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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乐美学对传统制度文明创构的核心驱力、运行机理与发展脉络
2019年12月20日 09:49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 作者:刘彦顺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Core Drive,Op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hinese Literary Aesthetics on th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刘彦顺,男,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金华 321004

  原发信息:《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0185期

  内容提要:中国礼乐美学对制度文明创构的核心及驱力奠基于亲子之爱的“慈”与“孝”之礼,并衍化成宗法专制社会进行社会治理、国家管控、民族融合、乡村自治的基本制度,由此形成“家—国美学”的统一与冲突。从其运行机理看,体现在礼—乐之间的完善融合及以乐助礼、以乐强化礼之践行的兴发性与敏捷性,并分化为三个具体维度,即礼乐美学对制度文明的设计、制度文明自身所反映出的礼乐美学观念、制度化与经典化的礼乐美学对审美文化现象的广泛影响。自礼乐美学对制度文明创构的脉络看,根据核心驱力与运行机理的演化、变化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先秦至汉代的初创奠基期、魏晋南北朝的剧烈变化期、唐宋的成熟期、元明清的继续发展变化期。

  关键词:中国礼乐美学/制度文明/亲子之爱/慈/孝/礼乐融合/礼乐制度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乐美学对传统制度文明的创构研究”(编号:17ZDA015)。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礼仪之邦或礼乐之邦之美誉,这也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无数仁人志士、圣君贤臣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的理想境界。自宗周礼乐制度完成轴心时代突破并奠基以来,中国已有三千年的礼乐制度史、礼乐文明史和两千年的礼乐美学史。在这当中,礼乐美学思想无疑是礼乐制度的魂灵,它为礼乐制度的根源、合理性、价值、具体内容、实施时机、践行空间与种类、礼制设定等至关重要的方面提供了思想资源,且有无数儒士为之摇旗呐喊,充当了制礼作乐的倡导者、拥护者、制定者。礼与礼乐之含义虽多,构成层面亦广,但是其首先是国家治理、社会调控、家庭维系、个人身心修为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宗教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却极为有效地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与价值,礼制与法制之间、礼治与法治之间、儒道释或者儒法之间也在中华文明史、政治史上呈现出既对立又交互补充的动态过程。本文拟对礼乐美学之所以对制度文明创构产生巨大作用的核心驱力、礼乐美学与礼乐制度之间双向互动及共同对审美文化现象所起作用的运行机理、礼乐美学与礼乐制度发展脉络等三个关键问题进行论述,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亲子之爱:礼乐美学对制度文明创构的核心驱力

  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最为主要的文明形态相比,其最为根本的差异与独异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在绝对客观与绝对主观方面,中华文明都没有表现出执着的兴趣,更没有对其进行极致化的、夸张性的发展,因此,中华文明在绝对客观之科学与绝对主观之宗教方面都极不发达。二是在主客不能分离而存在的领域,中华文明却表现出了执着的热情,这一区域正是人际—道德与审美。而源于亲子之爱的道德与审美在感官或身心之愉悦上的完全一致造就了礼乐文化及礼乐制度。究而言之,植根于亲子之爱的家庭亲情是既善且美的,更是中华民族最为主要的美感来源之一,由此形成的礼、礼制及其作为天意而存在的自然法系等都带有浓郁的审美愉悦感,或者说,礼、礼制及其自然法系都是作为这一美感的维护者、强化者而存在的,并在与“乐”的融合中形成了四大礼乐系统,即君主专制之“国家礼乐系统”、族群自主管理的“社会礼乐系统”、维系亲子之爱的“家庭礼乐系统”及心性、行为修养的“个人礼乐系统”。在以上四大礼乐系统之中,君主专制的国家礼乐系统既集中体现了自君主到文官制度在经济、政治、法律权利分配上的等级体系,也集中体现了审美资源权利分配的不公或审美剥削,因为礼乐制度作为审美制度正是政治、经济、法律权利分配的呈现者、承载者。

  这里所说的科学、宗教、人际—道德与审美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创造的最为主要的四种价值形态:科学要解决的是自然(包括人自身)的奥秘;宗教要解决的是人对神的信仰;审美所解决的是感官所能得到的感受问题;道德要解决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里所说的道德是广义的道德,包括经济之中的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及狭义的道德领域。由此便显现出这四种价值所寻求目的的差异,即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的、一般性的、抽象的、普遍有效性的知识,宗教寻求的是对神的纯粹的信仰,审美寻求的是感官的愉悦,而道德寻求的则是良行。

  这四种价值呈现出奇异的构成差异,而且两两对应、成组相对,尤其是在中西文化生态中更是呈现出瑰丽的景观差异。就整体而言,西方传统文化在科学与宗教两端极为发达,科学之中的知识与宗教之中的神虽然属于截然相反的绝对客观与绝对主观,但是科学活动与宗教活动作为意向活动却要在各自的活动中保持知识与神的绝对独立。虽然1+1=2这一算式及结果在我们的意向活动中得到实现,这一数学上的加法作为绝对客观的科学知识在意向活动中得到充实,但是在计数之时,在主体身上所产生的热情、欲望、打算等主观体验却不能附加于知识之上,更不可能进入知识之内;而宗教活动所信仰的“神”虽然也是在意向性的信仰活动中呈现出来,为信徒的心灵所尊崇,并且在信徒的身心世界里唤起神秘、迷狂等神圣体验,但是“神”本身却是独立的、绝对自足的。因此,“知识”与“神”一样,都以“固定不变”为根本特征。如果科学不能与善变的感觉划清界限,知识就不可能产生,也无法进行传播;如果宗教不能消除欲望所带来的感觉,神的永恒性就无法始终占据信徒心灵的延伸。因此,科学知识与宗教之神都是无时间性的、超时间性的、非时间性的。在科学活动与宗教活动之中,都要通过科学家、信徒的意向活动保持科学的绝对客观与神的绝对主观,即保持其无时间性,因此,科学知识与宗教之神的存在必定是主客分离的。在科学知识里不可能掺入主观成分,否则知识就无从立足;在所信仰的神中,也不可能掺杂客观的因素,否则神就不可能具有超人间、超时间、超空间的神力。科学与宗教虽然恩怨交织且衍变极为复杂,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通的。

  在人际—道德方面,由于受到宗教极度发达的影响,既然已有了一个可以寄托的永恒之神,那么个体对血缘之亲及家庭的依赖度就变得极低,这导致西方文明始终存在关于家庭的弱点与盲点,家既不是他们栖居、流连、享受天伦之乐的首要来源,也不是可认知、研究的对象;而且,由于航海业及工商业较为发达,更加突破了血缘、家庭、宗族的生物本能联系。在西方文明里,家庭只是一个低等的、原始的、有待于升华与突破的对象。人们在社会中的存在往往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并由“个体”的“自由”滋生利害冲突,由此便发展出与个体相对的制衡力量,如城邦、政府、契约、法律等,用它们来强制性地迫使个体就范。在对“良行”的追求与限定上,西方文明往往只寻求良行的结果,而不关注良行可以出于善良愿望甚至善良天性,更不会对“良行”给自身感官、身心带来的愉悦,即美感持存的过程稍作留意,并为其制定非时间性的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以上都显示出,西方文明在“家文化”上的匮乏是一种战略性弱点。来自于“家”的美感在西方同样是匮乏的、阙如的,因此,西方美学从不把“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这是西方审美文化与美学的战略性弱点与匮乏。

  中国传统文化则在执著于、流连于感官及感觉自身的悦乐之处。这种悦乐的感觉在基本构成方式上是主客不分离的,此种感觉只能奠基于或始终指向特定的对象之上时才会触发并持存,这与科学和宗教偏向绝对客观与绝对主观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悦乐的文化绝不探究抽象、客观、具有绝对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也绝不会把自己人生的乐趣寄托在此生永远无法到达的神之彼岸世界。就此种文化最为突出的整体特征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就主体而言,力图保持行动、感觉、感官能力的敏捷与机敏,并进行身心、行为的提升修炼,达到随时触机而发的能力。二是以接受新的、丰富的感觉对象为己任。不同的对象带来不同的感受,尤其是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审美的感受时,人们就愈加追求对象的创新、新异、变化与丰富。三是享受这种感觉过程本身,尤其是感觉过程的流畅性。流畅是愉悦、美感最为显著的原发性特征,它体现为前牵后挂的、晕圈性或视域性的时间意识。当然,以上三个特性并不是分立的,而是在一个愉悦、悦乐的感觉行为上呈显出来的,“流畅”既是发生在一个感觉主体之上或感觉共同体之间“域状”的体验,同时也意味着感觉主体或感觉共同体在能力上的充沛与机敏,以及感觉所奠基对象的完善与完美。

  就此悦乐文化之感觉的来源看,主要有两大源泉:一是来自于人,即来自于人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家庭中的亲子之爱为根本;二是来自于物,即来自于艺术、日用品诸物、自然界、食物等广泛地涉及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动觉或者其他更复杂感觉组合与统合的愉悦。这两大源泉都出于人的本能,更为准确地说,不仅顺应了人的本能欲望,而且还力图满足并丰富、发展、提升人的本能欲望。

  就人际之间的关系而言,尤其是就其所奠基的亲子之爱看,最核心的是“慈”(父母对于子女的爱)与“孝”(子女对于父母的爱);“五伦”(“君臣”“父子”“朋友”“夫妻”“兄弟”)之中的“父子”“兄弟”“夫妻”来自于“家庭”,“父子”与“兄弟”是血亲,“夫妻”虽不是血亲,却是“父子”与“兄弟”两伦之所出的根源,也是“父子”与“兄弟”两伦是否安稳、巩固的基石。与“孝”相比,“慈”更为本能化、天赋化,而“孝”则更多地来源于后天的养成。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才会以如此漫长的时间,苦心孤诣地哺育、养育、教育子女,甚至随着知识、技能的增长,子女能够独立处世、生存的时间还会骤然延长。在人类家庭中,“慈”以长时间、高强度的特征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就人的本性而言,“慈”是一种最自然、冲动最强烈、几乎是完全超功利的道德情感,也是一种持续时间最久、强度最高的美感。就其“最自然”而言,“慈”完全出于天性,没有任何矫饰,其在根本上是一种感觉,遵循的是最为直接的感觉方式、行为方式。就“冲动最强烈”而言,“慈”的触发完全无需条件与时机,其作为感觉、行为的触发敏捷性是纯然的、绝对的,只要父母健在,他们就会把自己汩汩而出的爱给予孩子,不依赖外在的理性、思想、推理,因而其完全不是知识,更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施爱的行为与实践。就“超功利”而言,父母爱子女胜过爱自己,爱子女的身体胜过爱自己的身体,爱子女的前途胜过关心自己的前途,却绝无利益、回报的预先设定。此谓儒家性善论之根源。

  与“慈”相比,“孝”是只有人类才具备的子女对父母的敬与爱的感觉与行为。与“慈”的根本特性相比,“孝”作为后天养成、习得的能力与行为,其自然性要微弱得多;冲动性既不强烈也不长久,因此,与“慈”漫长的时间及纯然的施与性相比。“孝”在时间上不仅短于“慈”,在呈显的纯然状态上也无法与“慈”相提并论。如果说“慈爱”是一种无条件的、不计较得失的纯然涌现之主动施与行为,那么作为施与对象的子女通常会养成被动接受的行为与感受习惯,以至于可能形成一种自私的惯性,也有可能触发感恩父母慈爱的孝爱、敬爱作为回报,但是其触发的敏捷性远逊于“慈”。此谓儒家性恶论之根源。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慈”是最为主要的美感来源之一,也是状态极为纯粹与理想的美感形态之一;而“孝”作为美感的主要来源,在显现状态的纯粹性及触发时机的敏捷性上有待提升与强化,直至把这种后天习得的行为能力教化为自觉、自发的完满状态。一个完满的家庭绝不是一个抽象存在,而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主体间性的、意向性的共同体,如果“慈”“孝”之间形成了由父母之“慈”施向子女且子女同时以“孝敬”“孝爱”回报父母,那么,这一“家庭”就在“慈”—“孝”或“父母”—“子女”互相施与、互相激发、互相给予亲—爱中“流畅”地兴发着,这完全是“一个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且是“一个”行为、事件、行动、生活作为时间视域的绽出性存在状态。在这一整体之中,“父母”之慈与“子女”之孝作为这一共同体之中的两个相关项,是“同时性”存在的,而且这一“同时性”绝不是客观时间意义上的一物、一人、一事在不同空间里毫无意义关联的同时性存在,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亲子—主体之间的互爱。可见,在这个完满“家庭”之中的亲子之间的基本构成方式是双方“同时性”地施与对方“慈”与“孝”,且其原发性的呈显状态是时间视域化的、“流畅”的。这里说的奠基于亲子之爱的“家庭”(主语)的基本构成方式,即“同时性”与原发性的呈显状态——“流畅”正是陈述中国礼乐文化、中国礼乐美学、中国礼乐制度的基本语法。

  源于“亲—子”“亲—爱”的家庭慈孝之礼乐制度,其一旦溢出到国家层面,便成为皇权统御天下万千之家的国—家不分的专制礼乐制度体系;其一旦溢出到宗族乡里,便成为社会自治的礼乐制度体系;其一旦下延至个人修为,便成为个人身心俱修的个体礼乐制度。在以“亲—子”“亲—爱”为核心驱力的家庭、个人、社会、国家礼乐制度体系之中,“国”或“国家”的礼乐制度体系成为专制社会的根本制度,个人、家庭、社会自治的礼乐体系虽然有相当程度的自主与独立,但都要服务、服从于国家礼乐体系,因为国家礼乐体系不仅是皇权专制社会的根本制度之一,而且其凝聚着统治阶层在政治、经济、法律上的专权,比如历代皇室阶层的丧葬礼乐制度就消耗了国家的大半收入,劳民伤财之极,举世无匹。因此,这正是专制社会礼乐制度体系最主要的消极、丑恶之处。由此而产生的国—家礼乐制度、礼乐美学的内在矛盾,只有到了专制社会消亡、人民民主社会产生,才会彻底消失,以亲—子、亲—爱作为内在驱力的家庭礼乐制度体系才会获得真正理想状态的实现。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主客不分离的行为与感觉本身过于迷恋,所以才没有在主客分离的方向上进行独立且极致、理想性的发展,因为主客不分离既是科学知识的敌人,更是宗教神祗的死对头。可以说,科学的不发达在相对封闭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弊端,但是一旦与科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掠夺者遭遇,其战略性弱点就会暴露无遗。但是在宗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显现出既尊重又不尊为主流的战略优势。

作者简介

姓名:刘彦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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