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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刚: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
2018年06月04日 11:03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先刚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Spinoza’s and Leibniz’ Optimistic Philosophy

  作者简介:先刚,北京大学哲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181期

  内容提要:通过叔本华的着重强调,“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成为两种针锋相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叔本华主要站在个体的立场上,强调“痛苦”在一般生存中的支配地位,进而批评乐观主义主张的“最好世界”。实际上,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大全一体哲学已经包含着对于叔本华的批评的回应。本文试图表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哲学不仅可以包容,而且可以克服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关键词: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善/恶/最好世界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谢林著作集》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5JJD720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明确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乐观主义”(Optimismus)是晚近(18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一个现象,与之同时登台的,还有它的孪生姐妹“悲观主义”(Pessimismus)。一般认为,莱布尼茨是乐观主义的鼻祖和第一位系统论证者,但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毋宁说是他的论敌(法国耶稣会士)发明了这个词语,扣在他头上。(Ritter u.Gründer,1984a:1240)与此同时,那些论敌(比如伏尔泰)也提出了“悲观主义”的说法,尽管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东西,毋宁主要是玩弄一种词语游戏来挖苦莱布尼茨。(Ritter u.Gründer,1984b:386)只有到了19世纪的叔本华那里,悲观主义才真正被看作是一种严肃的哲学理论。正是通过叔本华对于乐观主义的猛烈抨击,“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之间的对立才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自从叔本华和尼采以来,悲观主义思潮已经席卷人类社会,以至于如果一位哲学家不把“生命的痛苦”、“罪恶”、“有限性”、“终有一死者”之类东西时不时挂在嘴边,仿佛就不能凸显自己的深刻性和反思精神。反过来,乐观主义被看作是“麻木不仁”、“粉饰太平”、“虚伪”乃至“恶毒”的代名词,就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乐观主义如果不是这样一些人——亦即那些低陷的天庭后面除空话以外不装着任何东西的人——的没有思想的谈论,那就不只是作为荒唐的想法,而且是作为一种真正无耻的思维方式而出现的,是作为对人类无可名状的痛苦的恶毒讽刺而出现的”。(叔本华,1982:447)叔本华又说:“伏尔泰表明,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认识到乐观主义的反面。真的,在这个充斥着罪恶、痛苦和死亡的舞台上,乐观主义扮演着一个如此特殊的角色,使得人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一种反讽。”(Schopenhauer,1962:746-747)这些言论不仅否定乐观主义是一种正确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更对乐观主义者的人品提出了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反思乐观主义,并且为之提出合乎理性的辩护,必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里首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来澄清“乐观主义”的真义,而这要求我们摆脱个人的气质和情绪(在这个层面上,无论“乐观”还是“悲观”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直面“乐观主义”本身。

  于是我们立即发现,所谓的“乐观主义”(Optimismus)和“悲观主义”(Pessimismus),按照其词源而言,分别来自拉丁文的“最好”(Optimum)和“最坏”(pessimum),随之分别来自“善”或“好”(bonum)和“坏”或“恶”(malum)。①也就是说,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归根结底是在于这两种哲学不同的善恶观,而这两种善恶观必定是依据于一些特定的形而上学立场。因此我们的问题直接转化为如下一些问题:

  (1)如何理解“善”(“好”)和“恶”(“坏”)?

  (2)相应地,世界究竟是一个“好的”(乃至“最好的”)世界,还是一个“坏的”(乃至“最坏的”)世界?

  (3)在世界的“善”或“恶”这件事情上,“上帝”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的目标是对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哲学进行辩护,而这个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阐明莱布尼茨本人对于乐观主义的辩护。与此同时,我们把斯宾诺莎的哲学纳入进来深化辩护的力量。这个做法当然不是单纯再拉一位哲学家来“壮大声势”,而是基于两位哲学家的内在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基于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很多高度一致的看法。

  不过,要真正为乐观主义进行辩护,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看看它的死敌悲观主义是怎么来论证这个世界之内的恶,随之论证世界本身的恶。

  一、叔本华刻画的悲惨世界

  众所周知,叔本华把整个世界的本质,或者说唯一的实体,界定为“求生意志”或“生存欲望”。这个东西本身跟“善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求生意志除了要维系自己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特定的、具体的目标。真正的关键毋宁在于叔本华从中世纪经院哲学那里借用来的“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叔本华,1982:168),用来解释唯一的实体必然在现象中(时间和空间中)分化为无穷多的个体,这些个体由于具有实体的本质规定性,所以无一例外都把肯定自己的生存当作最高目标,随之把许多实际上仅仅作为手段的东西,比如健康、美貌、财富、知识、名誉、地位等等,当作具体的欲求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这就是“快乐”,反之则是“痛苦”。相应地,凡是能够在某个方面满足我们的欲望的东西,就是“善”,反之则是“恶”。(叔本华,1982:494)

  叔本华在他的著作里花费了巨大的篇幅,意图表明,欲望的满足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痛苦”占据着支配地位,以至于“快乐”甚至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毋宁仅仅意味着“痛苦”的暂时消除。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即人们有可能在欲求过程中出现停顿,陷入一种致命的“无聊”。据说人生像一个钟摆,这个钟摆不是在“痛苦”和“快乐”之间摆动,而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这两个东西是“人生的两种最终成分”。(叔本华,1982:236,427)既然叔本华宣称“痛苦”和“无聊”是人生的主旋律,那么很明显,他必定会认为“恶”在世界上占据着统治地位。

  问题在于,以上仅仅是叔本华的“宣称”或“保证”;即使我们暂时承认他对于“痛苦”和“恶”的界定,但由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千差百异,每个人的主观感受都殊为不同,所以我们根本不能由此推出,“痛苦”和“恶”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普遍占据统治地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叔本华必须突破纯粹的个人感受,推进到一个形而上的层面,而这就是个体的有限性。刚才我们已经指出,叔本华只是借助“个体化原理”来解释个体的存在,又因为他对辩证法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实际上仍然是在传统的“实体-样式”、“一-多”、“普遍者-个别东西”、“无限者-有限者”等模式下以一种朴素的(确切地说肤浅的)方式思考问题,即一方面主张唯一实体的无限性和永恒性,另一方面强调个体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有限者。按照这个模式,个体只能是在永恒不断的诞生、生存和死亡之间挣扎。同样依据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叔本华断言个体与个体之间有着等级高低之分(据说区分的标准在于个体具有的认识能力的强弱程度,而个体的认识能力又和对于痛苦的感受能力相匹配):越是低端的个体其数量越是众多,而较少数的高级个体总是踩在大量低级个体的尸体上维持自己的生存,所谓的“食物链”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例证。诚然,在大自然里面,弱肉强食是永恒的主题,一方的“快乐”必定以另一方的“痛苦”为代价,②而且叔本华补充道,这里的“痛苦”与“快乐”是远远不成比例的,比如,我们一顿吃掉几十只大闸蟹只是获得一点满足口腹之欲的快乐,反之那些被吃掉的大闸蟹所遭受的却是失去生命的痛苦——当然,这个“比例”实际上也只是我们的想象,因为按照叔本华的“对于痛苦的感受依赖于认识能力”的理论,这件事情上出现的“痛苦”未必就多过“快乐”,因而同样不能证明“痛苦”乃至“恶”占据压倒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叔本华看来,“个体化原理”注定了任何个体都是一个悲剧。介于唯一实体和绝对个体之间还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即“理念”,或者说族类,比如个体的人之上有“人类”,“人类”之上有“动物”,“动物”之上还有“生物”等等。这些貌似抽象的族类相对个体而言是一种更真实、更根本的存在,因而族类的生存比个体的生存要远远重要得多,就像叔本华指出的那样,大自然真正关心的是族类的生存而不是个体的生存,而个体的生存尤其是繁衍只不过是族类维系其生存的工具。(叔本华,1982:452)大自然不但可以毫不吝惜地牺牲极多个体以保存族类,也可以牺牲大量较低的族类以保存较高的族类。这就是个体的悲剧命运,在短暂的一生中不仅为着自己的生存而挣扎,最后还为着族类的生存而被抛弃。他追求生存,但他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或者说当他以为是在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候,其实是在为族类而活着。因此个体的生命不仅充满了痛苦,更蕴含着一种自相矛盾,即死亡本身原本就包含在生命中(叔本华,1982:453),他活着其实是为了死去(换个诗意的说法,“向死而生”),他活着的意义没有包含在他自身之内。

  按照叔本华界定个体高低的标准,拥有最高认识能力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高级的个体,但在上述问题上面,人和其他物种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如此,由于认识能力越强,其对于痛苦的感受也越是强烈而敏感,所以人是一个对于痛苦具有最深刻和最全面的感受的物种。再者,虽然人类独有的理性经常帮助人类以更为便利的方式满足欲望,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使得人类不会像动物那样满足于当前,而总是和处于其他空间和时间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继续生起不满。最重要的是,只有人类才会遭受抽象观念——尤其是“自己必然会死”这一观念——的折磨。(叔本华,1982:386)这对于理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理性不但没有像很多人期许的那样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更大的痛苦——正如康德指出的,这是导致所谓的“理性恨”或“厌理症”(Misologie)的重要原因。(康德,2013:10)叔本华恰恰就是如此,他不但否认理性是一种可以把人导向善的能力,而且强调,正是因为有理性,人类才比任何动物都更狡猾、更危险、更能伤害其他个体。如果说弱肉强食在大自然里面是一个赤裸裸的真理,那么能够进行理智思考和算计的人类则是处心积虑地为这个真理披上各种美丽的外衣和装饰。对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欺骗、愚弄、利用、压制、剥削、直接伤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侵略和战争,我们确实已经见惯不惊,因此叔本华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大量例子,用来表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坏的”世界,进而主张:“这是所有可能世界里面最坏的一个。因为‘可能’并不是指人们可以随意幻想的什么东西,而是指那种能够现实地存在和持存的东西。现在,这个世界的样子就是它必须所是的那个样子:假若它还可以更坏一点点,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既然一个更坏的世界不可能存在,那么它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世界就是所有可能世界里面最坏的一个”。(Schopenhauer,1962:747)

  以上就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论点,无论是他厚重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还是其他各种相关著作,如果撇开其生动详尽的、一再重复乃至啰嗦的刻画来看,都可以归结为以上论证。这里我们暂不考察叔本华从“坏的世界”到“最坏的世界”的推论是否完全合理,但很明显,按照他的刻画,这个世界即使谈不上是“最坏”,那也是“足够坏”,而这看起来已经足以反驳认为这个世界是“好的”或“最好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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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先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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