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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从黑格尔的一个误解看卢梭的“公意”
2018年09月29日 11:20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邓晓芒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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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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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ousseau’s “General Will”:From the Misinterpretation by Hegel

 

  作者简介: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武汉 430074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发信息:《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82期

  内容提要:黑格尔批评卢梭用契约论来处理国家政治问题是把国家公权力错置于私人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以“众意”来充当“公意”或“普遍意志”,认为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悲剧的理论上的原因。但黑格尔误解了卢梭的公意,卢梭的公意有其哲学基础,他对公意和众意做了区分,并清醒地认识到由公意所建立起来的完美的民主制只能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只是用来促使现实国家政治生活在众意的行使中日益趋向接近的标准,但这一点并没有被法国革命的理论家和黑格尔所理解,卢梭并不能为法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卢梭的公意除了有理性的根源外,还有公民宗教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尚和习惯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公意只有凭借理性和信仰的双管齐下才能对公民社会的建立和运行产生有效的影响。厘清卢梭的这一套以公意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法治社会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Hegel criticizes that Rousseau mistakenly bases public (national) power on the relation to private property when he use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e justification of government and replaces "general will" or "universal will" with "will of all".Hegel maintains that this is the very theoretical cause which leads to the traged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Unfortunately,Hegel misunderstands Rousseau's concept of "general will".The general will in Rousseau's thought has its soli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Rousseau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will and the will of all and fully realizes that the perfect democratic institution founded by the general will is an ideal utopia which should be used only as a standard to guide the real political life driven by the will of all.Unfortunately,it is misunderstoo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 and Hegel as well.Rousseau is not the person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Besides its root in reason,Rousseau's "general will" also has its origin in civil religion and the ethos and customs along with it.In the real political life,it is by the co-effect of reason and belief that the general will could contribute validly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nc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To clarify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with the general will as its core idea is significant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a society ruled by law today.

  关键词:社会契约/公意/众意/法国革命/理性/宗教/social contract/general will/will of all/French Revolution/reason/religion

 

  一、黑格尔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有多处涉及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公意”学说。例如,在《契约》一章第75节他说道:

  

  显然,以上契约的三环节是立足于私有财产关系之上的,即:一个是任意(Willkür);一个是“共同意志”(der gemeinsamer Wille),而不是“普遍意志”(der allgemeiner Wille);再一个是出让的财物。②黑格尔指出,在“伦理”(Sittlichkeit)的三大部分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中,契约只适合于市民社会,而不适用于家庭和国家原则。这里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契约论的国家学说的,他说:

  

  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早先那些时期”是指英国“光荣革命”前后霍布斯、洛克等人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时期,这些社会契约理论承认君主和国家的法权,却使这种法权基于每个个体的同意之上,但又置于公民立法权的对立面,最终则形成了洛克(及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理论。而所谓“晚近时期”则特指刚刚过去的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时君主和政府本身也被视为公民立法的产物,每个公民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和全体订立的契约成了新型国家的基础。按照黑格尔的意思,这些社会契约在这种理解中都类似于一种财产关系的转让契约,是不恰当地“把私有财产的规定搬到了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而且更高的领域”。④因此黑格尔补充道:

  但在国家那里,情况却另是一样,因为不能由于个体的任意而脱离国家,一个人按照其自然方面来说就已经是国家的公民了。人的理性规定就是要在国家中生活,并且当国家还不存在时,理性对建立国家的要求就现成地存在了。……所以这决非依赖于个别人的任意,因而国家并非基于以任意为前提的契约之上。……毋宁说,处于国家之中对于每个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代国家的一大进步就是自在自为地保持这同一个目的,而不能每个人在与这一目的相关时都像在中世纪那样按照自己的私人约定来行事。⑤

  换言之,在私有财产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共同意志”,即缔约各方的各自任意( )所达成的共同性;相反,在国家中所贯彻的则是“普遍意志”,它不是通过每个人投票所确定的,而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本性,有理性的人生来就是要在国家中过政治生活的,没有人真正愿意和能够遗世独立。所以,普遍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是一种更高的伦理原则,而不是一种人为建立的契约关系。它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高兆明先生指出,黑格尔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他“以公民必须生活在国家中混淆、代替了公民对于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对于国家本身合理性根据的追问”⑥。而契约论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国家公权的合理性,必须从私权中寻求,必须从私权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⑦。这是很有见地的。黑格尔把契约仅仅限定为人与人之间的财物的交易,这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且不说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就不是什么财产关系,而是精神信仰的契约;而且即使是世俗的契约关系,也不全是针对“单个的外在事物”。例如,知识产权就不是对物的拥有和交换,而是对思想观念的拥有和交换,所以黑格尔无法从法律上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只好把它归结为一个“面子”问题,“并依靠面子来制止它”。⑧至于像美国立国时那样通过约定宪法来规定政体形式(更不用说美国宪法的前身、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了),黑格尔连提都不提。其实,只要不把“契约”的内涵规定得那么狭窄,则婚姻关系和国家法律以至于宗教信仰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

  黑格尔在这里还没有直接点卢梭的名字,而在后面谈国家的部分,他就明确指出他所针对的主要就是卢梭的“公意”学说。他首先承认,卢梭在国家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其卓越的贡献,即在卢梭眼里,以往把国家的产生归结到人类的社会性本能或神的权威,这只是外部的形式,它的内容其实是“思想”或“思维本身”,也就是“意志”;但卢梭这里所理解的意志就其层次来说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成为国家原则的高度:

  

  而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可思议的惊人场面”,就是一方面试图砸烂一切现行的制度而仅凭思想来从头建立一个国家,想要给这个国家一个建立在被以为是合乎理性的基础上的宪法,而另一方面由于这只是些缺乏理念的抽象,于是就把这场试验变成了极恐怖极残忍的一场事变。⑩这就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总结,即归咎于卢梭的“公意”,这种公意由于只被理解为“共同的东西”,即共同意志,因而就下降为一种临时性的契约,从“合乎理性的东西”(Vern nftige)降低成了“仅仅是合乎知性的(verst ndig)结果”。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卢梭的错误就在于把“公意”仅仅理解为“共同意志”而不是“普遍意志”,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任意的契约,而不是神圣的伦理原则。(11)而正确的理解则应当把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理念之上,这样就可以看出:

  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理性的绝对目的就是使自由成为现实的。国家就是竖立在人世上的精神,它在人世上有意识地实现着自身……只有当它在意识中现成在手并把自己当作实存的对象来认知时,它才是国家。至于自由,我们必须不是从个别性、从个别自我意识来看它,而是只从自我意识的本质来看它,因为不论人是否知道,这个本质都在作为独立的力量而实现着自己:国家存在着,这就是神在人世上行进,国家的基础就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身的理性的力量。谈到国家的理念,我们必须不是着眼于那些特殊的国家,着眼于那些特殊的制度,反之,我们必须自为地考察理念,考察这个现实的神。(12)

  黑格尔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来对抗他所认为的卢梭(和费希特)把国家建立在个体意志之上的主观主义。他这种将国家神化的观点历来都饱受诟病,现代人不能容忍说一个国家即使已经恶劣不堪,也得像对神一样无条件地服从(13),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正是主张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来选择不同的政府,以治疗国家的疾病。黑格尔的观点则堵死了这条人民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改善国家的道路,在他看来,改善国家不是人民的事,而是“神”的事,也就是绝对精神通过世界历史的淘汰即国家间的战争而客观上展示出国家精神日益进步的趋势。黑格尔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国家意志不应当仅仅是大多数人甚至哪怕所有的人的“共同意志”(因为这是随时可变的),而应当是更高层次上的“普遍意志”(这是永恒不变的,哪怕它还潜在于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中)。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用这一点来批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算是找错了对象,因为尽管有许多表述上的含混和不清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强调的恰好正是黑格尔所主张的“普遍意志”,所谓“公意”和“众意”的区别也是卢梭反复阐明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卢梭正好是将公意置于哲学认识的层次而超拔于具体操作的众意层次之上,因而并不是主观主义的。只不过法国大革命和它的领袖及理论家们忽视了这一区别,从而用众意取代了公意而已。下面我就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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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邓晓芒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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