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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
2017年01月03日 08:49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胡刘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Modernistic Critique of "Concrete History":The Methodological Premise of Marx's Philosophy of History

  作者简介:胡刘,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重庆 400715

  原发信息:《山东社会科学》第20168期

  内容提要: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的误读主要根源于未能有效校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实际上,马克思主要通过哲学、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织研究,将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锻铸成了其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而且,正是这一方法论前提规定了马克思历史哲学出场路径的转换与问题意识的重构。

  关键词: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方法论前提

  标题注释:本文是2013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基于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教技涵[2013]47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项目“‘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视域及其当代转换”(13JHQ013)、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基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改革研究”(11SKB23)、重庆市高等教育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3120)、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基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改革研究”(2011JY045)、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培育项目“基于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15XDSKZD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任何一种哲学的创立都有其相应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历史哲学也是如此。但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似乎一直未得到有效校正,以至于仍然被当作一种“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看待,进而失去了其作为“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的光辉。实际上,马克思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在于它通过独特的理论道路把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作为了其自身的方法论前提。因此,回到马克思开辟的独特理论道路,阐明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前提性和基础性课题。

  一、对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的误读及其深层根源

  自马克思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一直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这些争论是由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理解的分歧引发的,并主要围绕以下具有紧密联系的三个层次的具体问题展开:(1)马克思历史哲学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传统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2)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历史哲学建构中的地位和意义何在?(3)马克思历史哲学是何种意义的“历史哲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部先后形成了三种主导马克思历史哲学阐释的模式。然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把马克思历史哲学变成了“纯粹哲学”内部逻辑演绎的结果,从而误读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部则更是如此。究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始终只是在纯粹哲学层面来评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而始终未能有效校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或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

  (一)“物质本体论”模式。这主要是由“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学说所主导的以物质范畴为核心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从而旨在突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形成并沿袭至今的一种阐释模式。尽管这在坚持和强调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是以把马克思历史哲学同质归结为探索宇宙的终极本体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了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去“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而再把由此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广或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因此,在这里,不仅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马克思学说机械地拆解成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而且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被了解为“纯粹哲学”内部一种新的逻辑演绎,以至于重新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变成了适用于解释一切历史时代和民族历史的抽象“药方和公式”,即“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显然,这是因为忽视或割裂马克思的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即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关系,进而错把从“纯粹哲学”内部演绎得来的抽象“物质”原则当作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所致。

  (二)“实践本体论”模式。这主要是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在反思和批判“物质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主张以实践范畴为核心来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从而旨在彰显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总体性”、“实践性”、“主体性”等原则并逐渐盛行开来的一种阐释模式。这实际上是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状况的一种“哲学回声”,即:改造现实世界尤其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发掘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所蕴含的“主体能动性”意义,乃至从本体论上把“实践”确立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以便激发或从外部为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的“主体能动性”的阶级意识。应该说,这种阐释模式对于突破“物质本体论”模式中的“官方”教条,发掘和恢复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实践批判精神,特别是对现代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变迁的自觉批判意识,甚至把马克思历史哲学了解为“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①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理论与方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是以把马克思历史哲学看作对纯粹哲学或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原则推到逻辑顶点的产物为前提的,以至于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了用“主体能动性”实践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代替黑格尔关于抽象的精神劳动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并由此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引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因此,在这里,不仅未能真切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系,而且仍然是从纯粹哲学内部来发掘和规定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的,而仍未能摆脱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层面看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窠臼。显然,这是因为从纯粹哲学层面抽象地看待马克思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关系,从而离开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来把握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进而错误地把一种抽象的实践哲学归结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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