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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用主义:演变及其当代走向 ——苏珊·哈克教授访谈录
2014年08月06日 15:45 来源: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2期 作者:孙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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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最后一段,奎因写道:

  “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其他一些人在选择语言形式的问题上采取实用的立场……;但他们的实用主义在分析和综合的想象的分界线上终止了。通过拒斥这样的分界线,我支持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54)

  关于这一段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虽然刘易斯(相当弱地)声称从实用主义者的传统中继承了一些东西,但卡尔纳普已经没有这样声称了。(55)实际上,奎因这里所要说的指不过是,在我们所有的理论选择中,他看到了一个选择要素,即约定(convention);就我所关心的那种实用主义而言,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实用主义。

  偏离开一点你提出的问题,我会补充说,奎因的《自然种类》(56)的上半部分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皮尔士的真实“共相”概念,而且他的《自然化的认识论》(57)也可能会让人想到与实用主义有关。但在《自然种类》的下半部分,奎因似乎收回了他在前半部分说的大部分话。在自然主义的主题上,在我看来,悉德尼·胡克早先提出的“自然主义和第一原则”(58)似乎更合理、更少模糊地、甚至更清晰地符合实用主义精神。事实上,我认为,胡克比奎因更有理由被视为实用主义后世发展中一个关键的过渡人物。

  孙咏:您在2003年接受陈波访谈时,曾经严肃批评了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你认为罗蒂已经背离了古典实用主义。罗蒂自己却认为他追随杜威,并且像杜威一样将实用主义与民主挂钩(59),但他同时也否定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案等传统上被视为哲学的核心的论题。你是否认为罗蒂的“庸俗实用主义”(如您所称的)是实用主义自身内部的困境所致,实用主义存在着某种缺陷,最终导致这种激进的、准后现代主义者的结论?还是你认为罗蒂激进结论的主干,不是来自实用主义本身,而是来自詹姆斯和杜威偏离皮尔士实用主义的那种变种?

  哈克:这里简短的回答你的问题:上述的原因都不存在。庸俗的实用主义既不是实用主义某种内在缺陷的必然结果,同样也不是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版本偏离皮尔士的必然结果。相反,正是罗蒂自己的(灾难性)发明,竭尽全力把自己打扮得跟古典实用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因为实用主义是迄今为止美国仅有的本土哲学传统,“实用主义”一词对大多美国人有真正的共鸣,而罗蒂非常精明地利用这种共鸣,来“推销”他的想法。现在该是详细探讨的时候了。

  我将从罗蒂批判传统认识论方案的合法性(60)开始,因为正是在这里,我真正开始认真地关注到罗蒂的(反)哲学。正如我在《证据和探究》中所说的(61),这种批判一团混乱。它建立在对“基础主义”若干含义的系统模糊之上——“基础主义”可能是指(1)一套关于认识论辩护的理论;(2)认识论是为科学探究的合法性提供基础的一种先验事业;或指(3)这样的主张,关于更强和更弱证据的标准是客观的,根植于证明和真理之间的关系。罗蒂造成了这样的幻觉: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意义上反基础主义的论辩,也是在第三种意义上反基础主义的论辩,而实际上只有第三种意义才关系到认识论的合法性(62)。并且,罗蒂的只在第三种关键意义上反基础主义的论证,建立在一个严重错误的二分法之上:要么真理与物自身相符合,要么真理只不过是“你可以在交谈中不顾任何异议而捍卫的东西”。

  罗蒂希望由于第一个选项的缺乏吸引力将足以说服读者接受第二个选项。但是,我要重申,作为其基础的二分法是一个惊人的错误,——尤其惊人的是来自像罗蒂这样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杜威的继承者的人;这些并非是仅有的选择。不应该不注意到,罗蒂对真理的“会话的”解释实际上从皮尔士的定义中剥除了任何把真理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东西——皮尔士的真理定义诉诸探究者共同体在探究结束时达成共识的假定,并且最后的结论可以经受得住所有实验的证明和最彻底的逻辑审查;以至于在罗蒂的真理概念的代用品(erzatz)那里剩下的只是此时此地的一致。也不应该不注意到,杜威对他所见的“旁观者的知识论”缺陷的回应,不是取消认识论,而是要发展一种新的、彻底可错论的积极进路。罗蒂的“实用主义”的确是与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相距甚远;但它也同样远离杜威的实用主义(63),并且,我还要说,罗蒂离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也很远。

  古典实用主义区别于更早的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正是在孔德的实证主义把所有形而上学都拒斥为无意义时,实用主义却提议改革和更新形而上学(64):思考一下皮尔士宇宙论中的泛爱论(agapism)和机遇论(tychism),或者是他心灵哲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65);思考一下詹姆斯的“多元论的宇宙”和他的彻底经验主义;再思考一下杜威阐明经验和自然之关系的努力。但是罗蒂摈弃了传统形而上学方案,并安慰我们说,他用于研究“世界存在的方式”这一观念的时间并不比用于研究客观真理这一观念的时间更多。(66)

  关于这最后一点,请允许我讲一点个人轶事。曾经,在一次巴西的会议上,我们都在演讲室中等待,我发现自己不得不与罗蒂进行礼貌的寒暄,我们的交谈都比较随意。考虑到适当中立的话题,我问他的妻子是否与他同行。罗蒂说,不,她没有与他同行;他们是观鸟者,他继续说,只有当他去的地方有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鸟类,玛丽才会陪同他前往。我针对这一点提出问题:“但是,你看,你说你不相信‘世界存在的方式’;那么‘有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鸟类的地方’可能指什么?”但幸运的是,我们的谈话被从旁边飞过的纯黑色的蜂鸟打断了,我们得以礼貌地继续交谈别的事情。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关于哲学和民主的问题,这似乎是罗蒂最接近杜威的地方。但我要强调,表面的一致会造成相当的误导。确实,杜威把哲学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且,在他的认识论的可错论和他的政治哲学的渐进主义之间,在他的认识论的社会方面和特定的民主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杜威的社会哲学和罗蒂的社会哲学之间却存在很大不同。因为杜威很清楚,如果我们要改善社会,我们需要知道目前的形势怎样,什么的形势更可取,以及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从这儿到达哪儿;由于罗蒂否认有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甚至否认有世界本然的存在方式,他就不会承认这些。严格来说,罗蒂的反哲学立场让他关于民主的雄辩沦为空洞的词藻。

  孙咏:哈克教授,谢谢你对罗蒂实用主义的影响所作的梳理。

  请问您对实用主义的发展前景有何评价?您是否持悲观立场,认为传统的实用主义正接近消失?或者您是否对我们还能够把实用主义从看似必然灭亡的前景中拯救出来抱有希望?您如何看待实用主义在美国的未来?

  哈克:首先,请允许我对目前的状况作几点思考:首先,有源源不断的奖学金流向实用主义传统的研究——质量难免参差不齐,但其中有些确实非常不错。有些哲学家的工作显示出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除了普特南、雷斯彻和其他一些人,我想还包括我自己。例如,我的《证据与探究》(67)提供的一种认识论重建就沉浸在这一传统思想中,特别是试图超越困扰着20世纪认识论的虚假二分法之楫;我的《捍卫科学——在理性范围内》一书(68),提供了一个对科学探究在探究中的地位的解释,更充分地吸收了皮尔士的连续论精神;我的论文《论法律中的逻辑》(69)和法理学研究(70)吸收了霍姆斯和其他老实用主义者的思想观点。也有许多哲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其著作也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家们”转向杜威的社会哲学,例如,法律理论家诉诸皮尔士的溯因推理(abduction),符号学家(semeioticians)承认皮尔士作为他们学科的创始人,杜威主义者的文学理论家期待读者与文本的互动,“符号互动论学派”在社会科学方面关注米德,等等(71)。

  我有一个印象,当然可能只是一个印象,就是自从罗蒂2007年去世后,他的著作的影响力在美国已经下降得相当厉害,也许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甚。我也有这样的印象,即使在此之前,新分析学派(在业内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智识上快要耗尽了)已经开始开拓和驯化从前的非法领域:这样,我们开始看到以前的激进方案如女性主义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出现了温和分析的变体。例如,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所谓的“分析实用主义”似乎已经获得了一群追随者——也许部分是因为布兰顿作品说不清的晦涩,使之成为博士生寻找课题的一个诱人目标;也许部分是因为布兰顿赢得了相当可观的承认。然而,到目前为止我的理解是,布兰顿的工作似乎更适合描述为一种在语言的实用基础方面的新-后维特根斯坦式方案,而不是一种古典实用主义者传统的延续。

  我发现自己极不愿意,但是却要预测实用主义的未来;目前包含着太多的不可预知情形。在我开始哲学研究的时候,谁会想到像布莱恩·雷特(Brian Leiter)那样的人在专业领域中会有现在如此特殊的影响?毕竟,那个时代互联网不存在;那时难以想象某个人建立起的哲学研究生计划,可以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深刻影响并改变院系间(包括大学间)的座次、师资的聘用,并且影响到整个专业的壮大甚至衰败。至今,雷特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当他编写《哲学的未来》时(72),无疑许多人会把它视为权威性的;事实上,它可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短期内的哲学未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最不幸的后果。

  然而,我将大胆说出我希望实用主义的未来是怎样的。古典实用主义的传统,在哲学的各门种类中,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果的传统;而且,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在其自身的时代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简单地说,我希望不断会有人从实用主义中学习,以新的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发展在实用主义中找到的洞见——当然,也不断有人发现让实用主义洞见和来自其他传统的洞见携手的道路。

  孙咏:谢谢您!哈克教授!通过与您的交谈,我已经和您一起分享了您对美国实用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祝愿您的研究不断结出丰硕之果!

  苏珊·哈克,美国迈阿密大学文学院、法学院杰出哲学教授、法学教授,库珀高级学者。

  【注释】

  ①苏珊·哈克:《逻辑哲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中文版,罗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67)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牛津:布莱克韦尔书店,1993年。中文版,陈波、张力锋、刘叶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第2版:《证据与探究——对认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纽约,阿莫斯特:普罗米修斯图书,2009年。

  ③苏珊·哈克主编,陈波、尚新建副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英文版,《新老实用主义经典文选》,纽约,阿莫斯特:普罗米修斯图书,2006年。

  ④陈波:《苏珊·哈克访谈录——一位逻辑学家、哲学家的理智历程》,北京:《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101~113页。英文版:Susan Haack: A Lady of Distinctions(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7), p. 17-37。

  ⑤(12)(18)(19)托马斯·E·希尔:《现代知识论》,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1年。中文版,刘大椿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67~368页。(哈克在注释中说,此书在美国似乎没有在中国有影响)。

  ⑥哈克:《新老实用主义经典文选》,纽约,阿莫斯特:普罗米修斯图书,2006年,第15页。

  ⑦《皮尔士文集》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基中第7-8卷阿瑟·伯克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8年-1951年。第5卷,第388~410页(1878)。该篇文章中这部分的标题(采用了“实用主义”、“实用的准则”等)原稿中没有,是论文集编辑加上去的。该文重印于苏珊·哈克和陈波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⑧《皮尔士文集》第5卷,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8~1951年,第13页(1906)。

  ⑨(27)(28)詹姆斯:《哲学概念和实际结果》,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年鉴》,1898年9月,第287~310页;重印于詹姆斯:《实用主义》(1907),布哈特和鲍尔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55~70、97、106页。

  ⑩《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17页(1903)。

  (11)《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13页(1906)。

  (13)《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414页(1905)。

  (14)詹姆斯:《实用主义》(1907),布哈特和鲍尔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95~11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45~139页。

  (15)詹姆斯:《真理的意义》(1909);布哈特和鲍尔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参见《实用主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40~150页。

  (16)《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407页(1978)。参见《意义、真理与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2~331页。

  (17)詹姆斯:《实用主义》(1909),布哈特和鲍尔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2页。参见《意义、真理与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0~150页。

  (20)《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407页(1878),注意,皮尔士这里用的是直陈语气(“the opinion that will be agreed...”),而不是虚拟语气(“the opinion that would be agreed...”)。

  (21)《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409页(1878)。在下面的段落中,皮尔士认为,无论我们说一个未经打磨的钻石是硬的还是不硬,纯粹是一项语言排列的事情,一种语言学上的约定。后来,他改变了主意:钻石确实是硬的,即使它从来没有被测试过:如果它被打磨的话,它是否不会被划破。第5卷,第457页(1905)(构成钻石硬度的事态在于“一个一般性的条件命题的真实性……[如果]对某物的成分施加某种作用,就会产生某种可感觉的效果。”)

  (22)《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407页(1878)。

  (23)《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265页(1868)。

  (24)《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135页(1902)。

  (25)《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405页(1878)。

  (26)G. E. 摩尔:《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第8卷,1907~1908年,第33~77页;亦见于摩尔:《哲学研究》,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1922年,第97~146页;罗素:《詹姆斯的真理概念》(1908),见于罗素:《哲学文集》,纽约:朗文公司出版,1910,第112~130页,也可参阅阿列克谢·特鲁索夫:《证据理论导论》俄文版,1960年,莫斯科英文版:外文出版社,第18页:“根据詹姆斯的观点,‘真’只是我们思维方式的权宜之计。一个观念是‘真的’只在于它对我们的生活有利。”

  (29)杜威:《逻辑:探究的理论》,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38年,第345页。皮尔士的引文出自《皮尔士文集》第5卷,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407页(1878)。

  (30)杜威:《真理问题》(1911),希克曼和亚历山大主编,《杜威论著精选》第2卷,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130页。哈克和陈波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重印了《真理问题》的第二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4~364页。

  (31)(32)杜威:《确定性的寻求》,纽约:Capricorn Books图书,1929年。参看《实用主义》,(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73~283、22页。

  (33)杜威:《经验与自然》(1925),纽约:多佛出版社,1958年,第18页。

  (34)《皮尔士文集》第5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555页(1903)。

  (35)苏珊·哈克:《实在论及其竞争者:恢复我们的清白》,Facta Philosophica, 4. 1,2002年3月,第67~88页;《理性地捍卫科学——在科学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纽约:阿莫斯特:普罗米修斯图书,2003年,第161~163页。

  (36)C. I. 刘易斯:《知识和价值的分析》(La Salle, Il: Open Court),1946年。

  (37)《皮尔士文集》第4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年,第510~529页(1903)。

  (38)皮尔士:《论逻辑代数》(1880)和《逻辑关系》(1883),见《皮尔士文集》第3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2年,第154~251、328~58页;以及皮尔士的学生,O. H. 米切尔:《论逻辑代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员所做的逻辑研究》(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小布朗,1883),第72~106页。(该书由皮尔士编辑,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弗雷格:《概念文字》(1879),重印于英译本《概念记法及相关论文》,Terrell Ward Bynum主编,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2年,第101~203页。

  (39)奎因:《关于〈皮尔士文集〉第2卷的评论》,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大学出版社,Isis,19,1933年,第220~229页;《关于〈皮尔士文集〉第3卷和第4卷的评论》,Isis,22,1935年:第285~297和第551~553页。

  (40)普特南:《逻辑学家皮尔士》,《数学史季刊》,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Elsevier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9期,第290~201页。事实上,罗素显然对皮尔士量化理论的著作比普特南知道得更多;参见Irving Anellis:《皮尔士的罗素化,罗素的皮尔士化:皮尔斯和罗素如何看待各自的逻辑工作》,《现代逻辑》,爱荷华州,艾姆斯,现代逻辑出版社。1995年,第5卷,第3期,第270~378页。

  (41)奎因:《在逻辑的门厅》,《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85年7月12日,第767页;重印于奎因:《逻辑论文选》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增订版,1995年,第251~257页。奎因在本文指出,G. 皮亚诺基于皮尔士的工作之上,但弗雷格的工作是独立完成的。

  (42)奎因:《皮尔士的逻辑》,《逻辑论文选》,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增订版,1995年,第258~265页,第259页。

  (43)奎因:《语词和对象》,纽约:Wiley,1960年,第23~24页。

  (44)奎因:《真理追求中的混乱》,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版1992年,第80页,奎因写道:“正如塔斯基告诉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有效性存在于真理的符合论中。我们不说‘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简单地删除‘是一个事实’的空洞表述,并跟随事实本身。……真理的归属只是省略了引号。”

  (45)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1931年,塔斯基:《逻辑,语义和元数学》,J. H. 伍杰主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52~278页,第159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奎因曾与塔斯基一致同意——引号内的表达式不是一个引号名称的语义部分,见奎因:《数理逻辑》(1940年,纽约:哈珀火炬书店,1962年,第26页。亦参见苏珊·哈克:《提及表达式》,《逻辑与分析》比利时,布鲁塞尔,国家逻辑研究中心,17卷,1974年,第277~294页。

  (46)奎因:《论何物存在》(1948年),见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哈珀火炬书店,1961年第2版,第1~19页;亦参见苏珊·哈克:《逻辑哲学》(同上注释1),英文版,第43~49页。

  (47)奎因:《逻辑与共相的实在化》(1947),见《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02~129页,第105页。亦参见哈克:《逻辑哲学》(同注释1),英文版,第48页。

  (48)《皮尔士文集》第6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第549页(1901)(“存在是实在的一种特殊样式”);第6卷,第495页(c. 1906)(“我自己一直在‘与环境中其他类似事物相互作用’这一严格意义上使用‘存在’。……我定义的实在具有自己的特质,在一段时期内,任何人或人类都不会认为它的特质会出现丝毫差异……真事物的特质将保持不受触动的状态。”)

  (49)苏珊·哈克:《极端学究式的实在论:它与当今科学哲学的关系》,《皮尔士学会会报》,第28卷,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期,第19~50页。

  (50)《皮尔士文集》第6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第486页(1908)。(“存在着真正的习惯,在或许碰巧未被现实化的境况下,也会带来效果,从而是真正的共相)。”)第8卷,阿瑟·伯克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216页(1910年)。(“将存在的(the will be's),现实存在的(the actually is's),已经存在的(the have been's)并不是实在的总和。此外,将会存在(would be's)和能够存在的(can be's)也是真正实在的”)。

  (51)奎因和纳尔逊·古德曼:《走向一种建构的唯名论》,《符号逻辑杂志》12卷,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47年,第105~122页。

  (52)皮尔士:《数学的新元素》第4卷,卡罗琳·斯利主编,新泽西:人文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84页。

  (53)莫顿·怀特:《分析和综合:一种站不住脚的二元论》,悉尼·胡克主编:《杜威:科学与自由的哲学家》,纽约:Dial出版社,1930年,第316~330页;中文版:哈克和陈波主编:《意义、真理和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15~530页。

  (54)奎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2年),见《从逻辑的观点看》,纽约:哈珀火炬书店,1961年第2版,第20~46页,第46页。

  (55)奎因提到卡尔纳普使问题更为复杂。奎因认定卡尔纳普的内部/外部区分是与分析/综合的区分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见卡尔纳普:《经验论、语义学和本体论》,《国际哲学评论》,1950年,第4期,第20~40页;重印于卡尔纳普:《意义和必然性》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2版,1956年,第205~221页。奎因:《论卡尔纳普关于本体论的观点》,《哲学研究》,1951年第2期,第65~72页;重印于奎因:《悖论的方式》纽约:兰登书屋,1966年,第126~134页。苏珊·哈克《对本体论的某些初步评论》,《哲学逻辑杂志》,纽约,斯普林格出版社,1976年第5期,第457~474页。

  (56)奎因:《自然种类》,《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14~138页,参见哈克和陈波主编:《意义、真理和行动》,第531~556页。

  (57)奎因:《自然化的认识论》,《本体论的相对性和其他论文》,纽约,标准图书,1936年,第69~90页。

  (58)悉德尼·胡克,《自然主义和第一原则》,胡克主编:《工作中的美国哲学家们》,纽约:标准图书,1936年,第236~268页。

  (59)罗蒂:《后形而上学哲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页。

  (60)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

  (61)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第九章:《庸俗实用主义:一个令人失望的前景》牛津:布莱克韦尔书店,1993年。

  (62)在《证据与探究》中,我分别称之为“小写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大写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第九章。

  (63)在一次关于罗蒂的《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英国哈索克斯,苏塞克斯:Harvester出版社,1982)的研讨会上,罗蒂在回应精通杜威著作的批评者时承认,“这个房间里几乎每个人所阅读的詹姆斯和杜威的著作都比我多,并在最近读得更多”,以及“也许这本文集最好不要贸然采用杜威的名字,或者‘实用主义’的术语”。理查德·罗蒂:《评[拉尔夫]睡者和[亚伯拉罕]埃德尔》,《查尔斯·皮尔士学会第二十一届研讨会汇编》,1985年,第39~48、39页。(我相信,此次研讨会是在美国哲学促进会年会上召开的,虽然公开发行的版本并没有这样说。)

  (64)苏珊·哈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康德留给皮尔士的遗产和皮尔士留给当代哲学的遗产》,华沙《波兰哲学杂志》,2007年,第1期,第29~43页。

  (65)《皮尔士文集》,第6卷,查尔斯·哈特和保罗·韦斯主编,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第287~317页(1893)(关于泛爱论);第6卷,第47~65页(1892)(关于机遇论);第6卷,第24~25页(1894)(关于客观唯心主义)。

  (66)罗蒂:《迷失的世界》(1972),见于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英国哈索克斯,苏塞克斯:收割机出版社,1982年,第3~18页。

  (68)苏珊·哈克:《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又见哈克:《不是犬儒主义,而是连续论—从古典实用主义中得到的教训》,2005年;哈克:《把哲学投入运用》,纽约,阿莫斯特:普罗米修斯图书,2008年,第79~94页。

  (69)苏珊·哈克:《论法律中的逻辑:部分,但不是全部》,《法理》第20卷,马萨诸塞州,马尔登,Wiley, 2007年,第1期,第1~31页。

  (70)苏珊·哈克:《多元化的法理宇宙——面向一个新古典法律实用主义》,《法理》第21卷,马萨诸塞州马尔登,wiley,2008年,第4期,第453~480页。

  (71)罗伯特·布兰顿:《说与做之间:走向解析的实用主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我注意到,虽然在这本书中,布兰顿偶尔提到了杜威,但这些引用都没有具体参考文献的支持,并且他只是漫不经心的提到詹姆斯,根本没提到皮尔士或米德。

  (72)布莱恩·雷特主编:《哲学的未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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