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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
2018年06月08日 11:19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李佃来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简介: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青年长江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湖北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山东社会科学》第20171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自觉的形成,是近几年中国政治哲学界的两个重大学术事件。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理论上,这两个学术事件之间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关联。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当代中国,所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不仅是作为一个思想史的个案,同时又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思想资源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把马克思政治哲学视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思想资源,意味着对于前者的研究,可以在“由后而前”和“由前而后”两条方向相反的路径上推进。这两条路径上的研究表明,马克思虽然没有构建一个完备的政治哲学体系,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却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极其重要的理论参照系。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5AZD030)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自觉的形成,是近几年中国政治哲学界尤为引人注目的两个重大学术事件。从表层来看,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独立性的学术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理论上,这两个学术事件之间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关联。梳理并阐明这种内在关联具有双重学术意义,亦即一方面有助于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学术前提。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当代中国”

  任何一个学术热点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原因作为支撑。作为当前方兴未艾的一个学术热点,马克思政治哲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出场,既有理论层面的深刻原因,更有现实层面的深刻原因。从理论层面来看,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积极回应20多年来的政治哲学研究热,并由此探索新的学术生长点的结果。从现实层面来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化改革以来新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全面展开在理论上激起的强烈回响。政治哲学是一门现实感很强的实践哲学,所以,理论层面的原因实质又是以现实层面的原因为原因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是一个在纯然哲学史的维度内凸显出来的论题,在根本意义上,它是一个生成和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的重要论题。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并不是某个学理问题,也不是马克思的历史性文本,而是当代中国。

  众所周知,在如何面对传统这个问题上,冯友兰曾经提出过两种思路,即一是“照着讲”,二是“接着讲”。我们开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自然应当在忠实于马克思的前提下“照着讲”,但同时更应当在容纳当代中国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前提下“接着讲”。就“接着讲”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纯粹文本解读的意义,而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取得了本质性的关联。这种关联的核心要义,自然不在于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直接等同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而在于通过开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来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这便是说,马克思政治哲学不仅是作为一个思想史的个案,同时又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思想资源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是一件凌空蹈虚的、纯然学术概念层面的工作,而是以深刻把握和解答当代中国重大现实政治哲学问题为前提、为目标的一项任务。所以,进而论之,马克思政治哲学要真正成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它能够有效地回应当代中国重大现实政治哲学问题,如果缺少了这个前提,我们就没有理由将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有效的思想资源而对接到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中来。然而,在“当代中国”这个历史方位上,哪些问题是最亟待从学术理论上来回应和解决的重大现实政治哲学问题?政治哲学研究者基于自己的学理背景,完全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根本不同的回答。然而在我看来,最亟待从学术理论上来回应和解决的重大现实政治哲学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二是如何重新树立现代社会规范性目标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中生成和凸显出来的,而对于它们的解决,也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的重要前提。目前,我们强调“共享”发展,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而强调法治社会的建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解决后一个问题。

  历史地看,近代之后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实际主要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开展的。具体言之,自洛克到黑格尔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社会提供伦理道义辩护和确立规范性目标。洛克基于所有权、休谟基于道德、康德基于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亚当·斯密基于“看不见的手”、黑格尔基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建构,都深刻地表征着这一点。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公平正义问题。罗尔斯、诺齐克以及德沃金等政治哲学家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从各自的学术视角、本着各自的价值取向来构建各自的正义理论。不过,如何确立现代社会规范性目标的问题与公平正义问题,在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中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地耦合在一起的:自洛克到黑格尔的近现代政治哲学虽然主要探讨的是前者,但也隐在地包含了后者;而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的当代政治哲学虽然明确地将后者论定为最显性的问题,但其关于正义理论的建构,也是要在新的历史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前者。

  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情况不同,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故而它们并不是完全耦合在一起的。具体说来,公平正义是30多年来随着“贫富分化”的渐次形成而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一个矛盾点上所生成的,而是由多个矛盾点所共同促生出来的。它既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所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逻辑,也可以追溯到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二元结构”,还可以追溯到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如此等等。而如何重新树立现代社会规范性目标的问题,则关联到大不相同的情形。根本来讲,这是一个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所产生出来的重大现实问题,其实质就在于确立与现代市场社会相匹配的政治和伦理规范体系,并由此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价值论上的言说和引导。这个问题自然与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良序结构紧密关联在一起,但它并不涉及在特定的矛盾点上所生成的、具体的公正或不公正的问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上述两个重大现实政治哲学问题虽然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性,但一种能够对它们作出有效回应的政治哲学,则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支持或拥有一种以平等的权利为价值基点的规范性理论结构。因为无论是要为现代市场社会树立一种规范性目标,还是要解决具体的不公正问题,这种规范性理论结构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能够有效地回应当代中国重大现实政治哲学问题,进而它是否能够成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是否支持或包含了这个规范性的理论结构。然而,这个问题的悖论和难点在于:根据传统的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或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改变世界和革命,其主导性的理论和思想范式是“阶级斗争”。而如果遵照这种理解,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支持或包含一个以平等的权利为价值基点的规范性理论结构。进一步说,中国学术界近几年来虽然接着“塔克—伍德”命题,围绕“马克思与正义”进行了诸多学术探讨,但一是由于这些学术探讨大都将“正义”视为一个独立的价值和问题,二是由于这些学术探讨大都缺少历史性的纵深剖析,所以总体来看,学术界并没有在以正义理论为中心问题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指认出一个以平等的权利为价值基点的规范性理论结构。不过,这些情况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重新去思索和探讨这个具有悖论意义的难点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李佃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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