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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革命抑或超越 ——列斐伏尔对都市社会的理论探索及其时代意义
2020年10月10日 11:12 来源:《学术交流》 作者:董慧/王帅 字号
2020年10月10日 11:12
来源:《学术交流》 作者:董慧/王帅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Urban Revolution or Transcendence? Lefebvre'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Urban Society and Its Epochal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董慧(1974- ),女,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城市哲学研究;王帅,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4

  原发信息:《学术交流》第201911期

  内容提要:对城市整体性的反思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它关乎城市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列斐伏尔认为面对复杂化、矛盾化、整体化的都市现象,需要我们转变当前片面化、碎片化与分裂化的分析与预测,解开思想上的束缚,将都市总问题式放置整体的研究过程,进行理论假设式的探讨,在可能-不可能间觅得发展城市的出径。这个时代仍可以看作“城市的时代”,谁之城市?何种城市?为谁而建?以何而建?这些问题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深刻地与我们如何生存下去紧密相关。列斐伏尔对都市社会的探索与洞见,对于我们在全球城市化动态发展过程中重新定义、审视、理解城市,进而将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的动能进一步释放,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都市革命/城市正义/城市治理/城市活力/城市命运共同体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16BZX015)。

 

  今天的时代仍是《雅典宪章》中所宣称的“城市的时代”,但时代的内涵及意义发生了变化,而且今天的城市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严峻的风险与挑战。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它所特有的问题根源、内涵指向、现象表征,本身就是摆在城市化研究者们面前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难题。列斐伏尔作为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长期对现代性与日常生活进行探索,尤其聚焦于城市化如何构成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调节,并且构想都市革命,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危机。列斐伏尔构想式或假设式的都市革命理论,以都市总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的概念、差异性的都市形式以及复杂化的都市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性的且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城市研究视野,推动着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建造之前进行全面的反思。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如何走好,具有一定借鉴性、认同性,因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毫无疑问已经是具有世界和全球意义的重要现象。对于这种批判性都市愿景的探讨,将帮助我们去思考诸如城市的整体规划、城市的建造以及人们日常的城市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占有使用空间的权利、空间准入的权利、体面性生活的权利等关涉公平正义的问题,真正找到实现正义性的、人文性的、活力性的、创生性的都市空间的多种路径。

  一、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的构想图景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看,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将农业生产纳入工业生产之中,农业社会服从于工业社会的命令与控制。那么,工业化急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工业社会之后会是什么社会,我们研究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社会目光究竟投射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定义当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呢?答案不置可否。列斐伏尔认为,工业社会之后应该是“被完全都市化的,它在目前是潜在的,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都市社会”[1]3-5,是无特定内容的纯形式存在,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是熔融着多样、复杂、矛盾的集中性-多元集中性的积累空间。工业社会与都市社会并非偶然的耦合,“都市社会的开端和都市化的形态取决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特征”[1]18,“工业化-都市化的双重进程方式中,继第一个术语(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之后,第二个术语(都市化)才变成主宰”[1]159。所以在正进行的工业社会的内爆与都市社会爆裂的转换时期,一个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积累着从工业社会到都市社会转变的复杂的、总体的都市现象以及被颠覆的矛盾,囊括了工业社会的城市组织并打破传统城市内部关系的都市社会正在形成。

  然而,正如我们在工业社会中的经历,“工业化的兴起以及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揭示了农业社会的特征……人们经历着它们却不理解它们”[1]46,这主要因为凝视工业社会的目光仍是农业社会时期的限定,其预测与反映方法是基于现状推论意义上的实证方法,从而得出简约化、分裂化、碎片化的分析与预测,导致不能真正、完整地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列斐伏尔认为,都市现象是一个整体性的现实。伴随着都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新的、明显不受限制并满溢到世界各地和日常生活的秩序正在形成,资本的空间生产对差异性空间的普遍性的压抑、资本对空间的分裂、隔离、众多社会关系矛盾性的相互叠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肆意扩大以及政策性干预的扭曲化的城市建构,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双重过程的盲域充满复杂性、离散性、矛盾性。我们正经历着列斐伏尔一个发生在各个层次与维度之中无法察觉、很难掌控、充满矛盾与复杂的“空间的爆炸”[2]52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市现实,人们很难穷尽复杂性的都市空间形式。列斐伏尔认为,我们能否透视工业社会与都市社会转换时期的“盲域”,实现对这一秩序的可读性的正确解读,关键在于城市分析与预测思维的转变,即以总体性都市总问题式的方式去捕捉。所谓都市总问题式即对都市现象的思考、表达与分类,因而都市总问题式可以看作是关于如何定义都市、怎样思考都市现象以及实施什么样的都市战略的整体性思考,是对整体性都市现象的整体性研究。列斐伏尔认为,“没有整体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展开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没有整体概念,就没有参照系,没有一般性,甚至没有普遍性”[3]391。我们对都市、都市现象的思考与实践都蕴含着整体性的观念,无论是分析上的分裂还是学科上的划分都是对这一新秩序的某一部分经验的片面性的理解,不能真正实现整体性的把握。

  都市作为整体的现实,蕴含着革命的因子,都市作为积累的空间,熔融着复杂、整体、多样、差异与矛盾,更重要的是城市创造的都市情境统一了一切,“差异的事物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并不孤立地存在着,而是按照他们的差异性而存在”[1]135,一种辩证运动即整体性被割裂,城市中的矛盾也在这一情境中被掩盖。虽然都市革命并不排除暴力的行为,但却并不是列斐伏尔想要的结果,列斐伏尔想从认识论上的反思实现一种理性的温和式转变。因而在维度与层次中,列斐伏尔将空间进行三个层次的划分:在顶层统治者国家的全球层面(新统治主义)和资本(新自由主义),包括社会秩序中最抽象和最普遍的力量;位于中间的是城市层面,作为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混合和中阶层;底层是私人空间,当官僚化的消费控制社会的异化理性统治世界时,这种社会整体的全球层面将其逻辑投射到城市层面,城市将注入日常生活的层面。[1]88-93但对列斐伏尔来说,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反理性的反疏离情绪,这种情绪从日常生活中涌出,能够通过城市层面向上投射到全球层面。事实上,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的思想建立在日常生活前景之上,也就是说,当日常生活水平和历史水平能够相互影响时,革命是可能的。

  在城市中,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进入城市的权利问题。“列斐伏尔认为,解决都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与技术人员以及开发商利益博弈支配下的全局性意识形态设计,而是微观地差异性地关注居民的建筑与栖居实践问题。”[4]这主要由于政府与工程师、设计师以及开发商设计是脱离日常生活经验的城市空间建造。政府与技术人员以及开发商对城市的设计建造经历了对城市问题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日常生活经验的所指是否被工程师与设计师简约化、设计师与工程师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抽象是否具有欺骗性以及工程师与设计师的城市规划能否完全投射到日常生活之中,都有可能产生导致城市全局性偏离日常生活经验。这样设计的城市空间是隔离的、分裂的,居民进入城市的权利仍被拒绝。而“差异性是信息的发送者与接受者。它产生了形式,最好的形式来自于最优的信息”[1]152,因此,对差异性的居民建筑与栖居实践的微观层面关注将分裂、隔离以及城市权利被拒绝的问题具体化。这样的都市形式选择性的发挥作用,并在选择性的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整合了乌托邦式的思考与特定的必要空间,从而使人们进入城市的权利成为可能。所以,列斐伏尔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乌托邦式思考的都市革命并不是理论上的乌托邦,而是对都市社会未来图景的探讨,是对美好城市生活的现实性图景的描绘。

  列斐伏尔前瞻性的都市革命思想在工业、科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提出,由于当时经济决定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对工业化以及城市本身的关注,从而缺失对未来都市社会的探讨,被认为是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不具有城市研究的现实性。甚至1973年哈维亦认为列斐伏尔过早地提出了城市化,“这一论点在历史这一节点是不正确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在成为正确的过程中,也不是说它在未来不可能成为正确的”[5]。卡斯特在其《城市问题》中指出,“列斐伏尔对城市的分析深陷历史的元哲学的洪流之中,是脱离现实经验的城市哲学思辨,其都市社会是没有任何欲望、自由压制的乌托邦社会,是千年乌托邦主义的复辟”[6]。即使卡斯特重新评价了列斐伏尔城市思想,仍认为列斐伏尔的哲学思辨“过于脱离经验性的事物,并将他非凡的直觉洞察力比作艺术家而非研究人员的洞察力”[7]。在社会理论中,乌托邦是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因其本身所具有的空想性、幻想性而被诟病。然而,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的想象和乌托邦的形象一直交织在一起,早期的乌托邦形象总被赋予鲜明的城市形象”[8],虽然乌托邦常常被人所诟病,但却蕴含着城市发展的一种可能。列斐伏尔认为,真实的范畴或概念不能掩盖可能的范畴或概念,相反,乌托邦作为可能的可能性应该是探索现实的理论工具,可以批判城市现实、定义城市的未来价值指向。理论上的假设是对当前城市或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的批判性反思,以此作为一种尝试,试图打开一条通往正义城市的可能道路,探讨和描述一个真实的城市图景。

  乌托邦式的思考在城市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因为“乌托邦式的思考——一种设想与我们谙熟的主流秩序截然不同的未来的能力,可以带领人们突破常规进入到想象的天空,在那里很多超越了我们日常经历的事情都成为可能……能够帮助我们选择一条通向我们相信正确的未来道路,因为它的具体意象来自于那些我们高度珍视的价值观”[9]。未来城市的规划建造不仅关涉定义与审视城市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规定未来城市的价值取向以及城市以何种方式进行构建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可能-不可能间探寻通往未来城市之路的可能,关键还是对可能性历史条件的探讨,以一种都市总问题式的总体性意识聚焦日常生活。列斐伏尔认为,对未来可能之路的探讨不仅起源于日常生活,其最终的考验也落足于日常生活,因为“改变世界归根结底就是改变日常的、真实的生活发生的方式……日常生活批判—激进的批判旨在彻底改变日常生活—单独继承这个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继续这个计划:替代哲学,实施日常生活批判”[3]25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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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董慧/王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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