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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及实践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2020年05月15日 11:31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马援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Marxism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作者简介:马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

  原发信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京)2019年第20194期

  内容提要:世界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拓展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视域,有其思维特质。新中国的国际交往实践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已逐步从内部转外部,从“一边倒”到“全方位”,从“冷战”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对抗斗争转向和平与发展状态下的合作发展,从参与国际社会到构建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深刻认识世界交往趋势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把握,是在深刻认识世界交往关系基础上对国际社会秩序的价值性重构,是深刻认识全球性危机与挑战基础上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创造性建构。我们要以世界交往视角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义,从世界交往理论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世界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6MZD010)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及其内涵,为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遵循,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提炼,不仅蕴含了关心关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情怀和构想,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重要遵循,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和价值追求。以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为视角,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交往理论及其思维特质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交往理论”做专门论述,但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均对人类社会的“交往现象”进行过分析和阐述,使交往成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线索和视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围绕“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地域交往”“民族交往”和“世界交往”“有限交往”和“普遍交往”等多个分析维度,系统阐释了“普遍交往与共产主义”“交往发展与冲突”“交往形式与战争”“物质交往与真实集体”“世界交往与地方局限性”“交往与自然”等辩证关系,从而使交往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范畴。“交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性范畴。它与实践、生产力、分工、生产方式等重要范畴紧密相关,与社会形态历史发展的更替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密不可分。”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交往”的概念。“‘世界交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以往各种‘交往’概念的继承与发展,是他们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研究世界前景的理念创新。”②马克思认为,交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交往是人类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的存在形式。作为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交往形式,世界交往不只局限于个人和民族之间的交往,而是更鲜明地表现为以国家作为交往主体之间的交往形式以及在具体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关系。

  (一)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主要观点

  1.世界交往关系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交往的发展过程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过程,世界交往关系的核心是以资本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各交往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性为世界交往提供了原初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本天生具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扩张的冲动,为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获取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必然会突破国家界限,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特别是生产资本的国际转移和流动,“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③,使原本处于相互封闭状态的各民族,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全面的生产”“全面的依存关系”和“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形式”,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各民族国家主动或被动地纳入世界交往范围,并推动了世界交往方式的不断提升和交往程度的逐步加深。另一方面,以资本为基础形成的世界交往关系使各交往主体天然具有不平等性。尽管资产阶级“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④,使各交往主体为保持共存底线而存在肯定他国利益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但由于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各民族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横向交往时很难产生真正平等的交往关系,生产力落后、内部交往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也只能从属于生产力和交往发达的民族。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这种交往过程的从属性外在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平等性,并最终形成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殖民与被殖民关系、控制与被控制的世界交往关系。在全球化早期,发达国家通过对落后民族国家的殖民、直接军事占领、不平等贸易等交往形式来保持这种不平等的地位,继而通过尖端科技、金融、投资等更加隐蔽的形式,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软控制”和盘剥掠夺。

  2.世界交往形式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互动。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形式是生产力的一种体现,并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一方面,全球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世界交往的形式,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力必然要求世界性的交往形式与之相适应。根据生产力发展需要,交往形式也随之发生更替,并做出适应性调整。具体表现为交往范围由狭小逐步走向扩大,交往活动由简单逐步走向复杂,交往程度由肤浅逐步走向深化,交往手段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另一方面,世界交往的扩大激发了新的需要,并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向前发展。生产力想要获得代际间的传递、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交往广度、深度的拓展以及交往手段的改进和提高。如果没有世界交往,就没有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分工和协作,就不会形成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相应地,就某一个地域生产力发展来看,其“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⑥因此,“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⑦也就是说,世界性的交往不仅对于生产力保持其巨大作用,而且还打破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单线性的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力得以在世界交往格局中得以整体推进。

  3.世界交往与社会形态的更迭与跨越。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而就单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其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其内部社会形态及发展往往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⑧也就是说,世界交往的发展程度是决定民族国家是否超越地方局限性或仍受地方局限性约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当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时,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从民族国家内部逐步扩展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社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的民族国家,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其内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就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与较为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支配下,在较为发达国家先进社会形态的“历史启示”下,某些较为落后的民族、国家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从而超越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形态,形成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

  4.世界交往主体间的冲突与融合。马克思既看到了世界交往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看到了不同文明在横向交汇时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战争”和“交易”是文明主体间进行外部交往的两种重要形式。虽然在世界交往进程中,各交往主体都充分意识到彼此之间的相互需要和依赖,但当相互间的交往、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争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国家和民族间的战争与冲突。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表现得相当明显。马克思指出,从17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到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⑨这一切冲突都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⑩但从总趋势看,马克思恩格斯又非常乐观地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在一个共同治理体系乃至共同社会形态背景下对于解决战争与冲突问题的可能。他认为:“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们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11)

  (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拓展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视域

  总的来看,世界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人们理解世界历史进程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它从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关系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国家、民族出发,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

  1.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通过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交往活动的发生、发展以及交往形式变化过程的系统考察,揭示了社会历史演进的实质及其内在机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社会开始从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历史性逐渐转变的过程,“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2)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历史更替,揭示了人类社会从隔绝走向互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差异和对立走向合作与融合,并最终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事实逻辑和历史趋势。通过对世界交往的研究,马克思预见了普遍交往的不可避免性。也就是说,世界交往只是作为普遍交往的前提而存在的交往形式,只有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普遍交往”这一人类之间理想的交往关系。“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对人们的交往活动的历史考察中,通过对交往形式的历史演变的审视,揭示了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历史暂时性,确立真正属人的交往形式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原则。”(13)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形态和世界历史最终走向的共产主义交往方式,同时也正是人类命运的共同归宿。

  2.全球化的视角。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预判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从交往的视角出发,全球化作为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日益紧密的一种状态,不过是世界交往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生产力“普遍发展”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消灭得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4)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是同区域化和民族化相伴随并体现区域或民族异质性特色的自然历史过程”。(15)在世界交往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二者之间不仅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16)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实际上反映了世界交往过程中“普遍化与特殊化”“同化与分离”“并立与融合”的复杂矛盾运动,因此,只有从世界交往视域出发,才能真正科学把握全球化的内涵、历史进程及其本质特征。

  3.人类解放的视角。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归宿是探讨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从交往角度看,交往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交往具有的社会属性与人的社会本质是统一的。就单个人来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一个人,他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因此是过着一个多方面的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思维也像他的生活的任何其他表现一样具有全面的性质”。(17)另一方面,交往为个人充分利用其所在社会发展的总体力量和人类总体活动的一般成果来发展自身提供了必要途径。伴随着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不断接触新世界,不断丰富交往内容和形式,通过不断掌握新的知识和理念,不断学会新的技能和新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而实现全面发展,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8)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真正的本质是人的共同体”,人类社会的目标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也“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9)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交往是人类迈向“世界共同体”的必然途径,同时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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