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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慎思与实践融贯性
2021年03月16日 20:07 来源:《哲学分析》 作者:徐向东 字号
2021年03月16日 20:07
来源:《哲学分析》 作者:徐向东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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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Deliberation and Practical Coherence

  作者简介:徐向东,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发信息:《哲学分析》第20203期

  内容提要:在《论真正重要之事》中,德雷克·帕菲特提出三个主要论证来反驳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主义。考察他的第三个论证(即所谓“极度痛苦论证”)可以发现,帕菲特对主观主义的反驳并不成功:第一,帕菲特对其案例的设想实际上是立足于对主观主义的一些误解;第二,主观主义者可以对理性慎思提出更加丰富的说明;第三,只要主观主义者引入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假设,他们就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有理由在乎自己未来的福祉。

  关键词:理由/合理性/理性慎思/实践融贯性

  标题注释: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规划项目“认知科学视角下的道德心理学研究”。

 

  在《论真正重要之事》中,德雷克·帕菲特论证说,关于规范理由的主观主义和伦理自然主义会导致道德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因此,为了维护真正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人类生活,就必须拒斥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采纳他所说的客观主义与规范实在论。①帕菲特对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驳是密切相关的,不过,本文仅限于考察他所说的“极度痛苦论证”(the agony argument),不仅因为这个论证在他反对主观主义的总体论证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因为这个论证暗示了道德心理学中的一些有趣问题,例如与实践合理性的本质和理性能动性的构成相关的问题。

  本文试图表明帕菲特按照“极度痛苦”论证对主观主义的反驳并不成功。在第一节中,作为讨论的背景,我将简要地介绍帕菲特在两种理由理论之间所作的区分及其“极度痛苦”论证;在第二节中,我将尝试表明帕菲特用来支持其论证的案例为什么是实践上不融贯的;在第三部分,通过引入人格同一性假设,我将试图表明为什么主观主义者有理由拒斥他所提出的论证。

  一、“极度痛苦”论证

  帕菲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理由理论:对象立足的(object-based)理论或客观理论认为,行动的理由是由关于欲望对象的事实提供的;主体立足的(subject-based)理论或主观理论则认为,行动的理由是由关于行动者的欲望的事实提供的(I.45)。在帕菲特的理解下,主观理论具有两种基本形式:按照第一种形式(即所谓的“目前欲望理论”),行动的理由是由一个人目前的欲望或目的来提供的;按照第二种形式,行动的理由是由一个人在理性慎思下所具有的欲望或目的来提供的。帕菲特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者必须将理性慎思限制到程序合理性。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哪些原则属于程序合理性原则,不过,他对程序合理性提出了如下说法:“我们应当尝试充分地想象我们可能具有的不同行为的重要影响,避免一厢情愿的思想,正确地评估每个可能的行为所发生的概率,遵循某些其他的程序规则。假若我们用这些方式来进行慎思,我们就是程序上合理的。”(I.62)与此相比,客观主义者则对欲望和目的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应当具有我们在实质上充分理性的情况下所具有的欲望和目的。在这里,说一个行动者是“实质上充分理性的”就是说,为了回应由对象的内在特点(或者关于这些特点的事实)所提供的理由,他必须具有相应的欲望并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因此,客观主义“不是关系到如何选择,而是关系到选择什么”(I.62)。帕菲特并不否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都可以采纳他所说的“慎思理论”,即如下观点:我们最有理由做的事情,是我们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经过理性慎思决定要做的事情。对于帕菲特来说,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对理性慎思的条件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主观主义者往往将理性慎思的条件归结为认知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客观主义者则强调说,实质性合理性根本上在于回应对象的内在特点所提供的理由。

  “极度痛苦”论证关键取决于帕菲特提出的一个基本主张:主观主义者只能采纳他所说的“目前欲望/目的理论”,大致说来即如下观点:只有目前的欲望或目的才能提供行动的理由。帕菲特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主张,只是将它作为其论证的一个规定。不过,为了弄清楚他为什么会作出这个规定,我们不妨看看伯纳德·威廉斯对行动的理由所提出的内在主义论述②,因为,帕菲特主要是按照威廉斯的观点来设想主观主义。在威廉斯看来,一个行动的理由必须满足如下基本要求:它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行动者采取行动并因此而说明行动。为此,行动者就必须通过理性慎思将这个理由与其主观动机集合中的某个或某些要素联系起来。主观动机集合是行动者当前持有的所有动机的集合,而威廉斯也对其构成要素采取一种广泛的理解,例如,欲望、偏好、目的、价值观都可以名列其中,只要它们是用威廉斯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形成的。从威廉斯对“行动理由”的理解来看,行动的可理解性(或者对行动提出的理性说明)就在于行动是来自行动者自己的内在理由。就此而论,一切意向行动(intentional action)都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行动者自身的理性能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帕菲特对于主观主义提出的规定至少是可理解的。不过,我将尝试表明,即使主观主义者接受帕菲特的规定(也就是说,承认只有目前的欲望或目的才能提供行动的理由),他们仍然可以表明一个人现在有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因此可以反驳帕菲特的批评。

  “极度痛苦”论证本质上是一个归谬论证:它试图表明主观主义会产生直观上荒谬的结果,因此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论证关键取决于帕菲特所设想的一个案例(I.56):一个人(不妨称之为“德雷克”)很在乎自己未来的快乐或痛苦,却唯独不在乎自己在每一个未来的星期二的感受——即使他准确无误地知道,他在每一个未来的星期二所要遭受的痛苦,远远大于他在未来任何其他时间所遭受的痛苦,但他此时仍然宁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帕菲特声称德雷克的古怪偏好显然是不合理的或荒谬的,并对这个案例提出了如下补充说明:“我知道一些未来的事件会引起我具有某个时期的极度痛苦。甚至在经过理性慎思后,我也没有欲望避免这个痛苦。我也没有任何其他欲望,其满足会因为这个痛苦而受到阻止,或者会因为我不具有避免该痛苦的欲望而受到阻止。”(I.73-74)这个补充说明旨在表明,“我”所具有的那个古怪欲望不仅满足了主观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慎思条件,而且在如下意义上也是自洽的——那个欲望的满足不会挫败“我”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欲望或目的。因此,如果主观主义者认为,理由是由行动者在理想慎思条件下在当下具有的欲望或目的(或者关于这些欲望或目的的事实)来提供的,那么主观主义就是直观上不可接受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将帕菲特的论证简要地重构如下:

  (1)我们都有理由想要避免而且尝试避免一切未来的极度痛苦。

  (2)主观主义意味着我们没有这样的欲望。

  (3)因此,主观主义是错误的。

  很明显,如果我们确认该论证的第一个前提并希望维护主观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表明主观主义者无需接受第二个前提。下面我将尝试提出两个论证来表明主观主义者确实无需接受第二个论证前提:第一,甚至从主观主义的观点来看,帕菲特的案例也是不能连贯设想的;第二,主观主义者能够正面说明一个人为什么有理由在乎自己未来的极度痛苦。

作者简介

姓名:徐向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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