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3-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连载论文“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至今已经有一个世纪了。百年来，康德哲学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见证了中西思想的交汇碰撞，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变迁的风风雨雨。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日子里，回顾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们可以大体上把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分为三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第一个时期，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后至今是第三个时期。

　　一

　　2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批志士仁人，他们反思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衰落挨打的历史，痛感国力之孱弱，遂把革新求变的目光转向西方，最早的康德、黑格尔研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等改革维新的先驱者们抱着极为崇敬的态度将康德哲学介绍到中国，推动着西学东渐的思潮。这些曾经站在时代潮头的人物抓住的是康德精神影响世界的精要，看重的是思想解放的冲击力，梁启超感叹说：“东海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康德者，非德国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话语中深切表达了中国革新变法人士对康德启蒙思想的认同之心。但由于这些人主要留学日本，一般都是通过日本而辗转了解西方思想，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许多囫囵和隔膜，只能借助本土文化辅以推想，所以还没有真正领略西学堂奥之精妙。梁启超在解释康德认识论时，用了许多佛学术语去牵强附会，故曲解之处在所难免。这种状况到1920年代开始变化，一些直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陆续翻译出版了康德的著作和相关研究论文并在大学讲授康德的思想。比如，瞿菊农1926年留美归来翻译出版了《康德论教育》，郑昕从德国归来后，于1933年在北大开课教授康德哲学，使学术性的探讨在大学里逐步展开，研究局面遂开始改观。

　　大体上说，1903年到1949年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论文加上翻译介绍的文字只有百余篇，其中最早的论文是上述梁启超1903年的鼓呼之作，最早的译作是1914年周暹与德国人尉礼贤合译的《人心能力论》（上海，商务印书馆）。由于了解西学者寥寥，影响也就有限。；又加之这一时期战事不断，人们无心治学。故西学的传播时续时断，终未形成大气候。但是其间也出现了若干次西学研究的小高潮。20年代是康德研究的一个相对繁荣时期，1924年和1925年，为了纪念康德诞生200周年，一批康德研究成果集中问世，成为亮点。《学艺》杂志1924年11月号一下子发表了20篇论文，从知识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审美哲学、自然哲学、社会主义、和平论、目的论、教育论、宗教论、时空论、天体论、运动论等方面，全面地介绍了康德的思想。紧接着，1925年4月，《民铎》杂志“康德号”专刊也发表了13篇论文 ，对康德哲学做了更加深入的介绍。当时活跃于西学研究的人物，有瞿菊农、张君劢、张东荪、张铭鼎、范寿康、虞山、范扬、朱经农、彭相基等。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康德研究都出现过一些成果，期间有周辅成、郑昕、熊伟、贺麟、关琪桐、牟宗三、齐良骥、洪谦等学者的研究论文陆续发表。这些学者以其著述引起后人较多关注。由于他们深谙西方学术，又严格遵从康德原著去研究康德，因此最早得康德哲学之要义，似可说与康德达到了“心有灵犀”之境界。

　　以上只是前50年康德哲学研究的一个大致进路。本文拟举其中三人，以期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康德哲学研究之特点。其一是王国维，他可谓康德哲学研究的先驱。但其登堂入室之路并不平坦，1905年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写道：“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1901-1902) 之间，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即康德——笔者）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后来他通过阅读叔本华转而再读康德，逐渐读懂而兴趣大增，决心“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至1906年他29岁，已经是第4次研究康德的三大批判，才感到没有了理解上的障碍，可以深入到康德哲学内部做精细的探索了。王国维追寻康德所履艰辛之路，其实也是每一个初涉康德著作者的必经之路，再大的学问家，再高的智慧，倘若浅尝则止、知难而退，则注定与康德无缘。王国维深谙康德的形而上学先验论与一般人所信奉的常理距离甚远，他喻之以“爱”与“信”不可协调的关系：“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字，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那么如何才能理解康德的哲学呢，他抓住“经验的直观”与“纯粹的直观”的区别作为切入点，凸显了逻辑与范畴体系对于人的认识的主导地位，进而达到对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确认。遗憾的是王国维没有留下关于康德哲学的专门论著，他研读康德哲学的心得体会散见于其早期纵横捭阖的文章中，主要有“汉德像赞”、“汉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德国哲学大家汉德传”、“汉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等。

　　郑昕是第一个留学德国专攻康德哲学的中国学人，这一学术背景使其在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中成为一个转折性的人物，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毕生从事康德研究的专家。郑昕先生1932年从德国学成归来，1933年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课讲授康德哲学。据齐良骥先生回忆，郑昕先生最先开的本是逻辑学课，但是一个学期下来，学生却听得茫茫然，原来他讲的是康德的先验逻辑。不仅如此，他的认识论、哲学概论讲的都是康德哲学，把低年级学生一下子带入了高深莫测的康德哲学殿堂，个个如堕五里雾中。这一点汪子嵩先生也有同感，他认为“郑先生讲课有点像天马行空”，连他这个最会做笔记的学生也只得束手不记。但郑先生毕竟是得了康德哲学真谛的，他经常在课上反复提到康德那句名言：“悟性不从自然中求它的先天的规律，而是在自然前颁布它的先天的规律”，其虔诚动容的态度、通达会心的体悟，总是深深地感染着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面对众多渴求真理的青年学子，郑昕将康德的三大批判轮番讲授，以其逍遥自由的性情，去诠释一丝不苟的康德，真可谓率性之人品与刻板之学说的矛盾统一体了。至1946年，郑先生将“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一笔之于书，剪裁为文”，以《康德学述》作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然此书仅包含“康德对玄学之批评”和“康德论知识”两部分，只涉及康德的认识论，而且其附录“真理与实在”中所表达的作者本人的哲学主张带有强烈的新康德主义色彩，但诚如齐良骥先生所说，此书“堪称我国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专著”。郑昕先生50-60年代仍在北大讲授康德哲学，指导研究生读德文原著、做研究论文，然不再有任何著述问世，甚为遗憾。郑昕先生曾在《康德学述》的弁言中说过：“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此话今天听来，其学术意味仍发人深省。

　　牟宗三亦是活跃于30-40年代的康德研究者，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他坦言康德哲学是自己人生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历经数年的教学与研究，于1949年完成了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认识心之批判》。其他涉及康德哲学的著作还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代新儒家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牟宗三晚年又回到年轻时对于康德的兴趣，坚持不懈地耗时十余年，把康德的几部重要著作全部译为汉语，成为迄今汉译康德著作部头与字数最多者之一。他的学生蔡仁厚为此感慨万分：“以一人之力，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先生乃二百年来世界第一人。其所加之译注，尤其慧识宏通。而又履及剑及，随译随消化：以《现象与物自身》消化第一批判，以《圆善论》消化第二批判，以《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消化第三批判，此亦古今译书者所未能也。”  尤其是他所译的《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不仅保留了康浦•斯密英译本中的注释，还添加了大量的注解和案语，体现了为后学者着想的淳厚师道。牟宗三之所以如此青睐于康德，与他治西学的着力点有关，即对于哲学基本理论特别关注，因而终生不舍康德，谋求将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打通”，在此基础上重建新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他在《现象与物自身》一书序言里说：“我们由中国哲学传统与康德哲学之相会合激出一个浪花来，见到中国哲学传统之意义与价值以及时代之使命与新生”。

　　总起来看，第一阶段的康德研究前后有别，前期的维新派走的是学问加政治的路，希望通过西学的引进为当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注入新鲜血液，唤醒国人的良知，弘扬理性的权威，鞭挞封建的糟粕。尽管这种研究是以理解、阐发为主要鹄的，所译介的康德著作多有讹误，研究的规模和成果均显窘迫。但他们开了康德研究的先河，其努力毕竟功不可没。后期的西方留学归来派则初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重原著、重译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阐释，同时不忘康德思想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融通。前50年康德哲学研究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首开现代启蒙之风，虽然讨论还只限于少数人的精英圈子，但新思想的潮流已经在混沌顽固的传统思想堤坝上冲开了一个决口，使国人得以知晓孔孟儒学之外的西方哲人及其智慧。第二，康德哲学的理性之光及其经典的逻辑体系，与中国感悟式的伦理道德哲学形成鲜明对照，涵养了现代中国人的人文与科学精神，尤其是促进了哲学思维的规范化、体系化。第三，基本形成了康德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范式，创立了与康德哲学概念范畴相应的一整套中文译名，为后人理解、研究康德思想奠定了表达与沟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