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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会晖:如何理解康德的“理性的事实”
2018年07月30日 09:57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朱会晖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How to Understand “Fact of Reason” in Kantian Philosophy

  作者简介:朱会晖(1981- ),男,广东肇庆人,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82期

  内容提要:“理性的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就其内涵而言,这一概念应被解释为“理性的事实”而非“理性的行动”,应被理解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而非构成某种权利的部分依据之事实。就其外延而言,这一概念既可以指道德法则,又可以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对这种事实的根据,人们往往指责从写作《实践理性批判》开始,康德把道德法则预设为自明的、不可证明的理性的事实,使其道德哲学陷入了独断论。但康德其实认为,道德法则虽然在理论上不可论证,但在实践上是可以被证明的。康德关于理性的事实学说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与普通人类理性的现实性的结合,为整个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定性基础。

  关键词:康德/实践哲学/理性的事实/道德法则/行为/普通人类理性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体理念实在性问题如何解决——康德实践哲学基础新释”(17FZX034)的阶段成果。

 

  “Faktum der Vernunft”(理性的事实)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它是构成自由、上帝、灵魂不朽等理念的实在性与规范性的重要根据。本文将在前三部分依次就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根据进行讨论。

  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而言,国际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它解释为“理性的事实”,另一种则解释为“理性的行动”。前一种解释又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解释较常见,把这种事实解释为确定无疑的事实;另一种类型的解释则基于道德与法律的类比,认为这种事实是能够支持某种对权利的要求、但又不足以确证权利的事实。笔者试图对第一种解释的第一种类型进行辩护。

  就“理性的事实”这一概念的外延而言,既可以指道德法则,又可以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道德法则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最高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道德法则构成了自由得以确证的根据,由此,纯粹理性体系的大厦得以确立。

  就“理性的事实”的根据而言,康德并不认为它是完全无根据的。由于康德断言,道德法则作为理性的事实是不可证明的,许多著名研究者据此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退回到了独断论,其批判哲学在根本上并无批判性。笔者试图回应这种批评,认为道德法则理论的实在性是不可证明的,它在实践上的实在性是可以证明的,康德提供了这种证明。

  一、“理性的事实”的内涵

  就其内涵而言,“Faktum der Vernunft”是理性的事实与理性的行为的统一,但它主要是指理性的确然无疑、不可否定的事实,却又是通过理性的行为而建构的事实。在这种意义上,“Faktum”兼有行为和事实这两种不同的含义。

  笔者认为,“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主要指一种事实,但这里的事实并不是与行为无关的事实,而恰恰是作为行为结果的事实。

  第一,根据词源学的考察,“Faktum”兼有行为和事实这两种不同的意义。根据邓晓芒教授的解释:“康德所用的‘事实’(Faktum)一词,来自拉丁文Factum(行为、行动;事业、成就),其词根为动词facio(做,作,完成、实现)。”[1]19在康德所处的时代,“factum”既可以表示行为(That),又可以表示事实(Thatsache)。而根据康德对“Faktum”的解释,确实它也兼有事实与行为这两种含义,但以事实这一含义为主①。因为,康德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作了明确的说明:在解释“Faktum der Vernunft”为何是一个“Faktum”时,他明确指出,这是因为道德法则的意识是一种强加于我们的事实,道德法则是被给予我们的事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之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能从先行的理性资料中,例如从自由意识中(因为这个意识不是预先给予我们的)推想出这一法则来,而是由于它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们,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不论是纯粹直观还是经验性直观之上……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2]41我们对康德这个术语的解释就应当遵循康德自己对于该术语的解释。康德认为,在理论上,我们能够独立于一切的经验性因素而根据道德法则行动,这是不可论证的。这就是说,道德法则的理论的实在性是不可论证的,不能被任何来自理性或感性的证据所确证。例如,它不能从对自由或上帝的意识中被确证。道德法则理论上的实在性是无法被论证的,但它有着显而易见的合理性,“本身不需要任何辩护理由”,仍然构成了确定无疑的先天综合判断[2]63。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法则只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如此明显,以至于即使普通人类理性也能明显地意识到,我们对道德法则本身有一种独立于感性欲求的关切,理性的道德法则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影响,但我们不知道这种道德法则在理论上是如何可能的。

  然而,理性的事实并不是与行为无关的事实,而恰恰是作为行为结果的事实。因此,这里的“Faktum”也兼有行为的意思。康德强调,道德法则并非我们被动接受的事实,我们不可认为,我们被动地受到道德法则的约束,而应该把自身看作道德法则的设立者和道德要求的来源,“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立法的(sic volo,sic jubeo[我如何想,便如何吩咐])”[2]41。

  道德法则是理性的活动所设立的,道德法则又是被直接给予我们的事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法则是理性本性的必然结果,它是理性必然根据其本性而先验地设立的,它植根于我们的本性,而必然在实践中被我们(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基于这种意识的必然性,对于经验性的个体而言,道德法则又是直接被给予我们的,其规范性是不可否认的。它不是某种被经验性地设立、可被经验性因素所否决的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人有本体界的意志自由,那么,我们在本体界超经验地设立道德法则,这种原则的作用贯穿于各种经验性的实践活动中,对于经验性的人来说,道德法则就是先天地被给予的。而无论一个人有没有明确意识到理性的这种必然要求,是否清晰意识到道德法则的抽象形式,道德法则都起着规范性的约束作用。

作者简介

姓名:朱会晖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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