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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功青:帝国、教会与上帝 ——但丁的“二元论”及其理论困境
2017年01月09日 16:26 来源:《学海》2016年5 作者:吴功青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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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功青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在《帝制论》中,但丁构建了一个囊括一切人口、土地和民族的普世帝国,并将其权威直接诉诸于上帝,赋予帝国和教会同等的地位。但丁的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晚期的“二元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但丁自身思想的限制,这一“二元论”主张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诸多理论困境。首先,但丁虽然批判了教皇和教会,但他仍然高度认可它们的职权。其次,在但丁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永生的幸福”最终高于“尘世的幸福”,精神权力具有相比于世俗权力的优先性。以上两点,为教会对帝国的干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最后,但丁虽然把帝国的权威完全诉诸于上帝,但上帝的意志又不可知,帝国的机运变得扑朔迷离。世俗政治即便独立于教会,但它无从建立自身的确定性。只有在现代政治哲学的革命浪潮中,世俗政治的自主性和确定性才能一步步实现。

  关键词:二元论;政治自主;世俗权力;精神权力;机运

  九世纪以降,教会代表的精神权力(spiritual power)逐渐上升,开始与世俗权力(temporal power)分庭抗礼,成为主导中世纪教权和王权之争的核心因素。在教权论者看来,教会或者同时掌管“两把剑(two swords)”,既具有精神权力也具有世俗权力;或者虽然只具有精神权力,但由于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不论哪种情况,国家都受教会支配。教权论者的这一逻辑,在卜尼法斯八世的《一圣通谕》(Unam Sanctam)中达到了顶峰:精神权力不仅造就了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当世俗权力出错时,教会还有权审判它。 对此,王权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路加福音》中的两把剑明确表明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二元性(dualitas)。因此,精神权力不能干涉世俗权力,教皇也无权控制皇帝,而应摆脱偏见、通力合作。不难看出,王权论者的“二元论”主张,意在谋取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分离,为的是确立世俗政治的自主性(autonomy)。从亨利四世一直到红胡子腓特烈、腓特烈二世和亨利七世及其拥护者,“二元论”的声音一直在持续地回荡。

  作为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但丁对世俗政治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在故乡佛罗伦萨的失败,还是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流亡,都让他对政治产生了异常痛苦和深刻的感受。然而,但丁在“地上之城”中的这些遭遇,并没有让他像奥古斯丁那样,彻底否弃世俗政治的价值。相反,受托马斯伦理学的影响,但丁坚持认为:人类的理性仍然有向善的潜能。在灵性生活之外,人类社会有它独立的“善”的目的。因此,“地上之城”尽管不完美,但它毕竟孕育着“上帝之城”的种子,具有独立的神圣意义。 从这一立论出发,但丁构造了他心中的最佳政制——一个普世的帝国(universale imperium)。在他看来,人类社会(humana civilitas)唯有在一个强力的皇帝的指引下,才能从根本上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普世帝国,不仅符合神意,而且符合自然正当,因此具有和教会同样的合法性。可是,即便如此,但丁仍然必须回答摆在所有“二元论”者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帝国虽然合法,教会也同样合法;那么,帝国究竟如何才能独立于教会,实现真正的政治自主呢?

  一、帝国与教会:两重目的与两种权力

  如上,教权论者和王权论者的争论,要害在于如何理解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等级秩序。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权论者能够占据理论上的优势,根本上在于他们通过圣经的解释,确立了精神权力相对于世俗权力的优先性。但丁意识到,一旦世俗权力被认为来自于精神权力,皇帝就理所当然地屈服于教皇,国家就理所当然地屈服于教会。要想真正颠覆教权者的这一逻辑,就必须从根本上斩断政治权力的教会起源,直接诉诸于上帝。于是,对于教皇和教会的性质及其权限的理解,便成为但丁论证政治自主性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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