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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正义与被迫 ——重审一段解释争论
2020年06月12日 11:20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樊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Justice and Compulsion of the Philosopher:An Interpretative Debate Revisited

  作者简介:樊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京)2019年第20195期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关于哲学家统治的一场解释争论。根据《理想国》的描述,假如哲学家接受正义的要求去统治城邦,就不得不放弃最幸福的哲学生活。如何理解或化解这一色拉叙马霍斯式的结论,成为了学者争论的基本动机。我们的分析表明,上述动机来自一种误解,以为服从城邦正义的要求而去统治,体现了样式在哲学家灵魂中造成的正义。实际上,按照《理想国》的论述,只有哲学生活才能体现那种正义;而服从城邦正义的要求,只能体现一种非哲学的正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够重新发现整个解释争论背后蕴含的真正问题。

  关键词:《理想国》/哲学家-王/正义/强迫

 

  在《理想国》的一个段落里,苏格拉底的建国(建城)方案达到了顶峰:

  “除非”,我说,“或者哲学家在这些城邦中称王,或者我们现在称为王或者君主的那些人真正地、充分地从事哲学,并且让政治权力与哲学相逢,必须禁止他们像现在的许多人那样各走各的路,否则恶不会从这些城邦中消失,亲爱的格劳孔,我想也不会从人类中消失,而且我们刚刚在谈话中达到的这个政体也绝不会在其可能的限度之内生长出来,得见天日。”(《理想国》473c11—e2)①

  然而,在接下来关于哲学家天性与哲学教育的谈话中,上述方案却遭遇了困境。按照苏格拉底的描述,接受了完整哲学教育的哲学家将不情愿“回到洞穴”去统治城邦。为此,“我们”作为建城者必须强迫这些哲学家去统治(cf.519b—d,499b5,c7)。

  围绕哲学家被迫统治这一点,晚近的柏拉图研究产生了大量的争论。有学者指出,这些争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关于伦理学问题,一类关于政治学问题。哲学家被迫统治造成的伦理学问题是,统治城邦这一正义的行为,似乎以哲学家自身的幸福为代价。这是苏格拉底的对话伙伴格劳孔立即就指出的问题(519d),因而也是柏拉图希望读者首先思考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理想国》谈话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给“正义的人比不正义的人更加幸福”这一主张提供道理的支持(357a—368c),上述伦理学问题就成为了解释整部对话的关键。而关于政治学问题的争论则是,由于理想政体的统治者本身不愿意去统治,《理想国》的政治方案是否可能?(cf.Brown,2000:2—3)

  本文的目的是澄清关于上述伦理学问题的争议,即哲学家自身的幸福与城邦正义的要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必然接触到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哲学家遭受的强迫。因为,如果哲学家只是不得已才去统治的话,他就在某种意义上遭受了强迫。而这种强迫,正是上述政治学争议的关键。因此,理解“哲学家-王”方案的伦理困境,也是澄清其政治意涵的基础。(cf.Hall,1977:298—311)

  本文的论证步骤如下。首先,我们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一种解释倾向:否认哲学家统治有损自身的幸福。我们将表明这一解释倾向无法摆脱根本的困难,因而我们必须承认哲学家去统治的确有损于自身的幸福。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尝试理解哲学家为什么去统治,即,如果说哲学家是“被迫”统治的,这种强迫的实质意涵是什么。最后在第三部分,我们将通过考察一种新解释来揭示这场争论背后的根本症结,以及它带给我们的启发。

  一、正义与幸福

  哲学家去统治是否损害了个人幸福?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应该统治城邦,是因为唯有哲学家拥有的知识能够指导城邦获得最大的善(484b—d;500e2—4)。然而,献身于这种知识的生活,即哲学生活,是一种高于人的、神圣的生活(497c),因而哲学家不再倾心于政治统治这种属人的事务(500b)。照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生活比任何一种政治生活更好。如果哲学家被迫放弃这种更好的生活去过其他生活的话,他似乎就必然损害了个人的幸福。格劳孔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苏格拉底表明必须禁止哲学家继续过哲学生活之后,格劳孔质疑这是否在对哲学家“行不义”( ),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本可以过的更好的生活,去过一种较低的生活(515d8—9)。而苏格拉底坚持说,对哲学提出统治的要求不是不正义的,而是正义的,因为城邦教养了哲学家,后者理应报偿前者的教养(520a—d)。然而,尽管这一理由能够说明城邦的要求是正义的,却不能证明哲学家没有放弃更好的生活。相反,苏格拉底接下来表述的观点恰恰肯定了哲学相对于统治的优越性。假如统治者汲汲于权力,则必将导致公器私用;为了城邦的公共利益,必须让那些不欲求统治权力的人来统治。哲学家适合统治的另一个原因,恰恰是哲学家知道有一种比统治更好的生活,因而不愿意统治(520e—521b)。

  因此,一种自然而然的解读是,哲学家绝不是出于追求个人的幸福而去统治的。相反,统治城邦会损害哲学家的幸福。哲学家只是出于正义的要求去统治的(cf.Foster,1936:301—308;Adkins,1960:290—292;Aronson,1972:393—396)。用苏格拉底自己的话说,统治不是被当作一件美好的事,而是被当作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540b2—5)。②

  然而有不少学者主张,统治城邦没有损害哲学家的幸福。这种主张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如苏格拉底所言,城邦对于哲学家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哲学家理应报偿城邦的教养。③假如这种正义的要求以哲学家原本可以过的最幸福的生活为代价的话,那么整个《理想国》的论述似乎就在其最核心处违背了这部对话所设定的任务,即证明正义的人比不正义的人过得幸福。一个正义的、回去统治的哲学家,不如一个不正义的、逃避统治的哲学家更加幸福;正义并不能带来好处,而只是出于不得已。④这种色拉叙马霍斯式的结论是许多解释者不愿意接受的。

  我们认为,正是出于这一动机,许多解释者试图表明,对于哲学家来说,相比于流连在洞穴之外过一种孤独的沉思生活,回到洞穴中去统治才是更好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一解释目的,可以有如下两种策略。

  一种解释策略是,哲学家去统治城邦,为哲学生活增加了一些幸福。或者说,孤独的哲学家并不能拥有最高的幸福;哲学生活的最高幸福有待于统治城邦的事业来完成。这种解释往往援引《会饮》中关于“生育”的教诲,认为美好生活不仅仅在于观瞻洞穴外的自然秩序,而且在于在灵魂中“生育”出这种秩序;而只有回到洞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实现这种“生育”。⑤(cf.Demos,1964:395—398;Kraut,1977:339—341;Andrew,1983:510—535;Irwin,1995:298—317)另一种策略是,哲学家如果拒绝统治,将损害哲学生活本应有的幸福。采取这一策略需要如下论证:由于城邦的要求是正义的,不接受这一要求就是不正义的。而如果哲学生活是一种不正义的选择的话,就会损害哲学生活的价值,从而使哲学家变得不幸福。⑥

  在此我们不准备与这些解释进行细节上的争论,⑦只消指出,这种解释倾向的根本困难在于,假设统治城邦对哲学家来说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就无法解释他为何“不情愿回到下面去”( ,519 d4—5)。假如统治城邦既是正义的要求,又是使哲学家幸福的选择,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哲学家的不情愿了。因此,上述解释倾向无法同文本协调。

  主张政治统治必定损害哲学生活的幸福,并不意味着哲学家一定不会去统治,除非我们假定哲学家行动的唯一动机,是去过最幸福的生活。然而,文本并没有暗示过这一点。相反,文本表明,哲学家最终会欣然放弃最幸福的“福人岛”的生活,同意去统治城邦(520d)。这意味着,除了个人幸福之外,哲学家还接纳了其他的动机。这不足为怪: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当然可以是多重的;在个人幸福之外有其他的动机也是人之常情。但有趣的是,苏格拉底将哲学家同意去统治这件事,称为建城者强迫哲学家去做的事。这一“强迫”的意涵正是我们接下来试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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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樊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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