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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以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为中心
2020年07月17日 17:08 来源:《日本学刊》 作者:韩立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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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ivil Society School of Marxism"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 Focusing on Seiji Mochizuki's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Theory of Marx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日本学刊》(京)2019年第20192期

  内容提要:“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解释出发,强调“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并以市民社会概念为中心重构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尽管由于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型,使它在日本失去了发展的生命力,但是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论/望月清司

 

  2010年,日本社会思想史学家植村邦彦在《什么是市民社会》一书中,宣告了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存在于日本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潮流的终结“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人们认识到,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所做的解读存在勉强之处,无论是作为马克思研究,还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都迅速地失去了它的冲击力。到了70年代末期‘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本人也开始脱离‘市民社会理论’。这是‘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理论’本身的终结。”①

  但是,与这种“终结”论相反,日本要求重新评价该派历史作用的声音也在不断高涨。譬如,望月清司的弟子村上俊介就提出“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仍未过时,其以“等价交换=分工关系”为内容的市民社会规定仍然对当今日本市民公共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脱离这一内容规定的做法是向“日本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弱点的返祖”现象。②2018年6月初召开的“日本经济史学会年会”(东京大学)专门设置了“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议题,将“平田清明、望月清司理论及其以后的市民社会理论”视为“有过独特贡献”的日本经济思想。

  研究“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③,主要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即如何在具有东方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建构市民社会有关,其中“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终结”,将在中国“涅槃重生”。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证这一判断:(1)“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基础上的望月清司“历史理论”;(3)“望月历史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一、“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这一用语最早是由日本的《资本论》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提出的。他在《马克思研究与现代》一文中把20世纪8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分为三派“第一正统派、第二宇野派、第三市民社会派”。这里所谓的“市民社会派”就是指“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佐藤金三郎这样概括它的特征“市民社会派和前两种流派比起来是最近出现的,我认为该派试图将迄今为止被等闲视之的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复位’。如果说前两者,特别是正统派重视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史观的话,市民社会派则重视生产力的分工史观。”④这一概括很准确,它将该派最核心的关键词,即“市民社会”以及“复位”、“分工史观”等都列举了出来。

  众所周知,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大概从1844年的《巴黎手稿》时期起,马克思就把“对市民社会的解剖”⑤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并倾尽一生进行研究。那么,他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先看一下马克思本人的表述。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指出:“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haft)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全部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Bourgeoise)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⑥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也谈到市民社会“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做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⑦

  按照上述规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除通常所谓的经济基础的含义外,还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即:在时间上,它产生于18世纪“财产关系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是“随同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近代社会;在内容上,它是以普遍的私有制为基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是每个市民都在其中进行“自由竞争的社会”。这种市民社会理解颇接近斯密和黑格尔的思想。斯密把“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定义为“商业社会”(a commercial society)⑧;而黑格尔把“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haft)定义为“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n)⑨。他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不同于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等人。这些17世纪的思想家以近代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把市民社会看成由个人所建立起来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或者政治体系,其重点在于强调建立市民社会对于完成启蒙和民主主义的政治意义。如果把这种市民社会称为“作为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的话,那么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则无疑是一种“作为经济社会的市民社会”。这种市民社会虽然同样构成了启蒙和民主主义产生的基础,对完成启蒙和建立民主主义的任务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侧重点并不在于此。其侧重强调分工和交换的经济结构对于规定市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分析社会形态的方法论意义。这一特点在马克思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的市民社会概念首先就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这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市民社会概念又有根本性区别。在哈贝马斯他们那里,市民社会属于一个非国家、非市场的中间领域,指市民的公共性,在本质上是政治学范畴。

  虽然马克思与斯密、黑格尔同属于一个谱系,但是他对市民社会还多了一层理解,即市民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⑩。所谓资产阶级社会,是指因资本家通过不等价交换而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结果导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对立的阶级社会。剩余价值和阶级对立是该社会的两大规律。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就在于他从市民社会中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并对资产阶级社会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可是,由于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常常用“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haft)的名词型“Bürgerliche Gesellshaft”或者“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资本主义社会)来表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容(11),再加上资产阶级社会认识是他区别于斯密、黑格尔之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往往有意对两者不做区分,将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受此影响,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绝大多数die bürgerliche Gesellshaft”和“Bürgerliche Gesellshaft”都被翻译成“资本主义社会”。

  这样一来,市民社会就丧失了其固有的含义及方法论意义。这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近代社会认识无疑是有害无益的。对这一情况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平田清明。他在《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中指出,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存在很多“消失了的范畴”,这些范畴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体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作用,市民社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它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12)望月清司积极响应平田清明的倡议,公开声明要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重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3)以两人为旗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形成了一个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流派,即“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当然,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渊源上说,该学派的前身可追溯到战前“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对日本社会半封建性的认识,以及战前和战后两次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都对“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战后,以大冢久雄和高桥幸八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史研究、大冢久雄和高岛善哉等人让马克思与韦伯“对话”、内田义彦让马克思与斯密“对话”,也都为该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三个特点:

  (1)区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他们所谓的“市民社会”与马克思理解的市民社会基本相同,是指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体系,其重点在于“分工和交换”这一经济结构。按照望月清司的表述,它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劳动过程中共同体的分工和协作联系;第二,个人之间的社会分工和交往关系”。(14)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也与马克思本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规定相同,是指以剩余价值和阶级对立为特征的阶级社会。他们之所以要做出这一区分,为的是避免把近代社会单纯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简单化倾向,强调要从这两个层次上把握近代社会的本质。当然,如果不做这种区分,平田清明的“从市民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15)的著名命题以及望月清司的作为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也不可能成立。需要强调的是,在他们那里,市民社会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分析近代社会的方法论范畴。它被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应用于对“资本原始积累”、“货币向资本的转变”以及“领有规律的转变”(Umschlag des Gesetzes der Appropriation oder Aneignung)等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解释。

  (2)虽然市民社会本身也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但是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消极方面,他们更强调市民社会的积极方面。诚然,由于市民社会也是一个以私人所有和商品交换关系为本质的社会,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异化和物象化现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形式。但是,它毕竟使分工和交换得到全面发展,确立起个人的独立性和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相对于近代以前的共同体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进步。而且,它还为共产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条件。因此“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市民社会看作一个具有“历史贯通性”的范畴,认为它可以贯穿于近代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始终。在望月清司看来,甚至在原始共同体阶段也照样存在“分工和交换”这一市民社会结构的雏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平田清明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16),把市民社会看作未来“重建个体所有制”的基础。

  (3)以市民社会概念为中心重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或者说“历史理论”。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他们没有采取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说”,而是采取了“原始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这种“三阶段说”,市民社会处于至关重要的中介地位。这里的“社会主义”阶段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阶段。望月清司甚至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解释成市民社会历史观,即人类历史就是市民社会从潜在到现实、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内田弘曾这样概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点“这个谱系的马克思研究的特点在于,凸显作为历史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这一马克思的学问体系。即,各种经济学范畴都具有出色的历史特征,马克思在体系基础的意义上对它们予以分析,把近代市民社会置于原始共同体经近代市民社会、再到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历史当中。”(17)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他们代表作的标题上,例如平田清明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18)、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19)、望月清司和森田桐郎合著的《社会认识和历史理论》(20)等。总之,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还是一个历史学范畴。这一点与马克思本人的市民社会认识高度吻合。

  自“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日本学界对它褒贬不一。一方面“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形势下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反映了当时日本马克思研究的水平。山田锐夫曾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这十几年,无论是从日本还是从世界来看,都可谓是一个马克思学划时代的发展时期……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进行剖析,离开被称作广义的‘市民社会论’这一潮流是不可能的。”(21)另一方面,由于它强调从本来的意义上理解市民社会,故被佐藤金三郎称作包含着一种“让马克思回到亚当·斯密”的倾向(22),也因此受到了来自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的批判。譬如,林直道就认为,“平田历史观的基本特质是无视剥削阶级的所有,对小生产所有制进行了不恰当的美化”(23),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妥协等。此外,山之内靖还从当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出发,认为该派存在明显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主义”和“生产力主义”等倾向,对此应该用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带有费尔巴哈影响的自然主义予以纠正。(24)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潮流陷入停滞状态。平田清明在新出版的《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叙说》一书中,开始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与此前主张相反的倾向(25)。而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发表之后,将其精力转向了大学的管理工作。这一时期,除了内田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1982年)和《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1985年)以及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观》(1985年)以外(26),日本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得到公认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专著。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停滞状况,可能跟它所面对的历史任务在现实中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有关。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面临两大历史任务:第一是要在实践中建立民主主义。战后,南原繁和丸山真男等政治学家们,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克服落后的封建主义出发,掀起了旨在培育“独立的个人”来建构“大众社会”的思潮。与此相呼应,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斯密和马克思那里挖掘出市民社会概念,也试图通过它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这一意图在“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高岛善哉和内田义彦那里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认为,由于市民社会中包含了“经济上的等价和正义的思想”(27)以及“一物一价”(28)等原理,对于在实践上将日本建成民主主义国家有推动作用。关于这一点,日本的研究者,无论是植村邦彦、村上俊介,还是最近出现的小野寺研太(29)都强调得比较多,他们都认为“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背后是“讲座派”的问题意识,即日本社会中还残留着许多封建残余,要消灭这些封建残余,就必须建立一个西欧那样的市民社会。

  第二是要从理论上说明日本的市民社会化问题。这一意图在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历史认识中,日本属于一个亚细亚国家,而亚细亚国家是不可能靠“内因”来进入市民社会的。但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使自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不仅如此,整个世界也出现了工业化或者市民社会化的浪潮,除社会主义阵营以外“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几乎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面对这一现实,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这一现状出现的必然性予以说明。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无法应对这一现实,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挖掘新的概念或者理论,即市民社会。关于这一点,植村邦彦、村上俊介和小野寺研太提及得比较少,但实际上这才是“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真实土壤。

  现实的发展超出了理论的预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政治制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上也成为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需要理论上予以说明的两大历史任务在现实中都已完成,这使得“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土壤。此时,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何通过对市民公共领域的建构来对官僚国家和市场暴力进行限制成为日本面临的新课题,于是日本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始转向,市民社会的核心内涵也从“分工和交换”转变为哈贝马斯式的市民公共性,即非国家、非市场的公共性领域。对此,村上俊介曾这样评价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成、到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独自的市民社会理论一直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生产和分工(交换、交往)的体系’,而日本现在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好,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也好,都使市民社会概念从经济过程中游离出来,将其内容和实质置于市民的意识、自觉这一点上。”(30)的确,这样的市民社会理解最终会集中到市民的意识和自觉上。伴随着这一“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向,“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其在日本学界的主导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看待“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倾向。不但日本国内出现了许多“终结论”,根据植村邦彦的介绍,一些欧美学者也开始强调“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局限性。譬如澳大利亚的政治学家琼·金(John Keane)在《市民社会》中提出,“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由于蕴含着通过市民社会来废除市民社会的梦想”这一矛盾,必然“是短命的”。(31)美国的日本史专家安德列·巴尔夏(Andrew E.Barshay)在《现代日本的社会科学》中也持类似的主张。(32)他们之所以会给出这样的消极评价,主要是以“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概念能否为市民公共性的形成做出贡献为标准。当然,这种“终结论”也遭到了抵抗。譬如,村上俊介就提出,即使是为建立市民的公共性“也不应从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出发,而应该从生产和交换行为出发进行论证”。(33)因为如果从市民社会中抽象掉“一物一价”以及“分工和交换”这些内涵,市民的公共性所需要的自由和平等精神将丧失其经济基础,这也会对市民公共性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是“新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前提。

  实际上,上述“终结论”者对“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失公平。他们提出,“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目的,在理论上是为重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者说“历史认识”,在实践上是为解释日本或者世界在经济上的市民社会化问题。尽管它的“副产品”会对民主主义和市民公共性建设起积极促进作用,但其直接目的并非是完成“战后民主主义”及其延伸的“市民公共性”建设的使命。“终结论”者之所以宣判了它的“终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使命存在误判。此外,正像前文所强调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概念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政治学范畴,而是经济学或者历史学范畴。“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概念诞生于经济史领域,其原型是《大纲》中作为分工和交换体系的市民社会“终结论”者看漏了这一点,这是他们低估“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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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韩立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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