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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论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
2020年03月01日 20:53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林志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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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on the Purpose of Legislation and Its Philosophic

  作者简介:林志猛,浙江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京)2019年第20191期 第71-79页

  内容提要:柏拉图将法定义为意图发现实在,法与哲学显得密切相关。柏拉图的探究表明,立法不应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和财富,亦即基于勇敢这一最低的和片面的德性。真正的立法应以完整的德性特别是以理智为目标,将哲学作为立法的基础,以使立法朝向德政。哲学的鉴照可彰显现实法律和政制的缺陷,不断提升其趋向完善。指向德政的立法要求,立法者须明瞭各种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以此为依据给公民们安排恰切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法律。

  关 键 词:柏拉图/《法义》/立法/哲学/德性

  标题注释: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柏拉图法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FZX027)资助。

 

  在西方法哲学史上,柏拉图的《法义》(Laws)①首次全面而又深入地探讨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等问题,给出了与习传立法者截然不同的理解。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立法者乃是立法哲人,应特别关注理智这一最高德性,并澄清各种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依此“自然”为公民们安排恰切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法律。本文将首先阐述柏拉图如何重新定义“法”( )是什么,由此对立法的目的提出何种不同的见解,进而指出,立法如何基于追寻完整德性的哲学而朝向德政。

  在《米诺斯》(Minos)这部被视为《法义》导言的对话中,柏拉图讨论过一个根本性问题:“法( )是什么”(林志猛,2010:13)。②柏拉图提到关于 的三种定义。其一,法是“人们视为合法的东西( )”(林志猛,2010:14)。这相当于说,法是认可某些东西为合法的过程,类似于言说、观看的过程。不过,过程与结果不能相等同。要理解过程本身,必须从该过程的目的而非结果着手(cf.Best,1980:103)。

  由此修正的第二个定义是,法是“公共意见和投票通过的法令”,法整体而言是“城邦的公共意见”(林志猛,2010:16;参见色诺芬,1986:15)。将法看作投票通过的法令,说明法是民众通过一套程序制定出来的。这样的理解基于民主的视角。在民主城邦里,法律是意见的产物,并非由某些睿智者的特殊技艺(立法术)制定。但意见有好坏之别,甚至相互冲突,坏的意见会严重损害城邦。法作为善物,应源于智慧而非意见。

  如果法是意见,至少应该说不是有害的意见,而是有用的或真实的意见。真实的意见接近对实在( )③的发现,柏拉图由此得出第三个法的定义:“法意图( )成为对实在的发现”(林志猛,2010:19)。发现实在,认清事物的本质,乃是哲学的意图之一。从应然的角度看,法应当是好东西,不仅有助于维护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人的完善。应然意义上的法稳定不变,但现实中的立法者未必能制定出善法,实然意义上的法频繁多变。在应然的层面上,治理城邦的正确法律出自那些在如何统治城邦上“有知识的人”(林志猛,2010:25)。这意味着,法本身难以就“是”对实在的发现,而仅仅“意图”发现实在——法处于走向哲学的“路上”。

  不过,由于真正的法应秉有哲学的“意图”,超越意见而迈向知识,柏拉图在《法义》中进一步指出,法是关于痛苦、快乐、恐惧、大胆等情感的良好“推理”。在个体灵魂中,各种情感就像肌腱或绳索一样拉扯着人,使人在美德与邪恶之间挣扎。个人应获得关于这些绳索(情感)的“真正推理”,并据此生活。城邦则应采用“有识之士”的推理,设定为“公法”(644c-645c)。因此,法最终可定义为“理智规定的分配”(714a)。恰如牧羊人要给羊群“分配”好牧场,立法者应给人们分配适合其自然本性的工作,以照料好人的灵魂。显然,能作出这种分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哲人)。在此意义上,立法者应成为立法哲人。

  一、立法的目的

  《法义》的对话发生在一位雅典的立法哲人与两位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者之间。一开始,柏拉图就检审了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旨归。这两个城邦都非常好战,其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在克里特立法者看来,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和平不过是空名,“一切城邦对一切城邦的不宣而战( ),天然就一直存在”(626a)。因此,克里特制定的一切公私制度(如公餐、体育训练)皆针对战争。

  克里特立法者从战时公餐的必要性,推导出公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实行。既然源于战争的公餐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反过来就可以说,战争是永恒的。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克里特立法者将“永无休止的战争”与始终有效的合法习俗结合起来,而形成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公餐这个习俗的意义源于其一时的必要性,但在获得意义后,公餐又会通过习俗本身的常态性去时间化,变成一种自然事实。从公餐习俗的暂时性推导出战争的永恒性,这是用个人的习俗经验扭曲实在而产生的相关变种,并不表明克里特的制度指向永恒的实在(cf.Benardete,2000:9-10)。克里特立法者通过将公餐这一“习俗”转变为“自然”,战争的非常态化、暂时性也转变为普遍、永恒和自然的状态。

  在探讨立法的目的时,柏拉图为何独出心裁,从立法与战争的关系入手?如果说立法旨在维护正义,岂不更显而易见?无疑,战争或帝国问题是柏拉图有意引导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一旦将战争的胜利和获取作为第一原则,就会滋生帝国的观念。一个城邦若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势必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重大影响。立法又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两种关系?或许,尚武观念应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仅限于一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外人奴役;二来取得统治地位,但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而仅旨在维持被统治者的利益。(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1334a1-4)克里特、斯巴达和雅典都曾试图通过战争不断扩展帝国的版图,但结果均遭致覆灭。因此,立法若仅着眼于从胜利中获取财富、领土等“好东西”,未必能确保城邦的长盛不衰,这对我们现时代仍不失为深刻的启示。

  从不同城邦间的不宣而战,克里特立法者还进一步得出,“在公共领域,一切人对一切人皆是敌人,而在私人领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敌人”(626d)。④人与人之间甚至个体内部的敌对关系,源出于城邦之间永恒的敌对性。正是从敌对的自然状态来理解城邦与人,斯巴达法律专注于训练男子忍受各种痛苦和辛劳,以培养他们的坚毅和勇敢。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男人们常年在外征战,斯巴达妇女变得放荡不羁、奢侈爱财。斯巴达男子好女色,而致使妇女控制政治权力。但女人气反过来又削弱男子气,在斯巴达受到入侵时,妇女的恐慌造成的扰乱甚于敌人的侵袭。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古原想用法律约束妇女,但在遭到妇女的反对后就放弃了。妇女的放荡导致整个城邦的政治结构失调,而又间接培育了贪婪这一恶德,还带来贫富不均。(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1269b12-1270a13)

  如果敌对性也是个体内部的主要特征,自己战胜自己就成了首要的胜利。但从个体灵魂来理解人,自己战胜(强于)自己主要意指灵魂的和谐与节制,即灵魂中的理智能控制血气和欲望。(626e-627a;cf.Plato,1991:430e-432a)这意味着,个人内部的和谐比冲突更可取。(参见柏拉图,《高尔吉亚》,491d;《普罗泰戈拉》,358c;色诺芬,1986:1.2.24;2007:6.1.41)同样,值得城邦追求的是和谐而非内战(。内战和外部战争是两种基本的战争形式,但内战是最为残酷的战争和“最大的战争”。如果立法着眼于战争的胜利,至少应该首先针对内战。在柏拉图看来,解决内战的最好方式是邀请优异之人来设立不偏不倚的法律。败方将因恐惧而守法,胜方则因敬畏和征服快乐(节制)而顺从法律。如果胜方显得比败方更守法,公共利益就会受到维护,城邦将充满安宁和幸福(柏拉图,2018:《书简七》,336e-337e)。这表明,消除内乱或党争需要一方的节制和良好的政制,或者说需要节制的政制。实际上,克里特也经常发生内乱,贵族、党派好争斗。虽然克里特岛的地理位置天然远离外邦,但终归无从避免在内乱时受外敌入侵,这正是源于其法律和政制的内在缺陷。⑤(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1272b3-21)

  质而言之,立法者制定的所有法律应着眼于最好的东西。可是,最好之物既非对外战争,也非内战。起码应该说,最好之物是和平及彼此间的友善。就连城邦对自身的胜利也只是必需之物,而非最好之物(cf.628c-d)。尽管内外战争具有必然性,但必然性并非理解人类事务和行事的最高准则。立法若仅仅依据战争的必然性和实际的需要,那不过是从最低的要求和实然出发。立法若旨在追求最好之物,便是从应然入手,这样才可能带来和平与友善这类次好的东西。在此,城邦的自我胜利或内乱的消除仅为必需或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遑论最好。由此可见,内外战争不应视为自然状态。

  如果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着眼于战争和财富不正确,那么,雅典的立法指向自由和民主是否恰当呢?在《法义》中,柏拉图也深入反思了雅典的法律。民主雅典的法律给民众提供了充足的自由,结果,无论在剧场还是在公民大会上,人们都善于用嘘嘘声、粗鲁的叫喊声或赞赏的掌声对演出或政策作出自己的评判。法律赋予的极度自由使公民们不愿再服从权威,而是根据是否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快乐来评判一切。人们因过度的自由而变得无所畏惧和不知羞耻,甚至膨胀到自认为是聪明人,不必害怕更高贵之人的看法。极端的自由形成了极端的民主制,其后果是人们不愿再听从统治者、父母和长者,竟至不服从法律。在获得“终极自由”后,人们不会再顾及誓言和诸神,反而会模仿提坦神野蛮的自然本性,进入“邪恶从未断绝过的恶劣时期”。(cf.699e-701c;Plato,1991:562b-563e)这样看来,在人类价值秩序中,自由和民主并非最高、最好的东西,不应成为立法的最大目标。

  柏拉图意味深长地指出,最好之物是“最大的德性”,或“完美的正义”、“完整的德性”(630b-631d)。真正的立法应着眼于完整的德性:理智、正义、节制和勇敢,而非着眼于德性的某个部分,甚至是最低的部分。立法若只是为了战争,着重培养的便是勇敢这种最低的且单一的德性。同样,自由民主并非德性本性,立法若这着眼于这两者也不能带来最大的德性。柏拉图使立法转向最好之物和完整的德性,无异于让习传的立法转向哲学,以变为德政的立法。

  对法律意图的正确解释,应从德性开始,说立法旨在德性。克里特和斯巴达立法者的错误在于,将立法的所有意图限于勇敢这一最小的德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借《法义》所说,斯巴达法律的所有安排都朝向“部分的德性”,即战争的德性,以树立霸业。实际上,闲暇的德性最为重要。但斯巴达人认为外在的善是最重要的善,高于内在的诸德性,并相信只要勇敢过人就可获得外在诸善。斯巴达人毫不关心和平时的生活与性情,在从战争转入和平后,就难以适从,堕落败坏。斯巴达专注于克敌制胜,向外扩张,教导公民们以暴力侵袭外邦。这对内政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任何人一有机会也会用暴力夺取本邦政权(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1269a29-1271b19,1333b30-1334b28;Simpson,1998:91-99,120)。

  一个城邦对外若穷兵黩武,其邦民也会反过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人;若过于自由放纵,则会使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因此,柏拉图更看重城邦的内部结构、最佳政制和法律,以及最好的生活方式问题,尤为关注静止、德性与和平。(施特劳斯,2011:140,160-161)在《法义》中,柏拉图从对外战争过渡到内战(最大的战争),最终落脚于完整的德性,亦即哲学与立法的关系。因为,立法若仅关注胜利和当下利益,便有可能激起城邦的帝国野心,导致内部的败坏。

作者简介

姓名:林志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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