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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重构及其效应评估
2021年07月28日 12:17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孙乐强 字号
2021年07月28日 12:17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孙乐强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Marx's Category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Its Effect Evaluation

  作者简介:孙乐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20211期

  内容提要: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从活劳动的主体维度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作为社会总体智力的“一般智力”被诠释为公众具有的普遍潜能,即“智力一般”。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现实抽象”“固定资本”“大众智能”等的全新理解,建构了富有特色的自治主义批判理论和“认知资本主义”范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过,他们的当代建构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过度泛化了“一般智力”和“固定资本”的科学内涵,混淆了“一般智力”与“一般智力的作用形式”,带有鲜明的一般智力决定论倾向,由此解构了阶级逻辑,在斗争策略上陷入后现代主义的窠臼之中。

  关键词:一般智力/认知资本主义/现实抽象/固定资本/大众智能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左派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理论重构与社会批判范式的当代转型研究”(17BZX031);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资助项目“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和重大问题研究”

  

  创新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一项共同使命。有些西方左翼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形态,围绕马克思当年涉及但并未系统阐述的相关范畴和思想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在新的语境中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有力展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其中,“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也翻译为“普遍智能”)就是他们重点挖掘的范畴之一。那么,什么是马克思语境中的“一般智力”?当代西方左翼又如何理解这一范畴的?借助这一范畴,他们建构了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他们的理论建构?解答这些问题,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一般智力”到“智力一般”:当代西方左翼话语的逻辑转换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西方左翼称为“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这就是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出场语境。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当代西方左翼通过对这段话的批判性解读,在新的语境中实现了对“一般智力”范畴的再发现和当代重构,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空间。

  首先,什么是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理解的“一般智力”?维尔诺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提供了两个认识维度。一是显性的物质劳动维度。维尔诺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必然迫使工人与一般智力分离开来,使前者降低为生产过程的次要环节,沦为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同时,也必然会大力吸纳和占有一般智力,将其转化为固定资本。二是隐性的非物质劳动维度。维尔诺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实际上还隐藏着另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即非物质劳动领域中的“一般智力”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非物质劳动:一是产品可以脱离劳动行为的非物质劳动,如作家、画家的劳动等;二是产品无法与劳动行为分离的劳动,如钢琴家、舞蹈家、教师、演说家、医生的劳动等。②维尔诺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两条线索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虽然马克思看到了非物质劳动问题,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限,他并没有将这一维度上升为分析“一般智力”的主导尺度,而是认为它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③。于是,马克思只是基于物质劳动来理解一般智力范畴,进而把后者理解为对象化在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中的科学知识,错失了一般智力的丰富内涵。然而,到了后福特制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物质劳动成为资本主义劳动的主导形态。因此,维尔诺认为,必须颠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逻辑,将非物质劳动当作理解一般智力的主导尺度,将其与活劳动联系起来,重新界定一般智力的科学内涵。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既然非物质劳动分为两种类型,那么,哪种类型的非物质劳动才是理解一般智力的主导尺度呢?在维尔诺看来,第一种非物质劳动属于对象化的劳动,它提供一种外在的终端产品,如一本书、一幅画、一个数学公式等。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智力仍像物质劳动领域一样,表现为一种客观化的资产形态。区别只在于,在物质劳动领域,一般智力对象化为固定资本;而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一般智力对象化为客观的知识和思想。因此,这种非物质劳动还不足以体现一般智力的根本属性。因此,维尔诺认为,只有基于第二种非物质劳动,才能彻底把握一般智力的根本特质,因为与第一种非物质劳动不同,这种非物质劳动不提供任何外在的客观产品。在这里,一般智力不再凝结为某种“固定资产,而是以认知范式、对话演绎、语言竞争的名义在交流互动中展开”,“体现着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能力。④换句话说,在这种劳动中,一般智力既不表现为浇筑在固定资本中的科学知识,也不表现为“人类已获得的知识的总和”,而是表现为主体自身的潜能本身。⑤基于此,维尔诺指出,必须超越客体逻辑,将一般智力理解为主体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必须超越原来的小众逻辑,即不能再将一般智力理解为少数人的专利,而是理解为所有公众具有的普遍能力,由此完成了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到“智力一般”(intellect in general)⑥、从少数人的智力到大众智能的逻辑转变。以此来看,维尔诺所理解的一般智力不仅包括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科学力量,以及对象化在各种终端产品中的客观知识和思想,还包括主体自身蕴含的各种潜能和能力本身,后者才是维尔诺对一般智力范畴的本质界定。

  其次,一般智力与劳动价值论、现实抽象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学派指出,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非物质劳动,但他却始终认为,后者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属于非生产劳动,“在那里没有自主的制成品,在极大程度上就不能说生产性(剩余价值)劳动。马克思实际上接受了这样一个等式:没有终端产品的劳动=个人私人服务”⑦。因此,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主要是指物质劳动创造价值,非物质劳动则被排斥在生产性劳动之外。但在后福特制时代,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文化工业的蓬勃发展,非物质劳动代替物质劳动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主导形式;而一般智力也取代了过去的体力,成为“雇佣劳动、等级制度、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支柱”⑧。在这里,“后福特制的全部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⑨。这一断言不仅是维尔诺的结论,也是拉扎拉托、奈格里、哈特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的共同观点。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后福特制时代的“现实抽象”?自索恩-雷特尔、齐泽克等人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现实抽象”之后,一些左翼学者也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出新的诠释。维尔诺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现实抽象”不过是一种事后的“经验事实”⑩,比如,货币不过是“等价理念”在现实中的经验化身,反映了人类对已经完成的物质劳动成果的总结和抽象,它只指涉“劳动的过去时”。而在后福特制时代,没有终端产品的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剩余价值创造的主导形式,因此“现实抽象”不再体现在劳动的结果中,而是表现为活动本身;它不再指涉“劳动的过去时”,而是表现为“劳动的现在时”。因此,与货币抽象相比,一般智力“是更加绝对的真正抽象的概念”,“是精神的抽象直接在它们本身的真实的抽象阶段”(11)。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是物质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则是一般智力创造价值;如果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抽象表现为物质劳动的社会转化及其产物,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现实抽象”则直接表现为一般智力的精神抽象;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一般智力是与劳动分离的,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与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基于此,维尔诺指出,马克思曾预言大众智能只可能出现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大众智能在后福特制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再次,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的关系出现了何种变化?在马克思那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是依据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作出的本质划分,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则是依据资本的流通形式作出的外在划分。(12)不过,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力图激活固定资本范畴来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如果说哈维通过空间转向,重新诠释了固定资本的当代价值,那么奈格里等人则通过一般智力的中介重新赋予固定资本以新的内涵。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过程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过程,而固定资本主要是指看得见的机器体系,它是科学知识对象化的产物,而科学知识则是由作为主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最终取决于人自身的发展程度。基于此,马克思给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13)自由时间的增加意味着个人有更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充分占有一般智力,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从而促进固定资本的发展。因此,当马克思说“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时,主要是指固定资本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本身的发展,而不是说人本身已经成了固定资本。

  到了后福特制时代,这一命题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奈格里指出:“当马克思断言在《资本论》中通常被理解为作为机器网络的固定资本,已经变成了‘人本身’时,他预言了资本在我们时代中的发展。”(14)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形成了以知识生产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于大公司、大企业而言,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工厂中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已沦为价值链的最低端,它们要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重要的不再是有形物品的生产,而是价值链的高端产品,如知识、信息和一般智力的研发创新。而要生产这种无形产品,单纯的机器体系已无法完成,必须依靠拥有一般智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基于此,奈格里指出,就无形产品的生产来说,固定资本已经不再表现为机器体系,而是表现为一般智力和人本身,“固定资本现在看起来是在身体之内,印在他们身上,同时也服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工作不是与工人相分离的物质产品的凝结,而是仍然被纳入大脑、不能脱离人而存在”(15)。换言之,对于物质产品而言,固定资本表现为机器体系,可变资本表现为以体力为主导的劳动力;但对于非物质产品而言,固定资本则表现为拥有一般智力的人本身,即“身体-机器”,而可变资本则表现为以一般智力为主导的劳动力。如果说在前者那里,固定资本和劳动力还是分离的,那么在后者这里,固定资本与劳动力在一般智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一:拥有一般智力的人既是知识信息生产和技术研发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后者不可或缺的固定资本。基于此,奈格里指出,在后福特制时代,人已经取代机器体系,成为固定资本的最高形态。在奈格里看来,固定资本从机器发展为人本身,意味着马克思当年关于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似乎已经过时了,“在这里,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界限(即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界限)彻底变得模糊不清了”(16)。这意味着,马克思当年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解释,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也已经失去了既有效力,因为在这里,可变资本恰恰代表着固定资本本身。在此基础上,奈格里得出了结论:今天,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绝不是一种隐喻,而是新时期阶级斗争必须践行的政治纲领,因为重新占有固定资本,就是重新占有一般智力,就是回归人本身。

  一般智力与资本主义新形态: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一些左翼思想家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这种变化,并在反思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不同的社会批判范式,对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德波的景观批判(17)、鲍德里亚的符号仿真批判(18)和波斯特的信息方式批判理论(19)。从景观批判到符号仿真批判再到信息方式批判,反映了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主导逻辑嬗变的理论认知,虽然他们的立足点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只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已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此外,这些社会批判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一种不同于物质生产逻辑的“崭新”视域,为当代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重新激活“一般智力”范畴、建构富有特色的非物质劳动和认知劳动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在综合吸收这些观点以及其他左翼思想的基础上,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建构了一套既有共识又存在分歧的社会批判范式。不过,值得玩味的是,与前辈相比,他们的整个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从景观、符号和信息方式的具体范式到一般智力的总体转换。就理论渊源和债务关系而言,从景观到符号仿真再到信息方式的演变,反映的是前者影响后者并在逻辑上不断递进的过程。不过,自治主义学派认为,不论是景观、符号仿真还是信息方式,实际上都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个侧面。仅仅停留在这些具体层面,还无法完整地把握当代社会演变的主导逻辑。因此,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认为,必须进入历史深处,总结景观、符号、仿真和信息方式背后的共同逻辑,超越具体范式,达及抽象本身。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恰恰迎合了他们的理论需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他们将景观、符号、仿真、信息、知识(客观化形态)以及认知、交往、情感、语言交流、思考、想象(能力和潜能本身)等通通纳入一般智力范畴之中,并将后者当作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抽象基础。这不仅超越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的客体维度,也超越了景观、符号、仿真、信息等具体范式,实现了从现实具体到一般抽象的逻辑转变。

  其次,从批判话语到积极话语、从资本逻辑到主体逻辑的转变。在德波、鲍德里亚和波斯特那里,所谓景观、仿真、符号甚至信息,都是在资本的主导下建构完成的,是作为批判对象出场的:德波呼吁通过日常生活的革命来彻底摧毁景观,鲍德里亚期冀于象征交换的回归和符码的“内爆”来彻底终结“仿真”逻辑,波斯特则将电脑病毒视为抵抗信息方式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到了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这里,整个逻辑被颠倒了过来。景观、符号、信息等不再作为批判对象出场了,而是被翻转为一种肯定式的正面话语,即被视为一般智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积极表现,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错位。如维尔诺指出:“‘景观’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的人际交往。通过景观传递的恰恰就是人类的交往能力,口头语言的交流……在后福特制时代,人际交往也通常是富有成效的合作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因此,它是起支配作用的生产力……在景观里,我们发现了以各种独立的、受人迷恋的形式展示的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生产力。”(20)此外,在拉扎拉托、奈格里和哈特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定义中,同样可以看到景观、信息、符号等因素蕴含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后来哈特、奈格里在《大众》中将其命名为“生命政治劳动”(21)的原因所在:作为对福柯的借鉴,“生命政治”这一范畴在哈特、奈格里这里被赋予独特内涵,其与“生命权力”范畴(即资本对生命的权力统治)相对,特指主体生成的解放政治学,它是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学。如果说在德波、鲍德里亚和波斯特那里,景观、符号仿真和信息方式代表了资本逻辑的最新发展形态,那么到了自治主义学派这里,这些因素则视为主体生成的积极力量。自治主义者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资本的确已经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一切非物质劳动领域,完成了对整个精神生活的内在殖民,开启了以一般智力为基础的新型统治,正是在生产景观、信息、符号、知识和情感的劳动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形式,它蕴含着“出离”资本的可能性。这种合作不再是资本强加的被动合作,而是劳动者自主形成的集体合作。(22)在这种合作中,主体将会重新占有一般智力,将其从资本、国家(维尔诺)和帝国(哈特、奈格里)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实现一般智力的“共产主义”。

  再次,从后工业社会到认知资本主义的范式转换。德波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符号仿真、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似乎宣告了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型资本主义范式的诞生。这一问题域在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这里都得到了延续。在他们看来,“一般智力范畴的确认回应了工业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危机”(23),必须从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和认知劳动的主导维度来界划这种新形态。不过,在具体范式上,维尔诺始终坚持后福特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分析框架,哈特和奈格里走向了去国家权力的资本帝国,而认知资本主义则聚焦资本与新型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laism)范式。韦赛隆指出:“‘认知’这一术语强调了劳动和资本矛盾关系的新性质,以及基于资本积累的财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认知资本主义的概念也被发展为对目前资本主义转变(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灵活模式,有时也被称为‘丰田主义’)解释不力的一种回应。同时由工人主义左翼和调节学派经济学家共同采用的‘后福特主义’解释范畴,本质上仍然受到新资本主义视域下新工业资本家的束缚。”(24)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知识经济”范式虽然较好地体现了知识在当代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却掩盖了资本权力对知识生产和认知劳动的吸纳和支配作用。因此,认知资本主义流派既不同意用后福特制或帝国来指称这种新形态,也不同意用知识经济来概括这种新模式,而是提出了一个新范式,即“认知资本主义”来概括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

  正是依据一般智力和认知劳动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25)重商资本主义发展于16世纪早期到18世纪末,此时的劳资关系以工匠和贸易工人的知识霸权为标志,以重商主义和金融积累为特点。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终结于福特制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彻底分离:资本家逐步占有科学知识,并运用科学知识来完成对工人的统治(固定资本和管理过程),工人的劳动完全沦为与知识分离的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在这一时期,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质劳动,而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就是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到了认知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的这套逻辑已经过时了:今天的知识生产已经像当年的物质生产一样完全从属于资本权力,剩余价值的创造已经不再来源于物质劳动,而是根源于一般智力和认知劳动,这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即“一般智力资本主义”(26)。在这里,“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下的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对立,让位于一种新的对抗形式,即资本的‘死知识’和劳动的‘活知识’之间的对立”(27)。

  最后,从抵抗的悲观主义到解放的乐观主义的转变。情景主义者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而是主张通过日常生活的文化艺术革命,来实现对景观世界的反叛。而波斯特则认为,在“超级全景监狱”的信息时代,阶级逻辑已经被彻底瓦解,剩下的只是一个个多元分散的个体,革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幻象。在这里,个体似乎只能像黑客那样制造点电脑病毒或搞点小破坏,做一些类似网络“恐怖主义”的日常反抗。而到了鲍德里亚这里,所有反抗似乎都被解构了,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反抗主体都已经死亡了,最终倒向了悲观的虚无主义。与他们相比,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则多了几分希望和乐观,提供了一种比较积极但也略显幼稚的替代方案。前者抓住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建构了多元化的大众主体(28),实现了与马克思工人阶级理论的决裂。而认知资本主义则力图基于资本与认知劳动的关系,来重构反抗资本的阶级主体,由此提出了“认知阶级”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恩格斯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29)范畴的当代拓展和延续。不过,在斗争策略上,他们是内在一致的,即主张通过主体的集体合作来实现对一般智力的重新占有,进而完成对资本的最终“出离”。

作者简介

姓名:孙乐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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