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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物”的构成性问题探究
2020年11月12日 11:43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张兵 字号
2020年11月12日 11:43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张兵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Stud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ing" in Marxism

  作者简介:张兵,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西安 710119

  原发信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0201期

  内容提要:物的构成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对物进行哲学式阐释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物的客观实在的论断往往被后来的研究者误认为教条主义的独断论与素朴实在论,进而主张代之以关于物的“先验主体构成论”。这种观点同时也激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物的被构成性问题的探究。当然,这种探究不再是从认知主体或纯粹意识出发,而是从实践主体或对象化活动出发去揭示物的丰富内涵,肯定了物在实践意义上的被构成性维度以及在传统表述中被隐藏的能构性维度。马克思主义中的物是人以实践姿态生活于其中的、作为彼此有机关联的物的整体,作为这一整体的物的世界,不同于科学研究意义上的自然界概念,应被理解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相交织的整体,从而毫无疑义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根基。

  关键词:物的构成性/非—被构成性/马克思主义/物的整体/对象化活动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CZX001),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9SZYB20)。

 

  通常,人们并不把物的“构成性问题”看作是马克思需要论证或反驳的哲学论题,因为,“马克思从不抽象地谈论物质概念,他总是从现代社会生产活动的要素的角度去谈论物质及其物质的具体样态”[1]270。如果说“从不抽象地谈论”只是意味着马克思是以“非—哲学”的方式谈论,以政治批判、法的批判、经济批判的方式谈论,那么,当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阐释者再以“哲学”的方式去谈论物质概念时,必然涉及物的构成性问题。从阐释的历史演进看,物的构成性问题确实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对物进行哲学式阐释的关键问题。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题式地对“物”的构成性问题展开系统论述,但我们将尝试结合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去挖掘马克思主义中物的构成性思想,以期对“物之谜”以及“物的谈论之谜”给予根源性的解答,而不是仅仅从形式上将这一问题认定为表述方式和论述层次的不同。

  一、“物”的构成性问题的初次讨论:非—被构成性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上看,物的构成性作为一个被否定的命题,最初是在恩格斯、列宁对唯心主义的物论的批判中被阐明的。列宁在对马赫主义者的批判中首先指出,标榜“新康德主义”的马赫主义者宣称,“唯物主义者承认某种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自在之物’,即‘经验之外的’、我们认识之外的物质”[2]8,以彻底经验主义的剃刀割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不认为“物”是认识的“泉源”和“基础”,即,不把“物”看作是具有构成性(constituting)能力的东西,而是看作被构成的(constituted)。如列宁引述马赫的判断,“感觉不是‘物的符号’,而‘物’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2]28。因此,在列宁看来,新康德主义者的“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绝不是回到强调“自在之物”的康德,而是回到内在论者也衷心喜欢的费希特和贝克莱去。“‘最新的’马赫主义者提出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没有一个,的确没有一个是贝克莱主教没有提出过的”[2]25,而贝克莱关于物的分析最终必然会得出“最纯粹的唯我论”,即“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2]29。

  贝克莱坚持从感觉出发解释日常的物的世界,“从天堂的天使到地上的家具,一句话,构成世界的巨大结构的所有这些物体,在心之外根本不存在。它们的存在(Being)就在于被感知或被认识”(3)31。被感觉感知到的东西被贝克莱称之为观念,相应地,物亦可被表述为观念的复合。作为被感知到的“物”即“观念”,“本身包含的是被动性和惰性”[3]42,它们是“无活动力的、短暂的、依赖性的存在者”,“它们不能依靠自己而存在,而是受到心灵或精神实体的支撑,或存在于心灵或精神实体中”[3]83,因此,物的被构成性动力不能从被构成的“物”中去寻找,如其所说,“离开心灵或精神来探求自然的动力因”只是“白费力气的自娱自乐”[3]95。物的被构成最终指向的是具有构成能力的灵魂或精神,贝克莱认为:“灵魂或精神是能动的存在者,其存在不在于被感知,而在于感知观念或思想”[3]118,否定了洛克关于“支撑广延诸属性的基层”这一物质实体说法,代之以自我灵魂实体来履行“支撑”(support)的功能。

  与贝克莱在论证上保持一致的马赫主义者,在物的构成问题上用“中立要素”“完全经验”等词试图超越传统的“物理的东西”的定义,但最终只能是以唯我论式的意识与世界的精神联系来解释物的构成。在列宁看来,与马赫主义者“同盟”的内在论者舒佩,其“存在就是意识”命题的秘密就在于主张“一切感知到的东西的直接基础是精神的(唯我论的)联系,个人的自我(个人的表象世界)及其肉体是精神联系的中心”[2]223-224;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论”也只是改头换面的费希特主义,“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2]147。

  正是在对贝克莱—马赫式物的被构成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列宁肯定了与“新康德主义”主张相反的“康德主义”的“自在之物”观点,“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2]102。当然,这一“肯定”是与经验批判主义对“自在之物”的否定相对而言的,不能被理解为对康德认识论的肯定。由此,列宁给出了后来被广为引用亦被西方学者不断诟病的“物”的定义:

  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2]96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2]126

  从以上定义中,我们看到,列宁拒斥了贝克莱式的物的被构成思想,坚持物的“非—构成性”,即物的“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的特性。但列宁并没有赋予“物”以贝克莱曾经拒拆过的实体含义,即“我们感知到的性质或偶性的支撑者”[3]75。与恩格斯一样,列宁所谈论的物质也只是指具体的物。恩格斯借助黑格尔对自在之物的评价将“物质本身”的说法理解为一种抽象,这一概念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与其相应。在恩格斯看来,康德的自在之物反映的只是人类相互排斥的各种理论无法进一步得到综合发展的限制,这一限制对于黑格尔来说,绝不是由认识对象本身所带来的对认识结果不可能的终极判定,相反,自在之物表达的无非是作为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的初始水平,“仍只不过是思维的产物”,物自体所表示的无非一种抽象的对象,“从一个对象抽出它对意识的一切联系,一切感觉印象以及一切特定的思想,就得到物自体的概念”[4]126。与新康德主义将“自在之物”当作一个经验之外的实在对象给予拒斥不同,黑格尔将自在之物理解为认识所达及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所谓物自身只是抽象的自身反映,它不反映他物,也不包含任何有差别的规定”[4]268,“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处于仅仅反映自身的程度,尚未在反映他物中获得自身的具体规定性,因此,“物自身”还不是实存,还不得被叫作“物”或“东西”(Das Ding)。恩格斯引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怀疑论同时又允许它的外观有多种多样的规定……它只不过从存在转化为外观而已”[4]495,以此来表达对黑格尔这个命题的赞美,即与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及贝克莱—休谟式的经验论者相比较而言,黑格尔取消了“物自身”和“现象之物”的本质性区分。正如列宁对恩格斯的概括,“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2]97。恩格斯借助“过程”这个重要的视角,阐述了他对“物”的解释:

  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5]500

  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用物质概念来概括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5]511

  这里包含着对“物”的两重说明:1)“物质本身”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只是一种思想的抽象,本身不是实存的东西;2)实存的东西无非“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是具体的、有形的物。只有当我们把第二个方面理解为第一个方面的指涉外延时,“物质本身”才不会仅仅被理解为纯粹抽象的东西。综合列宁与恩格斯的论述,我们看到,他们关于“物”的观点主要在于批判休谟式物“被心灵构成”的观点,同时也并没有给予洛克式“作为诸属性的基层、载体”这样一种实体物质观留有空间。要言之,在物的构成性上恩格斯与列宁均坚持了物的“非—被构成性”立场,坚决反对物的经验主义式被构成观点,但并没有对物的“能构性”给予讨论。

  二、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哲学表述:物的先验被构成

  马赫主义的出现是与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关联在一起的,列宁亦说“新物理学中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2]263。尽管马赫主义是对物理学新进展的哲学反思,但列宁仍然将之定义为“不像唯物主义者那样从左边同康德进行斗争,而是像怀疑论者和唯心主义者那样从右边同康德进行斗争”[2]201,其理论实质是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一种“后退”。

  列宁固然深刻地揭示了马赫主义的理论实质,但也使得对物的揭示附带了与贝克莱“物是感觉的复合”相对照的意味,未能与康德对现象之物的分析展开充分的对话。而20世纪初,思辨哲学在自然科学中影响力量的式微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均表达了一种康德式的认识论,即物不是经验论意义上缺乏必然性关联的感觉的复合,而是被给予的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现象之物或曰知识的对象是由主体以其所具有的时空直观形式与先验范畴对感性材料进行综合而实现的,即作为客体的物是由先验主体赋予法则而构成了知识的必然对象,其中,对物施以构成性能力的是知性的统觉能力,“统觉的先验统一性是使一切在直观中给予的都结合在一个客体概念中的统一性”[6]72,统觉的统一性原理是人类知识的至上原理。

  康德通过主体对客体的规定所实现的哥白尼倒转比贝克莱更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反思,因此,从后来的发展看,列宁对贝克莱式的物的被构成性的批判,远远构不成对康德式“杂多表象的统一体”或“有形式的质料”这一物论的有力批判。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现象学关于物的构成性分析更能满足科学对其对象的“客观性”说明。与康德相反,胡塞尔不是通过范畴等先天形式分析物的构成,而是从身体的感性行为分析物的构成,呈现出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风格。关于胡塞尔的物的分析,此处简述如下:1)作为感性知觉的物质物的性质,依赖于对其直观性质给予感知的身体以及身体的正常感性机能;2)身体正常感知的恒定性借助心理—物理的因果关联,使得被感知的物也显现为某种稳定的统一体;3)此统一体以其在诸多表象和一切变化状态中的持续性而成为物理物;4)借助逻辑学—数学层次上的确定性排除一切感性意义上的相对性,此物理物就成为理想的自然科学的对象。在对物的构成性说明中,身体感知扮演了最初的但尚欠稳妥的统一性,其间闪烁的相对性尚未能成为科学的精确对象,“正是此相对性要求一种在直观物中显示的物理物之构成”,而“几何学规定属于物理客体本身”[7]62。由此,被直观的物获得了客观的规定,正是逻辑学—数学式的规则规定,赋予其主体间的同一物的特性,“物被客观地规定为对主体间—客观的‘自在’物之纯自然研究”[7]71,此自然物获得了与胡塞尔的观念之物同样的客观性与普遍性。

  相较于贝克莱对物的抽象分析与康德对物的先验分析,胡塞尔以意向性为主轴、以身体活动为经验内容,更深入地揭示了物的构成向度。在对自然科学的对象物的分析上,依于这个背景,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呈现为一种非反思的、自然主义态度的独断,如科学通常对自己对象的理解,“假定表象所直接接受的为其对象”[4]36,即在认识对象之前“无思地”设定了对象的现实存在,“‘现实’这个词已经表明,我发现它作为事实存在者而存在,并假定它既对我呈现又作为事实存在者而呈现”[7]109。因此,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更像是早期自然科学对自身对象物的朴素式“自然”设定,一如列宁曾谴责过的“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2]92。自然科学的进展及其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反思所提供的认识论说明远远超越了贝克莱式的经验式复合,以致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以贝克莱为批判靶子所确立的肯定观点已经不够充分,其对物的“不依赖人(意志/感觉)的客观存在”的界定相当于哲学反思之前的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是素朴独断的。这样一个误认由于另外一种历史的“错位”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自身加强了,即,近代东方社会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中充塞着前现代的种种观念,其中,“一部分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相契合,其余观念甚至连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水平都没有达到”[8],由此呈现为以前现代观念与现代发展实际相匹配的理论“误置”。在认识论上,即是以早期自然科学中物的观念去理解认识论的本质及基础,这一理解固然坚持了物的“非一被构成性”与在先性,但却丧失了列宁所表达的“物”的理论性和非独断性。

  上述这种关于物的“隐秘的理解”必然会随着对西方现代诸观点的逐步全面理解而受到冷落,其根本原因在于,在认识论中如此把握物,只是自然科学早期发展阶段的素朴表达,已经丧失了其哲学可论述性。因此,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推出《康德述评》,“回到康德”的现代西方思潮以一种错位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兴起,从物的构成性问题上,它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对“纯然物”(mere things/Ding)的肯定离不开对人的分析。正如李泽厚在“回到康德”口号下对康德的评价,“康德对人类精神结构(认识、伦理、审美)的探索和把握,便是基本特色所在”[9]49,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哲学中人—主体性的讨论,它使人们意识到,脱离人对物质的讨论只是一个抽象。关于物的直接肯定等同于前康德意义上的无批判式的自然断定,将使得马克思主义被降低为“具有独断论(教条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征的近代唯物主义”[10],在直观客体的唯物主义水平上,“客体成了脱离了现实的人、从而失去相对于人而存在的意义和感性光辉的抽象物”[11]115。这一流俗的唯物主义尽管能够区别于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却远远达不到与黑格尔对话的马克思的高度,也不能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进展给予有效评判。因此,不能把唯物论看成是“素朴实在论的理论”[12]254,不能在哲学研究中简单地排除主观性,“应该为主观性‘正名’”[13],要在主观与客观的规定性关系中思考物的问题。直观唯物主义所谓的事物“本来面目”不过是“把特定历史阶段、特定主体所达到的观念投射到外部世界”[14],只是主体的建构而已。

  在当代中国学界关于物的分析转向中,康德与胡塞尔所代表的主体构成论并没有构成讨论的重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能脱离人谈论物质”一开始走的就是另一个回路,即此处所谈论的“人”不是一个认知主体或纯粹思维、纯粹意识,而是处于一定物质关系中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与此相应,谈论的地域不再是认知领域,而是被放置到了人类社会或历史中。“不能脱离人谈论物质”实际上是指应在“直面‘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去“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11序言6,而关于物的实践构成性的思想在马克思本人的文本里亦可以找到坚实的依据。在这样一种视野的变换中,认识论中被拒绝的物的被构成性在社会历史领域借助实践、活动等概念的重新阐释又获得了某种肯定,同时这一肯定亦没有改变列宁在表述物质概念时坚持的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所以,尽管胡塞尔在“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下突出了物的属人化特征,但胡塞尔的“事情”(Sache)、“事情本身”(Sachen selbst)绝非“马克思所说的区别于那种旧唯物主义和假想中的外部物(Ding)的、与人相关的事物”[15],因为胡塞尔的“物”只是意向相关物,是通过意向行为活动的分析揭示出来的。正如胡塞尔本人强调的,“‘行为’(Akte)应当是意指的体验”[16]684,“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17]51,最终在纯粹的意识流中揭示意识对象。

  认为马克思谈论的物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塑形的历史存在本身”而非康德—黑格尔式“理性构架统摄的认知结果”[15],固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构成性上关于物的客观性理解,但将胡塞尔的“事物本身”理解为社会实践行为的历史效应,则是对胡塞尔的一种“误置”。然而,这一误置也表明了此处关于物的讨论隐含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在物的构成性分析上,需要一种在认识论与实践论中的关于物的构成的统一性解释。同时,这一统一性的需求也意味着,实践立场的物的构成性说明不能只是一个大的解释原则,它应该对物的内容有具体的分析,这将驱使我们绕道黑格尔,在对马克思思想的再阅读中发现物的构成性的具体内涵。

作者简介

姓名:张兵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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