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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萌发与思想发端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本贡献
2020年11月17日 14:57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李双套 字号
2020年11月17日 14:57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李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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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urse Germination and Ideological Origin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ebate on The Act of Forest Theft

  作者简介:李双套,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201期

  内容提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在该文中,马克思也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话语,在以哲学批判为主导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辅助分析框架。马克思在坚持从哲学层面分析“物质利益难事”的同时,使用了“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这些话语蕴含着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阶级立场、客观价值论和资本批判的方法。当然,这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不成熟,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处于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

  关键词:《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话语萌发/思想发端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实践哲学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CKS007)的阶段性成果。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始于巴黎手稿时期,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两个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视角。在此之前,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只是哲学批判,他缺乏经济学知识,更无从谈起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下简称《辩论》)一文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萌发要早于巴黎手稿时期。在《辩论》中已经展现出思想的双重性,呈现出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学术框架。李淑梅教授就认为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研究是“他后来研究政治生活的经济基础、揭露商品拜物教秘密的最初动因”①;曹典顺教授也持同样观点,认为“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反思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开端。马克思于1842年4月受邀为《莱茵报》撰写文章,10月担任《莱茵报》编辑,1842年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开启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问题来反思社会问题的研究”②。为什么说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研究是研究经济基础的最初动因,开启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这从马克思在《辩论》时所使用的话语即可看出。

  一、哲学批判主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辩论》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也是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文本。对这一文本的研究,不管是从什么视角展开,都离不开对“物质利益难事”缘由的研究,学界主要从哲学、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对《辩论》展开研究,而忽视从经济学视角去研究这一问题。因为学界普遍认为这时的马克思缺乏经济学知识,阿尔都塞就说此时的马克思“所接触的经济学,只是由政治辩论而涉及的一些经济问题。总之,他并没有直接触及政治经济学,而只是接触到某种经济政策的某些经济后果或导致社会冲突的某些经济条件”③。我们甚至可以从马克思自己的叙述中找到“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佐证,1859年,马克思曾说过:“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④。那么此时的马克思真的缺乏经济学知识吗?或者说,当时哲学批判是唯一批判逻辑吗?

  《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这是学界的共识,也符合马克思的实际。按照黑格尔哲学的观点,国家和法体现普遍的理性和自由,这种普遍理性和自由表现为国家能够克服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而维护普遍利益。所以,立法者应该站在理性和自由,也就是普遍利益的立场上,而不应该站在私人利益的立场上。马克思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普鲁士国家的现状与黑格尔哲学的设定并不一致,普鲁士国家和行政机构变成了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他以黑格尔哲学为分析工具去批判普鲁士国家的现状。可见,马克思这时的主导话语是黑格尔哲学话语,哲学是马克思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立足点。那么哲学分析框架是不是此时马克思思想中的唯一分析框架呢?《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这不可否认,但是如果认为《辩论》中的哲学分析框架是唯一分析框架,哲学话语是唯一话语,也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实际。

  在《辩论》中,除了主导性的哲学话语外,马克思也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如“财产”“价值”“劳动”“土地”“利息”和“资本”。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表述上述意思的相近词汇,如用“加工”表述“劳动”,也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成熟话语的“雏形”,如用“额外价值”表述“剩余价值”。这些话语的存在表明“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可见,此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知识并非一无所知,只是说对政治经济学知识、话语的运用还不是出于理论自觉,还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主导分析框架去认识社会问题。

  实际上,从政治经济学话语的使用,特别是“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等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的使用,可看出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特质,这就是在主导性分析框架(哲学批判)下蕴含着辅助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并进,这种内在理论张力,并不只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话语的使用上,更表现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话语下蕴藏着的思想转变。一方面,《辩论》中已经出现一定数量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另一方面,马克思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政治经济学话语分析现实问题,而伴随着新话语的新观点也体现着思想变革的正确方向,“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⑤。因此,有必要分析该文本中政治经济学话语的使用情况,以从哲学批判中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抽离出来,进而探究马克思思想的演进轨迹,追寻马克思思想中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起源。当然,如果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观点反过来审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有很多局限,还不成熟,仅仅处在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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