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酒”不能“旧瓶”装 ——重思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之旅
2019年12月31日 11:04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王时中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Old Bottles Unavailable for New Wine:On Young Marx's Critical Course of Philosophy of Right

 

  作者简介:王时中,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天津 300071

  原发信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0193期

  内容提要:青年马克思从“法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转变,是以突破“法的形而上学”之层层迷雾,追寻“现有之物”的过程。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性考察,才是青年马克思从“法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但在“康德—费希特法哲学”“历史法学”与“黑格尔法哲学”中,“现有之物”不是被抽象原则所遮蔽,就是被毫无原则地尊崇,或者被思辨辩证法所神秘化。重新梳理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之旅,对于揭示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独特把握方式,明确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拓展方向,具有极强的参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法哲学/应有之物/现有之物/政治经济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9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YJA720014)。

 

  

  一、问题的提出:什么是青年马克思之“苦恼”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35年秋季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学,随即在1836年秋转入柏林大学,在此之后,便从法学向哲学靠拢。在1842年就职《莱茵报》时出现“苦恼的疑问”、进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马克思始终未曾脱离法哲学思考。因此,如何理解青年马克思所出现的“苦恼的疑问”,进而如何解释他从法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转变,对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征与演变逻辑,具有“关节点”的意义。

  国内学界普遍接受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确立的观点,认为这个转变是一个“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且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构成了一个互相证成、圆融贯通的“解释学循环”:一方面,青年马克思从法哲学进入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历程,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也经历了从历史唯心主义中艰辛突围的曲折历程,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本人从法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转变中。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将马克思从法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视为一个“进步”,将马克思对康德—费希特法哲学、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视为革命性的突破,再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时,便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即无法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直接阐发出一种关乎法权、正义与平等主题的现实性的政治哲学,一旦强行“嫁接”,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于是,国内学界便出现了两种貌似言之成理,但恰相反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但其主要是在“生产”的层次上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与批判,由于“生产”不是“规范”,因此不可直接阐发出一种现实性的政治哲学来,而有待思维方式的突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不同于任何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革命性,而如何去领悟进而阐发这种先进性与革命性,才是这个时代哲学研究的主题。

  这里的分歧非常类似于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所论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当性之争:资产阶级哲学家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专属的哲学内容,这恰恰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传统哲学的内容,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性与革命性所在。[1]4柯尔施的解决方案是区分开“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再以“资产阶级革命”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联为参照,来阐发“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既然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发展的英雄时期,那么,当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时候,新兴的无产阶级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找到了自己理论上的表述。因此,“资产阶级哲学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世界观之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哲学的继承人”[1]英译本导言18。柯尔施以黑格尔哲学作为参照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方案貌似圆融,但这一阐发路径过度依赖黑格尔辩证法资源,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批判性反思。[2]

  有鉴于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推进“瓶颈”,本文不拟沿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阐释框架,而是以“应有之物”与“现有之物”的关系为坐标,以“现有之物”的追寻为线索,结合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康德—费希特法哲学、萨维尼历史法学与黑格尔法哲学之间的演进关系,重构马克思从法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历程,并以此来透视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拓展方向。

  二、对“应有之物”的批判:从法的形而上学中走出来

  马克思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时,该校最为声名显赫的哲学家黑格尔已经辞世五年了,但该校的法哲学在欧洲依然出类拔萃;虽然该校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主义者甘斯之间的论争在1839年才公开化,但马克思入校的时候,这场争论就潜在地影响到了他,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对立”[3]212。所谓“应有的东西”,就是脱离了实际生活的法理原则;而“现实的东西”则是生动、具体的社会生活。

  在传统的法学形而上学那里,“规范性”高于“事实性”,法律的“应然”高于现实的“实然”。马克思一开始也试图按照大陆法系的方式区分公法和私法,继而以契约法为侧重,将私法分为人法、物法、物上的人法这几种同样传统的范畴,由此构造法学的体系,但这种思路体现的是旧的法学思维,即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据他后来承认,这种法的形而上学接近康德以及费希特所建构的那套据称是“科学的”自然法体系,其错误源自“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因此,要考察青年马克思对待法哲学的态度转变,首先需明确康德—费希特法哲学的理论特征,而这又不得不以中世纪后期的哲学演进作为背景。

  在15世纪后期主导的哲学论争是在“唯实论”(理智主义)与“唯名论”(意志主义)之间进行的:唯实论者以托马斯主义者为代表,认为自然之中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形而上学的法律,上帝与人类均服从理智的法律;但以奥卡姆、司各脱为代表的唯名论者则主张上帝只是意志,“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救赎的自由只是神圣意志的行为,它与理性的规范前提没有关联”[4]49。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不仅延伸到路德、加尔文等新教改革中,而且也通过托马修斯、普芬多夫与莱布尼茨的争论传递到了康德那里。

  面对“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之间的“拉锯”,康德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上帝的意志”调换成“人类的意志”,更新并推进了这个核心问题:他一方面追随意志主义的路线,论证了人类意志有责任为有序的人类社会制定实证性的规则;另一方面,他也接近于理智主义的成果,论证了立法者能够且必须确保法律符合理性普遍化的标准。正如桑希尔所言:“康德的实践哲学标志着他想努力解决以下问题,即何以能够认为法律表达了理性必然的形而上学原则,同时又能够自由地行使基本的人类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康德法哲学克服了理性(必然)与意志(自由)之间的基本分歧。”[4]172-173

  康德之所以能做如此调和,根源于他对实践理性之“立法”功能的规定:正是基于人类的实践理性,“上帝的自由可以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人类自由,这种自由能够以自由法律的形式来获得”[4]173。在这种法律化的人类世界中,人类已经不需要作为立法者的上帝,也不需要任何已经确立好的自然秩序。因为“自由的人”取代了上帝成为道德必然性的动力因与裁决者。康德据此设想,理想的或合法的政治秩序可以根据它与普遍法则相符合的程度进行衡量,而这种普遍法则又来源于实践理性的最高法则。当一个国家实现了这种状态,国家自身就获得了“自律”。

  费希特将康德伦理政治观念置于更具体、更实在的人类学基础之上。与康德不同,费希特所谓的主体已经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静态的形而上学存在,也不是二元分裂地面对的现象世界,“他是自身及其对象的自主的、积极的与意愿性的来源,主体积极地自我设定是所有其他一切的基本来源”[4]190。换言之,费希特的主体已经摆脱了理智与意志的对立,“通过自我设定为理性和意志,主体创造了一个人类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人类思维的所有方面都能够表达与认识到自己的理性自由”[4]191。

  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所反省的“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正是根源于这样一种法的形而上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而上学固然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但却根源于康德对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之关系的应对,而他所谓的“费希特的那一套”也是对康德应对方案的再拓展。他们都论证了人类的实践理性能够实现他们的自由,而合法国家的宪法就是这些原则的体现。如果缺失了对康德—费希特之法的形而上学的内涵及其意义的梳理,就很难理解青年马克思随后对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主义法哲学的批判视角。

作者简介

姓名:王时中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