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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论“医院空间”的政治权力运作
2020年01月06日 11:09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莫伟民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Michel Foucault's “Hospital Space” Thought

  作者简介:莫伟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第20195期

  内容提要:聚焦空间权力的“空间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医院空间”问题的探讨则集中体现出其政治哲学的独特性和现实性。然而,国内外学界对这一具有独特地理学思想维度的空间理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在福柯看来,18世纪末,空间问题之所以成了医学的根本问题,是由于医学训诫和管治技术在医院空间内运作和医学对环境的持续干预,医院实现了从收容空间向医疗空间的转型,临床医学和疾病分类政治学随之诞生,人口健康也随之成为政治权力的根本目标。从医院空间、家庭空间到城市空间甚至人类空间,医学话语与医学权力的交织关系愈来愈复杂和拓展。世界成了医院,治理成了治疗。虽然福柯医学空间思想明确提醒我们警惕、防备进而反抗在医院空间乃至社会空间中运作的过度权力,并断然拒绝“社会矫形外科学”的权力运作,这是建设性的,但福柯所说“世界成了一个大疯人院”与其泛权力论一样夸大其辞。在当今社会的空间化、网格化治理中,只有各方政治力量达成动态平衡才是付出最小代价的合理治理。

  Focusing on space power,the “spac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ucault's political philosophy,the discussion of “hospital space” embodies the uniqueness and reality of its political philosophy.In Foucault's opinion,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space problem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hospital,the reason is the exercises of the technology of medical discipline and police in the hospital space and medicine's intervention in the environment,the hospital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ssistance space to the medicine space,the clinical medicine and the noso-politics came into being,and the population health also becam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political power.From hospital space,family space,to urban space and even human space,the interwea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discourse and medical powe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expanding.In the spatialization and grid government of today's society,only when all political forces achieve dynamic equilibrium can we have the reasonable government at minimum cost.

  关键词:福柯/政治哲学/医院空间/戒训/空间化的历史/Michel Foucault/political philosophy/space of the hospital/discipline/spatialized history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世纪法国哲学研究”(14AZX012)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政治理性批判:马克思与当代法国哲学”(10JJD71004)的阶段性成果

 

  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政治的动物”,福柯认为“人是政治生命体”。福柯政治哲学论述西方政治技术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自由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个体在权力与知识的策略游戏关系中以何种方式被构成为多重历史主体的问题,研究18世纪下半叶前后出现的对个体身体进行戒训的“政治解剖”(l' anatomo-politique)与对整体人口进行调节的“生命政治”(la bio-politique),这两种前后相继又相互对照的政治技术之运行机制,及其对主体之被动构成和主动反抗所产生的多重效应。

  国内外学者通常从哲学或历史视角来审视福柯政治哲学的思想内涵,笔者以为福柯政治哲学不仅具有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三者高度统一的整体理论特点,还具有独特的地理学思想维度,而医学空间理论又是这种新颖地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同时把握了福柯政治哲学的医学空间维度,才能完整而深入地领会福柯政治哲学的思想精髓。人们既可以像传统哲学所做的那样把存在、时间、经验当作哲学的对象,也可以像福柯那样对话语、空间和管治作哲学思考。福柯不满于康德、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们只注重对时间的探究,而忽视了对具有历史-经济-政治意蕴的空间问题作哲学思考。如果说布洛赫(Marc Bloch)和布隆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研究了一种乡村空间或海上空间的历史,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谈论了空间的生产及其政治维度,论述了空间生产与商品生产的辩证关系①,那么,福柯则思考了医院空间、监狱空间、城市空间乃至社会空间的历史,聚焦权力与知识得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空间,阐发空间权力与个体自由的交互关系。从福柯在医院空间上绘制的权力地图可以看到,空间不再是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历史-政治-哲学范畴。福柯出生于医学世家,又多次在巴黎多家医院实习、调研,这为福柯研究欧洲不同时期医院的空间维度及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关系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医院:从收容空间到治疗空间

  福柯关注一个有趣的却鲜为人知的论题:政治权力并不唯一地施加于意识形态,还通过特殊渠道在个体身体上运作。“政治权力,甚至在施加于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之前,就以非常有形的方式施加于人们的身体了。”②一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技术(une technologie politique du corps)主要是向身体强加姿势、态度、使用、空间分布、栖居样态的方式,实施一种形体的、空间的分布。个体为了自己的身体而从事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个体收回自己身体的斗争之路艰难曲折。“整个身体政治学盛行了数个世纪,自17、18世纪以来,人体就像劳动力那样被使用、束缚、紧勒、框住。这种政治学在于从身体中抽取出可供劳动的最大劳力,可供生产的最大时间量。”③人的身体经过医治和矫治而成了能劳动的身体。18世纪医院针对身体实施的政治技术集中体现了这种直接性、具体性、空间性和生产性。医院与工厂、学校、监狱这些机构一样,都旨在通过一系列规范把个体与生产过程、生产者的培养、矫治过程联系起来,而不是为了排斥个体。

  医院与学校、兵营、工场、监狱等一起构成了福柯所聚焦的介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那种政治权力运作的主要场所,权力都是经由这些特殊空间得以施加在个体上并遭遇个体的抵抗。医学权力与医学空间的相互关系是福柯颇为熟悉且毕生加以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这种政治权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宏观权力、国家权力、阶级权力,而是在人的生存层面上运作的、旨在榨取超额利润的毛细管状的微观隐秘权力网络。

  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与各种疾病作斗争的艰难历史。疾病古已有之,而作为治疗疾病的医院却并不与疾病具有同样古老的历史。古典时代的疯人禁闭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医院。福柯断言:虽然医院早已存在,但作为治疗机构能减缓或治愈疾病的医院在18世纪以前并不存在。旨在救死扶伤的医院之理念和实践大约出现在1760年。“医院作为治疗手段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概念,因为它始于18世纪末。”④为何18世纪末出现了医院史的一个重大转型呢?福柯认为促成这种转型的根本动力,并不是当时陈腐的医学理论、抽象的建筑计划,而是当时英国慈善家霍华德(John Howard)和法国医生特农(Jacque Tenon)等人实施的一系列针对医院的实证调查研究。他们通过对多地多家医院进行调查和评估,提出合理化改造旧医院或重建新医院的方案。“因此,医院不再是简单的建筑图形,它此后成了一件医学-医疗事情(un fait medico-hospitalier)的组成部分,人们必须以研究气候、疾病等同样的方式来研究这种事情。”⑤他们的调查为医院建筑的总体结构、房间的大小、空气流通、容纳的人数、床位的配置、不同病人的空间隔离、疾病与环境卫生、病人用具之间的关系、治愈率和死亡率等提供了一些功能性描述,从而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把医院视为治愈疾病的医学空间。

  虽然医院的存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福柯断言,从中世纪开始在欧洲运行的医院无论如何都不是治疗的工具,也从未被这样看待。因为医学(la médecine)与医院(l' )是两个虽通常相互联系但又有根本差别的范畴。从中世纪至18世纪末以前,西方的医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机构,因而18世纪出现的一种医学-治疗型医院(un médico-thérapeutique)就具有了革新意义。“18世纪以前,医院的理想角色因而并不是有待治疗的病人,而是已经垂死的穷人。”⑥而在医院完成病人灵魂救赎工作的通常是一些由宗教或世俗人员组成的慈善人士。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医院通常具有隔离病人、救助病人肉体和救赎病人灵魂这样的三重功能,直至整个17世纪的法国,巴黎总医院(L' général)也还是一个收容病人、疯子和妓女的场所,尚缺乏医疗功能。在那么长时期内,欧洲的医学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医生虽掌握基本的课本知识,学会一些治疗方法,但缺乏医院治疗经验。医生通过观察最初病症来预判病情的发展,采取对策来战胜疾病,医生与病人在对抗病魔时处于个人关系之中,医生还不可能通过在医院收集观察结果来提出一种疾病的总体特征和特殊要素。显然,在这一时期的医学实践中,医院组织尚不允许医学介入进来,医院还尚未医学化。“因此,直到18世纪中叶,医院和医学仍是两个分离的领域。”⑦

  如果找到了长期以来阻止医院医学化的障碍,也就能回答一个重要问题亦即“医院是如何医学化的以及医院医学是如何实现的”。这个最大障碍就是医院功能的混乱,而不是其功能的不全或消极。医院造成的混乱指的是它可能在收容的人群中造成了疾病并在其所在城市传播疾病。“这如同医院是经济和社会无序的一个持久策源地。”⑧而一旦消除了医院产生的这些混乱,也就可促成医院的医学化。福柯例证17世纪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医院——海事医院就是一个经济混乱机构。商贩们不顾财政当局的禁止而在伦敦、马赛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大医院交易来自殖民地的贵重物品、稀有金属、香料等。于是,海事医院的第一条医院规则就是检查水手、医生和药商存放在医院的保险箱,同时还要对上岸入院的人士进行卫生防疫的检查,以阻止传染病的入侵。从根本上讲,这样的医院还不是治疗机构,而是一个阻止经济和医学混乱中心出现的手段。在当时,海事医院之所以成为医院改革和整顿的起点,是因为除了经济规则变得愈来愈严格,对人的训练、人的价值也变得愈加重要。如在17世纪末,军队中训练有素的士兵因疾病、传染病或逃亡带来的巨大损失成了相对普遍的现象。军事医院就要实行行政和政治的整顿,既要防止士兵在军队医院逃跑,又要治疗士兵以防士兵因疾病死去,还必须确保士兵康复后能继续上战场作战。⑨

  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医院从收容空间转变为医学空间的?福柯进一步深挖其原因:无论是海事医院,还是军事医院,医院空间的改造和整顿并非起源于医学技术,而是根本上起源于那种其基本原则在17世纪得到较为充分发展的权力运作的技术,即戒训(la discipline)的实施。当然,无论是古罗马军队,或是中世纪修道院,还是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都存在一套戒训系统。人们常常谈论17世纪发明了化学和冶金技术,却忽视了17世纪还有对人进行治理这种新技术:“戒训”这种在工场、军队、学校、医院中出现的权力技术,它“治理人,控制人的多重方面,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方面,并提高人的劳动、活动的有用产物”⑩。正是在混乱无序的医院空间中引入了戒训这种权力运行机制,正是由于当时的医学实践相应以干预为主,医院经改造和整顿后才被医学化。“医院趋于成为医疗技术中的一个本质要素:不仅是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治愈的场所,对某些严重病例而言也是一种使治愈成为可能的工具。”(11)18世纪的医院有必要把医学知识与医疗效果结合在一起,此时的医院就不再是以往主要起收容作用的综合救治医院了,而是能覆盖城市和乡村广袤空间的新型专业医院(天花病医院、热病医院、妇产医院、病儿医院等)了。18世纪医院的改革,尤其是医院在建筑、机构和技术上的重组规划,因考虑到城市空间、人口大众及其生物学特征、稠密的家庭基本单位和个体身体而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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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莫伟民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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