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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功青:彼特拉克《秘密》中的上帝与自我
2018年07月27日 10:22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吴功青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God and Ego in Petrarch’s Secretum

 

  作者简介:吴功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82期

  内容提要:在《登旺图山》中,彼特拉克经由奥古斯丁式的“内在转向”,在心灵之中发现了上帝。而在随后写作的《秘密》一书中,作为彼特拉克化身的弗朗切斯科却很少提及上帝的作用。是上帝突然消失了吗?通过细读《秘密》的文本,笔者否定了这一可能,同时指出:一方面,在《秘密》两个自我的内在对话中,世俗自我所诉求的幸福越来越具有正当性,传统基督教中上帝的意义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人性的疾病,《秘密》几乎从未诉诸恩典,而是诉诸自我对自我的治疗。彼特拉克的这一转变,使得自我开始取代上帝,成为人们重新理解世界、他者以及自我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自我治疗/个体自我/上帝/奥古斯丁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文艺复兴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14XNJ029)的阶段性成果。

 

  公元1351年,彼特拉克在写给奥古斯丁修会的圣塞波尔克罗(San Sepolcro)的信中,谈到了十五年前他和他的兄弟一起登上旺图山(Mont Ventoux)的那次“探险”之旅。时至今日,这次登山的真实性已不可考①,但《登旺图山》这封书信却被学界普遍看重,成为研究彼特拉克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入手点。一般认为,这封书信揭示了彼特拉克如何在精神的困顿中,通过奥古斯丁式的“内在转向”,先从有形事物转向心灵(mens,即内在自我),再由心灵逐渐上升至上帝的心路历程。有关这次转向的动机,学界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登旺图山》所叙述的时间段开始,彼特拉克放弃了此前对于古典美德的单一强调,将更多的心力转向了对上帝和基督教信仰的关切。

  然而,令人有些诧异的是,在稍后写就的《秘密》(Secretum)②一书中,彼特拉克似乎偏离了他此前的路线。在这本宣称致力于“自我审视”的著作中,彼特拉克大谈特谈人的必死和罪性,对上帝和恩典的作用谈得少之又少。整部《秘密》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对于人的悲苦处境,连全能的上帝也无能为力。这是否意味着,在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的眼中,上帝变得无足轻重了?倘若情形果真如此,《登旺图山》所开启的“内在转向”之路对彼特拉克来说又有何意义?种种疑问,促使笔者更为仔细地检讨《秘密》的文本,以及它与《登旺图山》之间的思想关联。

  一、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教导

  《秘密》具有典型的“劝慰体(Consolatio)”风格。③后者出自古代晚期特别是斯多亚派的劝慰文学,经波埃修的《论哲学的劝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流传到彼特拉克的时代。在斯多亚派那里,“劝慰体”通常指一个人通过书信和演讲的方式,安慰另一个受伤的人;受波埃修的影响,彼特拉克有意仿照斯多亚派,将整部作品写成一篇对话,由一个有学问的圣徒安慰一个受伤的普通人。对他来说,这个受伤的普通人就是自己的化身——弗朗切斯科(Francesco);而那位圣徒,和他在《登旺图山》中求助的圣徒一模一样,是他最为敬仰的奥古斯丁。

  作为“真理女神”亲自安排的教导者,奥古斯丁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与弗朗切斯科对谈,治疗后者的心病。事实上,在接下来三天的对谈中(对应《秘密》的三卷),作为一个“和他一样必死的人”,奥古斯丁也的确认认真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在卷一中,奥古斯丁花了大量的笔墨向弗朗切斯科证明,人只有凭借德性才能获得幸福;而人是否能够追求德性,从根本上取决于他的意志是否自愿。然而,正如奥古斯丁在皈依前深受“双重意志”的困扰,弗朗切斯科同样发现,对世俗幸福的追求总是阻碍着人们对至善幸福的追求。面对弗朗切斯科的犹豫不决,奥古斯丁祭出最后一道杀手锏:“沉思死亡”。奥古斯丁强调,他所言的“沉思”不是一般意义上将死亡当作对象而进行的日常思考,而是一种对死亡痛彻肺腑的切身感受,一种“扎入感(satis alte descendere)”。只有对死亡产生深切的“扎入感”,人才会对上帝产生虔诚的向往。果然,在听完奥古斯丁的这段教导后,弗朗切斯科罕见地开始了祈祷。

  在卷二中,面对弗朗切斯科在“肉欲罪”中的挣扎,奥古斯丁又一次强调:对于心灵的罪,人类无能为力,只能诉诸上帝的恩典。他说:“(弗朗切斯科问)还有什么来自人类的帮助对我有效?(奥古斯丁答)没有,但还有无限的帮助来自于上帝,因为没有人能匹配纯洁,除非主的恩赐。但首先,你需谦卑地、甚至时常带着眼泪向他请求这份礼物,而他万不会拒绝一个正确适当的所求。”④和弗朗切斯科不同,奥古斯丁坚持把上帝的恩典当作解决人类困境的根本出路。

  在卷三中,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立场体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弗朗切斯科之所以深陷“爱情(amor)”和“荣耀(gloria)”的锁链而无法自拔,根本原因就在于所爱的对象是错误的。诚然,奥古斯丁也认为“由于我们对这造物主的爱,所以我们应当爱每一个受造物”;但弗朗切斯科的问题在于,他“已经被一个受造物的魅力俘获,并不再像他应该的那样去爱造物主”。⑤众所周知,奥古斯丁区分了“安享(frui)”和“使用(uti)”。前者的对象是上帝,后者的对象是尘世事物,两者判然有别。⑥在奥古斯丁看来,弗朗切斯科的错误在于,将“利用”的对象当作“安享”的对象来看待,从而颠倒了爱的秩序。他极力敦促弗朗切斯科放弃尘世事物,回到对上帝的爱中来。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发现,上帝并未从彼特拉克的世界中消失。虽然弗朗切斯科在谈话中很少提及上帝,他的教导者奥古斯丁却频繁地提及上帝,并将它作为最高的原则和对象来看待。和弗朗切斯科一样,奥古斯丁同为彼特拉克设计的对话者,因此本质上构成了彼特拉克自我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基督教教导至少表明:和《登旺图山》一样,彼特拉克本人并未放弃基督教,更无意彻底否定上帝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那么我们能否说,彼特拉克和奥古斯丁一样,仍然虔诚地相信上帝呢?答案是否定的。

作者简介

姓名:吴功青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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