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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
2021年04月13日 11:16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 作者:史少博 字号
2021年04月13日 11:16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 作者:史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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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是对近代日本国民遵守“公德”规则、规范的行为指导,并且以简单易记、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达方式体现。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近代日本政府重视“公德”提升的产物,是落实统治者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手段之一。日本近代“公德”“训言”,其主要内容包括“消极公德”的“训言”和“积极公德”的“训言”。“公德”之“训言”以“训言”的方式告诫国民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与道德的其他“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诸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是道德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近代“公德”“训言”以及道德的其他“训言”,对于促进日本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公德”水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近代;公德;训言

  基金资助: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日本近代公德流变探究”(19ZXZ007)

  作者简介: 史少博,女,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哲学、中国哲学研究。

  来源: 《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

  “训言”的“训”是形声字,从言、川声,“训”字本义是教育、教导之意,《说文》解释“训”为说教,《说文解字注》解释“训”为“说教者”,“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故而“训”也隐有“规范”“规则”之意。“训言”就是教导、教诲的语言,即教导、教诲人的行为规则、规范之言。日本近代“公德”的“训言”,是日本近代学界有权威的理论家,依据当时统治者颁布的关于国民道德的政策、方针,而写成的关于“公德”方面的教导之言,这些“公德”之“训言”,是凝练的“公德”行为规则、规范,并且以简单易记、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达方式体现。日本近代“公德”之“训言”中的短语,融入了当时日本各类学校的课堂,并且根据具体情况配合图画等方式展现在屏幕、墙壁或者宣传板上,随时给予国民以警示、指导。日本近代“公德”之“训言”,成为提高日本国民“公德”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关于日本近代“公德”之“训言”,分析如下。

  一、日本近代“公德”“训言”之演变

  “训言”之词汇,日本古代也有。但是“公德”之“训言”日本近代才出现,因为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是从近代的福泽谕吉开始的。一般认为,日本近代开始于明治时期。1875年(明治八年),福泽谕吉首次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并且相对于“私德”,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诠释。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菅了法在《伦理要论》著作中专门著述了“东洋道德训言”。在“东洋道德训言”中列举了“佛教训言二十七则”“儒教训言四十八则”。 1890 年(明治二十三年),明治天皇颁发了关于国民教育以及各类学校教育的诏书——《教育敕语》。《教育敕语》的发布是日本近代文明开化与复古儒学等学派争论的结果,标志着明治时期各种道德论争的终结。《教育敕语》中虽然渗透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但是也凸显了日本国家主义的倾向。《教育敕语》虽然没有明确“公德”思想,但是也蕴含了对国家、对集体之“公德”意蕴。《教育敕语》颁布后,许多日本的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家、教育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并且各自依据《教育敕语》诠释其中的道德思想。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坪内雄藏著《伦理与文学》,其中论述了“公德训”,其内容包括“关于公德与私德”“关于公德的消极性教训”“悖公德的四大类”“没同情”“旁若无人”“对公共财物的不公德”“对公务的不公德”“关于公德的总结”八个部分。关于坪内雄藏论述“公德训”的目的,在《伦理与文学》的“序”中作出如下论述:“公德训用于教育年少弟子以及从事德育工作的人作为参考。”[1]1归根到底,其旨意就是为了落实统治者的道德教育思想。

  日本近代从明治时期发展到大正时代,一直非常重视国民“公德”素质的不断提升。足立栗园1915年(大正四年)出版著作《教训丛书·立志讲话》,1916年(大正五年)出版著作《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两部著作中都有“公德训言”的论述。《教训丛书·立志讲话》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中编为“公民的道德及训言”,下编为“公民美谈”。其中,中编“公民的道德及训言”中,有“正义训言”“公平训言”“信义训言”“诚实与正直训言”“廉耻训言”“节操训言”“公德训言”“公共心训言”“同情训言”“慈善训言”“献身训言”“自尊自重训言”“进取训言”“勤勉训言”“俭约训言”“坚忍训言”“规律训言”“情谊训言”“信用”。在《教训丛书·立志讲话》和《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两部著作的前言中,都附有1890 年(明治二十三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和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0月13日颁布的《戊申诏书》。《教育敕语》与《戊申诏书》都是进行国民教化的诏书,足立栗园的把它们放在其两部著作的前言,以此说明《教训丛书·立志讲话》和《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的道德“训言”等内容都是以《教育敕语》和《戊申诏书》为依据的,因为《教育敕语》和《戊申诏书》的内容都是日本近代进行国民道德教育的指导方针,正如木村小舟在《教训丛书·公民讲话》的“例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本书示以作为立宪治下的国民及作为自治制下的人民处世的要领,特别是应作为公民对国家的权利义务和作为公民的道德纲领,登载‘训言’,并加入了古今东西关于公民的美德逸话……本书奉《教育敕语》《戊申诏书》《军人敕谕》等谕旨,尽量用通俗平易的文字,给予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以行为指导。”[2]1907年(明治四十年)木村小舟著《少年训》。此著作分为 上篇“训言”和 下篇“时言”,其中也包括了有关青少年“公德”的“训言”。

  由此可见,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都是依据当时统治者的国民道德教育指针,进行具体化落实的诠释说明。日本近代,自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开始,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逐步富强,其原有的道德思想也遭到了西方欧美思想的冲击,由此近代初期日本各种各样的道德思想争论不休,直到《教育敕语》的颁布,才基本上终结了当时各派道德论的争论。明治三十年代日本道德论中的“公德”论凸显出来,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普及舍编辑所编《新编高等小学教师用修身教典·卷一》设“公德”课;同年普及舍编辑所编《新编高等小学教师用修身教典·卷三》,其中也设有“公德”课。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井上圆了在其著作《圆了随笔》中指出:“日本人一般只知道有私德,不知道公德,当下必须培育全民的公德思想,特别是加强在中学道德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公德思想。”[3]1901、1902年(明治三十四、三十五年)日本的报刊杂志展开了关于“公德”的热议,使日本近代关于“公德”之热议达到高潮。坪内雄藏在1907年(明治四十年)出版的《修身讲义》中指出:“数年关于‘公德’的诸多议论,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公德’的缺乏。”[4]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读卖新闻编辑局把《读卖新闻》上刊登的各位思想家关于对“公德”阐释的诸多文章,汇为《公德养成之实例——附英人之气风》结集出版。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书籍株式会社编纂《国语缀方教法及教授案》,其中设有“公德心”之章节,由此日本政府在小学、中学加强了关于“公德心”“公共心”之道德教育。在近代,日本政界、理论界都非常重视全社会的“公德”提升,日本政府从法治和教育入手加强国民的道德建设,而理论家们则纷纷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努力提高日本国民的“公德”水平,其中也包括了示以国民的“公德”“训言”。

  二、日本近代“公德”“训言”的内容

  日本近代,不同的思想家、理论家关于“公德”的“训言”也不尽相同。1907年(明治四十年)木村小舟所著《少年训》中的“公德”“训言”,主要是针对“少年”的“公德训言”,如 禁止“乱涂乱画”的“训言”。其指出:“在东京的小学校,儿童拿着擦拭布擦去板墙上的涂鸦……所以无论如何禁止乱涂乱画。”[2]

  日本大正时期,足立栗园在《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的“公德训言”中写道:“公德训……应该摈弃的消极公德有:(1)不守规定时间之事;(2)聚会无端缺席之事;(3)折公园的花卉、或者擅自进入禁止的场所之事;(4)在建筑物墙上或者神社外园乱涂乱画之事;(5)弄脏役所、旅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厕所之事;(6)乘车、乘船为了自己的方便,给别人造成麻烦之事;(7)在乘车、乘船,下车、下船之时,或其他混杂场所,推搡他人自己先进出之事;(8)爱惜自己物品、不爱惜他人物品之事;(9)借他人书籍或其他物品有损害照样返还之事;(10)拖延返还借他人钱财之事;(11)拖拽重物损坏公共道路之事;(12)越过境界占用他人土地之事;(13)对于公共水利,独占便宜之事;(14)偷摘别人家的果物、盗伐他人山林之事;(15)制造外观美丽而内部粗劣之物品出售之事;(16)制造的纺织物颜色美观但容易褪色,或者投机取巧制造物品之事;(17)以次品冒充良品,或者巧言欺骗顾客骗取钱财之事;(18)为了自己获得大的利益,而造成众人烦恼之事。如果以上18条都得到改善,国民的风气就会变得很美善。”[5]112-114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坪内雄藏在《伦理与文学》的“公德训”中也列举了诸多“消极公德”,例如“对公共财物的不公德”“对公务的不公德”等。在“对公共财物的不公德”中又列举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公共财物的污损,第二种情况是破毁公共财物,第三种情况是窃取公共财物”[1]78。“对公务的不公德包括对公务的无信、无责任、私弊。其如此行为,有时不仅仅是违背公德,而且还是犯罪违背法律。”[1]79其中,“对公共财物的污损”,即指在公共设施或墙壁上乱涂乱画等;“破毁公共财物”,指如借图书馆的图书不爱护或随意折取公园里的花卉等;“窃取公共财物”,是“对公共财物的不公德”中“消极公德”最严重的一种。“窃取公共财物”不仅仅是“消极公德”,而且有悖于法律,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对公务的不公德”中把“无信”分为三类,正如坪内雄藏指出:“对公务的不公德的‘无信’包括违背契约、违反纪律、懈怠职务三种。一诺千金,一旦承诺必须守信……”[1]85“对公务不公德”的“消极公德”,告诫公务人员必须遵守契约、纪律、尽职尽责,要摒弃对待公务的“消极公德”。坪内雄藏还指出了“消极公德”中的“对公众的不公德”包括:在公共场合没有同情之心,旁若无人、只是顾及自己的利益、不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内容。

  关于“消极公德”,西村茂树、坪内雄藏、足立栗园等理论家都有论述,“消极公德”即“不公德”,就是因缺乏“公德”意识而从事的违背“公德”的行为。日本近代一些理论家列举“消极公德”,其目的就是让人们摈弃有关“消极公德”的行为。近代“公德训言”中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教导国民摒弃“消极公德”,即教导国民不要做什么,并且以“消极公德”之行为为耻。

  大正时期的“公德”“训言”,不仅“训”国民有所“不为”,而且还“训”国民要有“所为”。《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积极“公德”方面的“训言”有:“(1)培养自治精神;(2)奖励教育卫生;(3)实行财产共通之法;(4)全面改善关于土地的恶风俗;(5)同市、街、村居住者,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同甘共苦;(6)不仅实行预防水火、盗贼、饥荒之法,而且联合同市、街、村之土地,发挥其功效;(7)发明为全部同市、街、村谋利益之事,谋求共同的幸福;(8)表彰善行者,借助良善发明者之力,成就其事业;(9)如果有冤罪者的话,谋求为其伸冤;(10)如果有奸猾者欺罔儿童、孤寡或者无能力者,要及时地给予弱者以救助;(11)救助穷人或者残疾人;(12)如果有国家公益之事,要尽力助之;(13)探究预防贫富不均之法,并努力实行;(14)如果同市、街、村产生纠纷的话,有义务对其调解;(15)自己的市、街、村与其他的市、街、村产生矛盾之时,放弃私见,服从公义;(16)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以国家利益为先,地方利益为后;(17)关注国家的经济,应该挽回外国贸易不均之事;(18)如果自己一身或者自己市、街、村富强的话,要以全国人民富强为信念。”[5]114-116可见,近代“公德”“训言”中有一部分重要内容旨在“教导”国民效仿“积极公德”,做有“公德”的高素质国民。

  日本从明治初期开始,经过全国自上而下的努力,到明治后期,日本国民的“公德”素质明显改善,日本“公德”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而“公德”教化并没有就此止步,进入大正时代后,日本政府和思想家、理论家们仍然致力于国民“公德”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大正时期足立栗园著《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的“公德”之“训言”,与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关于“消极公德”“积极公德”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关于提升“公德”的规范很多也都是相通的。足立栗园的“公德训言”是对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关于“公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足立栗园的“公德训言”相比于西村茂树的“公德”理论更加细致,并且把西村茂树的“消极公德”“积极公德”思想以“训言”的形式进行了表达。

  然而在现实中,国民的“公德”素质不是孤立的,“公德”从属于“道德”,而“道德”的诸要素、诸方面形成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故而,足立栗园所著《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不仅有“公德训言”,而且还有“同情训言”“正义训言”“公平训言”“信义训言”“公共心训言”“廉洁训言”“自尊自重训言”“慈善训言”“献身训言”等,这些“训言”也都与“公德”密切相关。例如“公共心训言”中指出:“作为我国的国民最应该注意的是:没有公德心和公共心的话,就不能成为真正文明的国民,必须促进国民公德心与公共心的进步……”[5]117-118

  在“同情训言”中先对“同情”进行了阐释,指出:

  人本来就是社交性的动物,经营相互扶持、相互团结的社会生活……同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他人幸福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他人困难时的同情,这两个方面对建立和谐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要建立使人与嫉妒抗争的情念发达的社会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要建立文明发达的社会,不仅对他人的困难表示同情是必要的,而且要与嫉妒意念抗争,从而对他人幸福同情也是必要的。对他人的不幸、灾难、鳏寡孤独、残疾等要有怜惜之情,对他们的境遇表示同情,并给予他们安慰及救济。与此同时,对于他人的幸福应防止嫉妒展示其同情……总起来说,同情就是见到别人幸福就同喜,见到别人不幸就同忧,即高兴着别人的幸福,忧虑着别人的不幸就是同情。[5]118-119

  作者这里对“同情”的诠释,与平常理解的“同情”不同。一般认为“同情”是对弱者的“同理之心”,而作者诠释的“同情”,不仅仅局限于对弱者的“同理之心”,而且还包括对幸福之人的“同理之心”,这种理解,更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作者在“同情训言”中这样教导:“鳏寡孤独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隐恻之心,仁之端也(孟子)。”[5]119

  在“正义训言”中先对“正义”进行诠释,“作为人,对他人的场合一定重义从正道,这就是自古以来的正义。‘正义’有广义和狭义之规则,广义的规则是对国家、对社会守正义;狭义的规则是对他人、对知己友人等守正义……天下之事,下,合乎于人心;上,合乎于天意;中,合乎于大道。”[5]91-92然后,在“正义训言”中还采用儒家思想中的警句进行“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5]93在“公平训言”中采用中国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的内容作为对日本国民的“公正训”,其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5]95-900其意思就是说:君子用公正之心对待天下的大众,不护短徇私,广泛团结;小人喜欢结党营私。不能因为一个人语言表达的好、说得好听就推举他,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缺点而放弃他的言论;“天”“无私”能普照天下,“大地”“无私”能够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普照世间万物,遵奉这三种“无私”而勤勉于天下,就能做到公平无私了。足立栗园以中国《论语》中的简短语句表达对国民的“公正训”。

  在“信义训言”中有言:“信义,即信用和道义,约束自己,固守事物的义理,从而对他人信实的规则。此信义不仅在人与人的交际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处世方面也是必要的。《教育敕语》中指示‘朋友相信’,又《戊申诏书》中御示‘惟信惟义’,即是对人们交往中必须坚守信义的训论,尤其实业家更要坚守信义,形成相互融和的贸易,实行信义,从而荣家富国。训言:‘民无信不立’(孔子);‘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言必信,行必果’(孟子);‘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5]95-98这些都强调了“信”的重要性,告诫国民 “无信”就无法“立”,一个企业没有“信”就会失去市场,一个人失去了“信”就无法立足,更无法发展,故而在任何时候都要“言必信”,说到做到。并且讲“信”要符合“义”,只有符合“义”才能实现“信”。“义”也是“正义”,是合宜公正的道理。

  《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还对“廉耻”进行诠释:“要有廉洁而知耻之心,廉洁就是凡事尽全力,无正当的理由,绝对不要贪心。若动一时的贪念之心而获取不义之利,即使得到一时的快感,终究也会陷入不快,也绝对不会永久地得到满足。”[5]105-106足立栗园在“廉洁训言”中指出:“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5]106-107“廉”为不贪图不义之财,而洁白无暇;“耻”本意是羞愧,“廉耻”是对廉洁的操守以及对“不合理”贪心的耻辱。“廉耻之心”无论对于人的“私德”修养,还是对于人的“公德”修养,都是不可缺少的。

  《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还有“自尊自重训言”,“自尊”就是自我尊重,而自我尊重要把握好“度”,过于“自尊”就演化为“自负”,自我尊重不足就演化为“自卑”。如果希望别人尊重自己,那么自己首先要尊重自己。“自尊”是个体通过自我作为社会角色而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自尊”离不开“自我”,也离不开“社会”。“自尊”来源于“知耻心”,人有了“知耻心”,其行为就会有节制,就会在意公众对于自己的评价,在现实中就会努力避免自己的卑贱庸俗行为,从而有尊严地生活。“自重”即自珍自爱、慎言慎行、自我重视。足立栗园在“自尊自重训言”中指出:“人必须自尊自重,‘自尊’养成独立的秉性,‘自重’节义廉耻之风。‘自尊自重’观念,不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作为‘国民’所必须拥有的品德。”[5]125-126足立栗园在“自尊自重训言”中还采用了中国儒家经典中的名言:“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周易》);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朱子语类》)。”[5]127“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告诫人们意志要坚如磐石,不要整天沉浸于享乐,只有坚守正道、自尊自重,才会吉祥。“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教导国民:坚守节操之人,常常不会在乎死后是否被扔到沟壑,即重道义之人其信念坚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由此,显示了“自尊自重”的力量。日本近代《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的“道德”“训言”借用了诸多中国儒家经典中的语句。总起来看,足立栗园著《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道德”之“训言”,一般采用日本的名家名言或者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警言、警句,或利用宗教中的名言名句,便于民众记忆,从而渗透入其思想,指导其行动。

  日本近代的“公德”之“训言”,不是孤立的,是与道德的其他“训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尽管足立栗园在《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把“公德训言”与“公共心训言”分开了,实际上“公德心”与“公共心”在现实中有时候难解难分,具有优秀“公德”素质的国民,既离不开拥有优秀的“公德心”,也离不开具有优秀的“公共心”,还离不开“正义”“公平”“信义”“诚实与正直”“廉耻”“节操”“同情”“慈善”“献身”“自尊自重”“进取”“勤勉”“ 俭约”“坚忍”“规律”“情谊”等精神与品质,因为这些“道德”要素也都与“公德”相互作用,由此《教训丛书·公民讲话》中的诸多“训言”,其实就是一部关于道德的“训言”,其中包括了“公德”训言,因为“公德训言”从属于“道德训言”,“公德”“训言”的内容与道德的其他部分“训言”的内容是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

  三、日本近代“公德”“训言”之作用

  日本近代“公德”之“训言”,在落实近代日本政府的国民道德方针、政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其表现如下:

  其一,“公德”之“训言”,是近代日本政府国民道德教育方针从理论层面落实到操作层面的重要媒介。近代日本,为了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了把政府的国民道德方针贯彻到全体国民,一些理论家、思想家对政府的道德方针、政策进行解读,便于国民贯彻执行政府的国民道德方针,以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之中,由此编辑关于“公德”的“训言”,便于国民牢记,以便指导国民的公共行为。

  其二,“公德”之“训言”,教导国民摒弃什么行为。“公德”之“训言”列举了消极之“公德”,并且列举的“消极公德”很细致,告诉民众具体哪些行为违背“公德”,哪些行为是应该摒弃的“消极公德”,以便给予民众以警示,告诫国民在“公德”方面不要做什么。如果做了“消极公德”所列举的行为,就是不公德。对公共财物的不公德、对公务的不公德、旁若无人没有公德心等等,就要自感羞耻。每个人的行为只要避免列举的“消极公德”,全社会的公德水平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国民的“公德”素质会很好地得到改善。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列举了诸多的“消极公德”,足立栗园也在“公德”之“训言”中列举了“消极公德”的有关“训言”,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国民的“公德”观念,激发民众的羞耻之心,以违背“公德”为耻,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

  其三,“公德”之“训言”,教导国民应当有什么行为。“公德”之“训言”又列举了“积极公德”。 足立栗园在“公德”之“训言”中,列举了一系列“积极公德”之行为方式,给予民众以规范,告诉国民,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才是具有“公德”的国民,鼓励国民要具有“公德心”,以“积极公德”规范规制自己的行为。“公德”之“训言”中“积极公德训言”,就是指示国民按照“积极公德”之倡导,规范自己的行为,遵照“积极公德”行为处事,成为文明的、具有良好“公德”的国民。如果每一位国民都能做到“积极公德”所倡导的那样,那么整个国家的“公德”风气会变得更加美好。

  “公德”之“训言”,告诫人们要有所不为和有所为,以“训言”的方式培养国民“公德”修养,作为当时日本政府关于道德教育方针、政策落实到实际中的媒介之一,在现实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些脍炙人口的“公德”“训言”,写在公园的宣传板上,融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里,成为指导国民行为的口号,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国民“公德”水平的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今日本被世界赞誉的全民“公德”素质,就与日本近代自明治时期以来的不断努力分不开。日本近代用软硬两手抓“公德”,一方面采用硬性的“法制”手段规范、惩治有违“公德”的行为;一方面采用软性的“教育”手段抓“公德”教育,采用诸多教育方式提高国民的“公德”素质与遵守“公德”的自觉性。“公德”之“训言”作为日本近代进行“公德”教育的方式之一,在促进日本国民“公德”素质提高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一个人品德的培养需要从其幼儿期就开始重视,有关“公德”素质、习惯的培养也需要重视早期教育。日本从明治时期开始,不仅重视各级学校的道德教育,其中包括重视“公德”教育,而且也有关于青少年的道德“训言”,例如,1907年(明治四十年)木村小舟《少年训》中“公德训言”的普及,加深了青少年对“公德”的认识。青少年对“公德”“训言”的记忆更长久,“训言”融入其思想,会影响其一生的行为习惯以及“公德”素质。由此,“公德”之“训言”,对于提高日本国民的整体“公德”素质,作用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坪内雄藏.伦理与文学[M].东京:富山房合资会社出版,1908.

  [2] 木村小舟.少年训[M].东京:博文馆,1907:86.

  [3] 井上圆了.圆了随笔[M].东京:哲学馆出版,1901:59.

  [4] 坪内雄藏.修身讲义[M].东京:早稻田大学,1907:25

  [5] 足立栗园.教训丛书?公民讲话[M].东京:富田文阳堂出版,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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