更高的效率上把道德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实现了道德进步的革命性变革。

  总之,“使用道德生物增强技术不会减少我们的自由;它只是简单地说明,我们更经常下定决心去做我们认为好的事情。我们那时就会成为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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