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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 ——胡塞尔与芬克及其《第六笛卡尔式沉思》
2020年10月07日 17:15 来源: 作者:倪梁康 字号
2020年10月07日 17:15
来源: 作者:倪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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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9年第20198期

  内容提要:随着现象学的发展,现象学方法论的独特性问题成为了一个日趋突出并亟待解答的问题。胡塞尔本人曾对此做出过断断续续的思考与论述,并提出过“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现象学纲领。在其撰写德文版《笛卡尔式沉思》的过程中,胡塞尔委托芬克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第六沉思,专门论述“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由芬克所撰写的《第六笛卡尔式沉思》是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及其局限性的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事实上构成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成为了一个里程碑。

  关键词:现象学的方法论/第六笛卡尔式沉思/现象学的现象学/反思和还原的局限性

 

  一、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与芬克的《第六笛卡尔式沉思》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学说或理论。胡塞尔虽然曾将现象学定义为认识批判、认识启蒙以及描述心理学、本质学,也曾将现象学方法定位为范畴直观、范畴代现、观念化抽象,但他并不认为它们可以代表现象学独有的方法,而是将它们视为所有本质科学共同运用的方法,例如是纯粹逻辑学、纯粹数学、纯粹物理学、纯粹心理学等的共同方法。

  总体说来,胡塞尔是在1905年之后才开始提出现象学的特有方法,即超越论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的。在1905年的西菲尔德研究手稿中,胡塞尔第一次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概念和方法。(cf.Chronik,S.91f.)在1907年的“现象学的观念”五次讲座中,他第一次公开地阐述超越论现象学转向。在该讲座的第一讲,他便提出现象学的定义:“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Hua Ⅱ,S.23)自此刻起,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日趋突出了。在1913年公开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他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做出系统的阐释,包括了悬搁、还原、排除、加括号、判为无效等等。

  但所有这些都仍然属于关于现象学方法的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论的反思。胡塞尔后来曾将其当作“更高的素朴性阶段”加以批判。但需要留意,这种自我批判并非出于胡塞尔在方法论方面的偶发奇想,而是起源于他对现象学做系统表达的思考,而这必定是与对现象学的最终论证结合在一起的。还在1916年到弗赖堡任教后不久,胡塞尔便开始萌生了进行现象学系统研究的想法。他在1920年10月为《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撰写的“前言”中曾说明:“我在弗莱堡的新教学工作也要求我将我的兴趣朝向主导的普遍性和体系。”(LU Ⅱ/2,B Ⅲ)而在彻底的认识批判与系统阐述的尝试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联系:对现象学的系统阐述意味着对认识批判的彻底论证,当然也包含现象学的自身批判。①

  在1922/23年冬季学期题为“哲学引论”的讲座中,胡塞尔第一次在“绝然的还原”或“对超越论还原的绝然批判”(Hua ⅩⅩⅩⅤ,S.349)的标题下进行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批判,从而正式拉开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批判的序幕。这个“哲学引论”实际上是两卷本《第一哲学》的前身。在1923/24年冬季学期的“第一哲学”讲座的第二部分“现象学还原的理论”中,胡塞尔再次尝试通过“绝然批判”完成对“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的阐释和对一门“具有绝然基础的哲学”的论证。(cf.Hua Ⅷ,S.69ff.)在1926-1935年就现象学还原问题写下的大量手稿中——也即《论现象学还原》的全集第三十四卷——胡塞尔谈到了“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现象学纲领,这个纲领在这里——如路福特所说——“虽然没有得到更宽泛的实施,但一些简短的暗示却让人预感到:胡塞尔至少是如何预先实施这个纲领的,以及这个纲领看起来是如何不同于芬克的实施”。(cf.Luft,2002b,S.ⅩⅩⅩⅨ;Hua ⅩⅩⅩⅣ,Beilage Ⅻ;Luft,2002a,S.9f.)

  时间来到1929年。2月23日与25日,胡塞尔应邀在巴黎索邦大学做了关于“超越论现象学引论”的两次讲演。“巴黎讲演”是以超越论哲学方法的主张结束的,胡塞尔自觉地将自己纳入欧洲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超越论发展脉络之中,成为它的现代环节。之后,胡塞尔计划以《笛卡尔式沉思》为题发表加工并扩展他的巴黎讲演。初稿由五项笛卡尔式沉思组成,首先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当时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的芬克参与了对《沉思》的加工,他从第六节开始加入各节的小标题,同时还做了大量润色,所有这些都得到胡塞尔的赞同和认可。

  1929年5月17日,芬克将胡塞尔的“笛卡尔式沉思”文稿寄到法国。之后,尤其是在发现1931年出版的法文本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之后,胡塞尔开始考虑发表该书的更为系统的德文版。他计划与芬克合作进行扩展,并增加两个沉思。(cf.Hua Brief.Ⅲ,S.274)②芬克对前五个沉思的加工进展较为顺利,而且在1932年8月至10月期间,芬克也完成了他自己的“第六沉思”的撰写,分四次将他的总共123页文稿交给胡塞尔审阅。(cf.Chronik,S.415-419)根据施特拉塞尔所依据的芬克的说法:“胡塞尔当时想把新的《笛卡尔式沉思》,连同芬克的第六沉思一起,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Strasser,1991,S.ⅩⅩⅧ)③然而,由于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胡塞尔在德国国内的发表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加之胡塞尔此后开始专注于1935年的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讲演以及此后开始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论文组的撰写,《沉思》的修改完善与出版被暂时搁置。1937年,胡塞尔意外摔倒患病,随后于1938年去世。他与芬克合作修改和几近完成的六个《沉思》最终也未能在他身前出版。

  直到二战结束,芬克才以《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以下简称《第六沉思》)的文稿在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申请任教资格考试并随即获得通过。然而这部书稿在其1945年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便被芬克存放起来,始终没有列入发表计划,甚至在胡塞尔的德文版“前五个沉思”于1950年作为全集第一卷出版之后,他也没有在最初的应允之后最终满足施特拉塞尔的希望,即:“在我们的文本发表出来之后,欧根·芬克将由他修改并补充的新《笛卡尔式沉思》——如果可能,连同胡塞尔那些常常是如此富有启发的眉批一起——提交给读者。事实上,这样一种发表将会是尤其令人感兴趣的,而且会让胡塞尔研究者的一些疑惑得到更好的解决。”(Strasser,1991,S.ⅩⅩⅧ)实际情况是,直至1975年去世芬克也未决定将其正式发表。

  这部由芬克撰写、加有胡塞尔批注的书稿最终是在芬克去世后才经他的遗孀允许而收入《胡塞尔全集·文献》系列,作为其中的第三卷,分上、下册公开出版(cf.Ⅵ.CM Ⅰ;Ⅵ.CM Ⅱ),从而为世人所知。施特拉塞尔在1950年表达的希望在近四十年后才终于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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