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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 ——从哈贝马斯到利科
2020年03月12日 23: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何卫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Third Turn of Western Hermeneutics:From Habermas to Ricoeur

  作者简介:何卫平,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武汉 430074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京)2019年第20196期 第45-62页

  内容提要:利科曾谈到过西方解释学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性质的两次转向: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从方法论解释学到存在论解释学。而笔者认为解释学正在发生第三次转向,那就是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相结合的解释学,其代表就是哈贝马斯和利科。哈贝马斯是这一转向的开始,而利科则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它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狄尔泰,这在当今具有广阔而又深刻的意义。

  关 键 词:解释学/第三次转向/哈贝马斯/利科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德格尔‘转向’后的解释学研究”(17BZX078)阶段性成果。  

  在西方本体论解释学产生之前,解释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传统早就建立起来了,而且没有因为20世纪本体论解释学的兴起就停止发展,本体论解释学也不可能替代认识论—方法论解释学。但长期以来,这两条路线各自独立地发展,二者之间似乎有点不搭界,它们之间到底是对立的,还是有联系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在西方,严格地讲,解释学问题真正成为哲学问题是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开始的。①由此出发,我认为,西方现代解释学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发展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波”:第一“波”是认识论、方法论的解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第二“波”是存在论的解释学,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第三“波”是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解释学,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利科曾谈到过西方解释学的两次转向,他称之为两次哥白尼革命:从局部到一般,从方法论到存在论。②沿着这一思路和表述,我们也许可以将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和结合的道路称之为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其意义不可小视。对于第三次转向,哈贝马斯无疑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但他的工作只是开始而非结束,到了利科那里,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从而开启了解释学由存在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回归,体现了这个领域的反思进入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人们今天对它的意义还缺乏真正深刻的了解。

  按照伽达默尔的弟子让?格朗丹在《哲学解释学导论》第1版中的观点,伽达默尔之后的解释学没有产生根本性的突破。③但笔者注意到,此书第2版删掉了这个说法,它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我原先也赞成该书第1版中的这个看法,但后来对此也表示了怀疑。不过,如果加以限制,格朗丹的话还是可以说的,即在伽达默尔之后,解释学在存在论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倒是在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上有所创新。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和利科可谓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即便在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存在论解释学如日中升的今天,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解释学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虽然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在打破方法论统治的局限,将解释学引向存在论、以语言性拓展其普遍性的道路上有重大的推进,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对存在论的强调和方法主义的批判,加上缺乏清晰的界定,易导致哲学解释学对方法的轻视,在真理与方法之间造成裂痕(至少给人印象如此)。这很难让我们满意。例如,伽达默尔说,解释学根本就不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认为方法并不确保真理。④虽然这话从总体上讲是对的,但多少还是有点矫枉过正之嫌。方法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这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中看得比较清楚,大凡谈认识论的哲学家都会涉及方法论。我们如何面对方法论解释学不断发展的势头并从哲学上给以说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纵观整个西方解释学史,如果用正统的观念看,可以说从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主要走的是解释学的古典路子——认识论—方法论的道路,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走的是解释学的新路子——生存论—存在论的道路。那么在伽达默尔之后,解释学似有一个新的趋向,那就是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两者的综合,它主要是由哈贝马斯、利科开启和引导的。本文试图对这一线索作一个初步的清理、说明和论证。

  一、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所引发的问题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是当代解释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尽管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多有误解,但它的意义却不能被抹杀,至少其中所引发出来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关于那场争论,学界已经比较熟悉了,这里我们只展示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内容。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解释学的反思和批判展开的。我们知道,哈贝马斯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前辈开辟的批判的社会学或社会批判理论的道路继续往下走的,他致力于对人的理解的先决条件的再认识,将“兴趣”引入认识论并作为它的基础,对以往的先验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从而将认知的价值因素和动力因素纳入进来。这样,就既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发展出一种批判的社会认识论(或理解的社会学),这种社会认识论不仅与解释学是交叉的,而且径直通向一种新的解释学——批判解释学。这种解释学是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来建立的,它服从这一目标:社会科学不能仅停留于现象的描述,还要进入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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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何卫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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