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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 ——以《否定性》手稿为例
2020年06月08日 16:05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飞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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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Hegel:Taking the Manuscript “Negativity” as an Example

  作者简介:马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93期

  内容提要: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解释是他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形而上学之克服的重要环节。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展开了本质性的哲学争辩。从形式上看,争辩(Auseinandersetzung)具有彼此分离而又相互设定的双重含义。《否定性》手稿为争辩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例子。海德格尔指认否定性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规定而黑格尔哲学并没有严肃对待之。黑格尔从意识的区分出发来思考否定性,因而在某物和他物的关系中规定否定性。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差异出发来思考否定性,并且在人与存在的关联中深入否定性的根源,回到作为源始区分之位置的澄明。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Hegel is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both the turning of his own thought and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In 1930s,Heidegger developed an essential philosophical confrontation with Hegel.In form,confrontation (Auseinandersetzung) has two-fold meaning: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setting for each other.The manuscript "negativity" provided a substantial example for the confrontation.Heidegger pointed out that negativity wa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not treated seriously by Hegel.Hegel thought negativity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n determined negativit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mething and the other.Heidegger thought negativity from ontological difference and stepped back into the origin of negativity,into clearing (Lichtung) as the place of the original distinction,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human being with Being.

   关键词:海德格尔/黑格尔/争辩/否定性/差异/澄明  Heidegger/Hegel/confrontation/negativity/difference/clearing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一样重视历史的思想性和思想的历史性。思想建构与思想史解构是海德格尔运思的双重方式:《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二章已经讲到“厘清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即“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与“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①;《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以下简称《论稿》)则提出,“本-有”就是“原始的历史本身”②,“作为本-有的存有乃是历史”③。纵观海德格尔一生所思,“形而上学历史”(无论作为有待解构的存在论历史,还是作为争辩和对话中的“第一开端”的历史)始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形而上学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的解释与批判构成了其思想工作的基本动机和任务。④在海德格尔全集的目录中很容易就能看到的一串名单——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尼采等等⑤,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解释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之道,是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必经之路。

  在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诸多解释中,对黑格尔的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了其与众不同之处。伽达默尔曾经指出:“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以何等的持久性围绕着黑格尔转圈子,始终在针对黑格尔进行新的划界尝试,直到如今。”⑥而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所有寻求抵御海德格尔思想格调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点,在那里海德格尔思想看上去一再与黑格尔的思辨理念论合流,这个点就是把历史引入哲学的基本问题提法。”⑦这意味着,无论从海德格尔思想的自身确认来看,还是从针对他者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在某些方面划入同一阵营的做法来看,海德格尔都不得不面对黑格尔,不得不与之展开争辩、进行对话。

  早在1915年,海德格尔就在其教职论文中引用黑格尔的话,将“……就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言,既无先驱者,亦无后至者”⑧作为导论的箴言⑨,并且在这部论文的结尾处宣称:“要同黑格尔展开一场原则性的争辩。”⑩但是这场争辩并未立即开启。在随后的“早期弗赖堡时期”(1919-1923)和“马堡时期”(1923-1927),海德格尔密集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了现象学阐释,同时吸纳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历史解释学、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逐渐形成了此在的解释学—现象学—存在论。《存在与时间》中对黑格尔时间概念及其与精神之关系的解释尚未构成一种真正的争辩,而只是起到了对生存论—存在论的时间性分析的反衬作用。

  原则性的争辩在海德格尔从马堡回到弗赖堡之后得到开启。首先是在1929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德国理念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当前哲学问题》中,海德格尔在与德国理念论的争辩中论及“一种将来的与黑格尔的争辩”。(11)接着,海德格尔于1930年3月在荷兰做了题为《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难题》的报告,把争辩的战火从德国理念论烧到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域。(12)在同年9月20日致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主要的时间用来写冬天的课程讲稿了: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场解释性的争辩。如何经受这场斗争,我还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学习本质性事物的机会。”(13)这场争辩便体现在1930-1931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稿《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与黑格尔的争辩在这里明确地定位到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十字路口”。(14)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之后不久,海德格尔于1934-1935年冬季学期开设了“黑格尔法哲学”讨论班,(15)考虑到时代背景和海德格尔的个体处境,这一讨论班所涉及的内容更显意味深长。再往后,在写出了后来被编为全集第65卷的秘密手稿《论稿》(1936-1938)之后,即1938-1939年,海德格尔在“否定性”中寻找路径继续深入与黑格尔的争辩。(16)

  海德格尔在1930年的思想“转向”伴随着他与黑格尔的争辩。这场争辩为晚期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对话做了准备。(17)本文尝试在海德格尔思想范围内来理解这种争辩的意义。我们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地呈现这场争辩,而是在对“争辩”一词的含义和翻译做出准备性的说明之后,把目光集中在海德格尔的《否定性》手稿,以之为例对争辩形成一种实质性的理解。

    一、关于“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的先行说明 

  我们以“争辩”一词来翻译德语词“Auseinandersetzung”。这个德语词通常的意思是“分析”“阐释”“讨论”“交换意见”“争论”“辩论”等等。从构词上来看,“Auseinandersetzung”一词有“aus”(分离、出自)、“einander”(相互、彼此)和“Setzung”(设定、设置)三个构成环节,在字面上表达出彼此分离而又相互从对方得到设定的双重含义。(18)于是,首先面对的困难就是翻译。

  孙周兴在海德格尔《〈尼采〉译后记》中特别谈到这个词:“这里的德文‘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难以完全地译成中文——阿佩尔甚至说它不能被译为外文。”(19)阿佩尔的说法出自其论文集《争辩:先验语用学进路的检验》(Auseinandersetzungen in Erprobung des transtzendental pragmatischen Ansatzes)前言中就书名中的“Auseinandersetzungen”所做的“破题”说明:“德语词语‘Auseinandersetzungen’(‘与某人’或‘就某事物’)难以翻译成别的语言。因为,谁与某人(关于某物)争辩(auseinandersetzt),谁就必须同时参与两个看上去相反的活动:一方面,他必须为了与他人进行沟通而对他人所持的要求(例如某种信念、某种立场或某项计划)保持开放,而与此同时,他也必须把自己的要求保持在眼帘内,以便使自己的立场与他人的立场不断地对质,并且因此要么修正自己的立场,要么在自己的立场上与他人的立场保持距离,这样,不同的立场‘互’踩。二者——对自己立场的修正和对他人立场的疏远——通常就是一场‘争辩’的结果,尽管这当然有赖于各种论据的对质。”(20)由此来看,“Auseinandersetzung”一词所表达出的“争辩”的向对方开放而又保持距离的富有张力的意味,正是一种本质性的争辩的应有之义,因此,虽然中文词语“争辩”在字面上似乎表达不出德语词“Auseinandersetzung”所具有的张力,但我们仍然选择这一译名,为的是在哲学上深入探讨该词的本质性意义时能够兼顾其通常含义。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海德格尔用“Auseinandersetzung”表达的也是该词通常含义中的某一个意思。但是,当涉及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时,他对词语的使用往往会超出其通常含义。例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讲到“悬临”时举了一些例子:“悬临在此在面前的却也可能是一次旅行,一次与他人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21)在这里,“争辩”显然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争论和辩论,争辩双方或者就某一陈述提出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就某一事情各执一词。而仍然是在《存在与时间》中,一旦论及存在论问题或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争辩”一词就不再以那么简单的面目示人了,而是要加上“原则性的”或“批判性的”等限定语。我们可以略举几例:“后世耽误了对于‘内心’的一种以存在问题为主线并且同时与流传下来的古代存在论进行批判性争辩的专题化存在论分析”(22);“在原则性争辩的场地中,争辩不应仅仅局限于意见式的可把握的论题,而是必须以问题域的实事上的倾向为方向,即使这种方向也没有超出某种流俗的把握”(23);“现在才在整个范围内变得可通达的对狄尔泰研究的占有,需要原则性争辩之坚持不懈与具体而微”(24)。尽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并未做出特别的说明,但比较容易看到,这几处“争辩”的含义已然超出了通常的意见之争和观点之辩。那么,应该如何明确地理解这种超出了通常含义的“争辩”呢?

  孙周兴在《〈尼采〉译后记》中强调了争辩与事情本身的内在关联:“就其尼采解释来说,海德格尔总以为,他并不是在与尼采的文字、著作辩论,而是在与‘实事’本身‘争辩’。海德格尔追溯词源,认为在古高地德语中,实事或者事情(Sache)本来就含有争执、争议的意思。在本书‘前言’中,海德格尔径直指出:‘实事,即争执,本身乃是一种争辩。’”(25)结合“Auseinandersetzung”一词的字面含义和前述阿佩尔关于该词不可译的论述,孙周兴指出:“从态度上讲,它可以说是一种既接纳(理解异己)又拒绝(持守本己)的姿态,差不多接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Aufhebung)了。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起于‘实事’的争辩性解释不应拘执于文本,而必定要在解释中‘添加’某种来自‘实事内容’的东西。”(26)

  我们基本上认同孙周兴这里的解说:一方面,争辩乃是事情本身,解释性的争辩不应拘泥于文本,这已经超出了通常理解的“争辩”的含义;另一方面,从事情本身而来的争辩呈现出“同一与差异”的张力,表达出一种在接纳中拒斥的态度。但是,由于我们所要尝试进入的“争辩”不是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而恰恰是他与黑格尔的争辩,所以需要特别指出这种“差不多接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的“争辩”与“扬弃”的关键差异:后者根本上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极端态度,争辩却是要在追究这种态度的根据之际与这种态度分道而行。后来在1950年代展开的与黑格尔的对话中,海德格尔在与哲学史对话的意义上更明确地把黑格尔的“扬弃”与他自己的“返回步伐”区别开来。(27)

  孙冠臣在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主题下讨论海德格尔的“Auseinandersetzung”。他指出了“Auseinandersetzung”在不同语境中的四种含义:(1)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中的“polemos”被翻译为“对峙”;(2)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对置”;(3)后期海德格尔与前期海德格尔的“对质”;(4)跨文化对话意义上的Auseinandersetzung。他对这四种含义的相应译名的说明是:“‘对峙’本身带有抗争、斗争的意味,与polemos的传统翻译‘战争’相去不远;‘对置’作为相对而立的一种摆置,敞开了对话、争辩、交流的可能性;‘对质’则指示着一种澄清、表白、申辩。三个词围绕Auseinandersetzung的原初含义而构成一个家族从不同的角度言说着海德格尔的思想。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Auseinandersetzung,通行的汉语翻译是‘对话’,但海德格尔没有使用‘ ’,而是选择了带有强烈‘争’之锐气的Auseinandersetzung,明显地缺少我们心仪的‘对话’所包含的‘和’之大气。而且,在海德格尔这里,西方—欧洲与东亚之间的Auseinandersetzung尚没有开始,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Auseinandersetzung的可能性在西方—欧洲完成自我救赎之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一切都是未决的,因此,我们在这一重意义上不提供Auseinandersetzung的汉语对译词。”(28)

  孙冠臣以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来翻译“Auseinandersetzung”,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词的丰富含义并且提升汉语哲学词汇自身表达的力度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本文的问题域来说,上述四重含义仍然可以还原为“事情”和“争辩”这两重本就共属一体的意义。

  首先,可以看到,在论及东西方“对话”的时候,海德格尔实际上也使用过“ ”一词。“这种[与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的]对话还有待开始。它几乎尚未得到准备,而且对我们来说,它本身始终是那种与东亚世界无可避免的对话的先决条件。”(29)同时,正如孙冠臣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真正的东西方对话在海德格尔那里“尚没有开始”,因而无论是从词语的使用,还是从实际的情形来看,对于海德格尔的“Auseinandersetzung”一词,都不必强加之以“对话”的含义。

  其次,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对置”和后期海德格尔与前期海德格尔的“对质”的区别,实际上只是与之争辩的“对手”的区别。一方面,在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争辩(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转向时期”与尼采、黑格尔的争辩)中,已然包含着一种实则针对着《存在与时间》的“自我争辩”。另一方面,只要争辩是从事情本身而来并且把我们引向事情本身的争辩,那么无论是与其他思想家争辩,还是与自己争辩,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朝向事情本身的回返。

  最后,对于海德格尔把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中的“polemes”翻译为“争辩”,我们也理解为海德格尔是从“事情本身”出发来进行“翻译”的,并非简简单单地选择了一个译名来替换通常的译名“战争”。在海德格尔看来,赫拉克利特的polemes说出的已经是作为事情本身的“争辩”。这个意义上的争辩是从作为“涌现”的physis而来得到思考的(30),源初的争辩就是“澄明”(Lichtung)(31)。

  马琳在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Auseinandersetzung”的语境中把这个词翻译为“交涉”。她在指出“Auseinandersetzung”一词同时具有“对话”“交谈”等正面含义和“争斗”“竞争”等负面含义之后,通过引证海德格尔而强调了Auseinandersetzung在哲学上的双重含义,即:“把他者与自我都带到那原初的、起源性的东西那里”(32),并且“在对方最强的威力与危险性之中把对方定立下来”(33)。在海德格尔就“否定性”概念与黑格尔进行的争辩中,马琳看到了“那‘原初的、起源性的东西’最有可能是指存有之自我遮蔽或者说疏朗之镜”,亦即存在的自行遮蔽或者说澄明之境,并且她指出争辩的“最终目的在于真理之揭蔽”。(34)应该说,马琳的相关讨论深入到了“争辩”的核心地带,为我们指示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进行争辩的最终朝向。

  基于上述讨论,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呈现出双重意涵。一般地看,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作为一种哲学的批判性解释具有既接纳又拒斥的紧张态度;更具体地看,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哲学立场对一种“旧的”哲学立场的态度,而且是对同一事情的本质性争辩。本质性的争辩在其自身也包含一种紧张:在把争辩双方带回到问题根源处的同时,从这一根源出发给对方进行定位。这种紧张与一般意义上的争辩中的紧张在形式上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进入海德格尔的《否定性》手稿,来理解争辩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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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马飞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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