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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剥》卦爻辞重诂
2015年05月19日 08:20 来源:  (原载《周易研究》2007年3期。) 作者:冯昭仁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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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以降,对《剥》卦卦爻辞的诠释,均以剥(bō)床为喻,几无例外。对此,笔者发现有两点值得商榷:

  其一,《剥》卦究竟应读(bō)卦,还是(pū)卦?依卦辞“不利有攸往”,以及《彖》与《大象》传的诠释,“剥”似应读(pū)更为合理。在1973年出土的帛书《周易》中,以及在《归藏》易中,与《剥》卦相应的《僕》卦,音皆读(pū),可作为参证。

  其二,如果卦爻辞的作者,当初的确是以床作为剥(bō)的对象来隐喻《剥》卦的卦旨爻义,这就必然涉及床的制式。否则,哪来的“床之足”、“床之辨”与“床之肤”?如果“床”不是作为剥(bō)的对象,而只是作为“柔剥刚”后,刚剥(pū)倒的场所,则此“床”仅为一道具,即泛指的卧具,并不涉及其结构。于是问题归结为,西周时代有无后世形式的床具?

  鉴于此,笔者首先对先秦时代的“”作了一些检阅,在此基础上,再对《剥》卦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审思,并依愚见予以重估,凑成拙文一篇,请同道师友斧正。

  一、卦爻辞创作时代,并无后世形式的床

  《易》作于西周,已成共识。西周时究竟有无后世结构形式的床,对解读《剥》卦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故花费一点笔墨是值得的。

  查已考认出的甲骨文字,无“”字。查《尔雅·释器》,无“”字,但有“箦”与“笫”字。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及帛书《周易·巽》九二与上九爻辞中,有“”字。这是现存最古的“”字,可能是汉代文字大转换的结果。

  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无“床”字,有“”字。宋徐铉本曰:“,安身之坐者。”此中之“坐”,应理解为“座位”,即安身的地方,也即卧与坐之所。段玉裁注改为“安身之几坐”,有画蛇添足之嫌。

  读《左传》,发现“”字者,有三处:“遂入,杀孟阳于”(庄公八年),“笫之言不逾阈”(襄公二十七年),以及薳子冯诈病“阙地下冰而焉”(襄公二十一年)。

  在《诗经·小雅》中,有“乃生男子,载寝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

  《礼记·曲礼下》称死人“在曰尸,在棺曰柩”。

  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至迟到东周时已有“”的称名。但因今天读到的典籍,都是东汉以后的转录本,我们已很难知道典籍原本中的“”字前身是何字?或者说当时的“”叫什么名字?它们的具体形式又是怎样的?

  在帛书《周易·剥》中,皆以“臧”代“”字。由此笔者陡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先秦以前,“”可能泛称“臧”。在甲骨文中,此字左为“目”为“臣”,右为“戈”。左安民《细说汉字》中认为是会意字。戈刺瞎战俘之一目成为奴隶。此字音“zāng”义“奴隶”。在小篆中,甲骨文的“zāng”字左旁又增加“爿”,成为“臧”。此字有一通假形,音“cáng”,即汉代出现的“藏”,义“收藏”。在《管子·侈靡》中有“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那是对宝物的收藏。古谚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对谷物的收藏。在古人心目中,冬天寒冷是天地对阳暖的收藏。黑夜则是对光明的收藏。人与天地相应,白天忙碌完,夜间睡眠是对精气的收藏。而睡眠——瞑目养生,就是最好的“臧”。这个“臧”主要是指一种状态,至于臧的场所,仅隐含其中。因为当时坐与卧尚未严格区分,专门的卧具尚未定型。可能在汉代的文字(字体与字的载体)大转换过程中,由于专用卧具“”已初具雏形,因而将臧的场所从状态中分离了出来,“”正式取代了“臧”。臧音“cáng”与音“chuáng”十分相近,而且又有西汉初墓葬中保存下来的应用实例,使得我们有勇气做出上述猜想。

  至于先秦时代的“”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从古文献的文字中去揣摩了。

  在西周及之前的贵族墓的发掘中,常发现墓底垫有朱砂层,其上铺竹席,然后再放棺椁。此席可能即是棺椁之“床”了,因古人想象的阴间,往往是阳间生活的再现。

  西周时代的宫室建筑,后世称为“茅茨土阶”,是一种木质结构,茅草屋顶,夯土为台阶地基的房子。室内先铺以大竹席,称为“筵”。进门要脱鞋,是一种文明礼节。在其上的局部,再铺上用蒲草或蔺草编织的“席”。大家席地而坐。其间常设一“案”,摆放饮食具或其它物品。查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考工记》,这可能是当时唯一的有足家具。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案”为长方形(60×40cm),四角有矮足(高2cm),案的总高仅5cm。可见“案”是很矮小的,犹今之小炕桌。

  席可多层,关系尊卑。“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礼记·礼器》)“筵”可隔土之污,“席”是防潮御寒之具,如若此时坐卧具已有足,何需席铺多层?在汉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动物形状的扁圆形铜件(重约一斤多),称为“镇”,是用来镇压席子四角,防止卷折的。

  “筵”上如放一个竹编的垫子,以改善防潮御寒效果,称为“箦”或“笫”。再在其上铺“席”,可能这就是先秦时作为坐卧具的“床”了。睡时再配以“衽”(床蓐),颇似今日韩传统习俗中的地铺,日人称之为“踏踏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条席,分别用绢与锦包边;而汉成帝所宠幸的赵飞燕姐妹所用的席是包了熊皮的,毛长尺余,卧可覆体。

  床边常设“几”,可放物品,亦可作为身体的依靠。《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隐几而卧”,是说孟子倚几躺着与人说话。而孟子所说的“舜在床琴”,是说舜把琴置几上,坐在床席上弹琴。这纯属想象。

  周朝的陈尸之礼是将尸体沐浴后“设床,襢(同袒)笫,有枕”(《礼记·丧大记》)。即先将尸体放到无席有枕的床垫(笫)上,然后再行小殓(穿衣服)、大殓(入棺)。

  在《礼记·檀弓上》中记载了曾子临终的经过:“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曾子的学生)坐于床下,曾元、曾申(曾子的两个儿子)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坐于床下”是席地而坐。因比箦床矮床垫的厚度,故曰“下”。“坐于足”是坐在曾子脚边的箦床上。可惜曾子没福,刚被抬起换上大夫用的箦,还没躺稳就去世了。

  在周礼中,天官冢宰“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亵器”(《周礼·天官·玉府》),即所有的卧室用具,从睡衣、床褥、卧席、床垫,直至便溺器。在《荀子·礼论》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在《吕氏春秋·至忠》中记载了名医文挚的可歌可泣的人生遭遇。“齐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文挚至,不解屦登,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果以鼎生烹文挚。”此处,文挚“登”是指不脱鞋从“筵”直接踏到“箦”上,并踩到齐王的衣服,意在以无礼激怒齐王,为其治病,结果惨遭杀害。文挚这种“重然诺,轻生死”的敬业精神,苟且成习的今人恐难以理解了。

  汉朝是由箦向矮的过渡期。清段玉裁注《说文》时,认为“之制同几庳于几”,恐怕说的就是汉时的矮了。《史记·高祖本记》:“沛公方踞,使两女子洗足。”刘邦叉开腿坐着让二女洗两足。《说文》“踞”训蹲坐。此为“笫”的可能性大些。矮也称“榻”。《后汉书·徐稺传》记载,汉恒帝时,太守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汉刘熙《释名·释帐》:“长狭而卑曰榻。言其体榻然近地也。”此榻显然即矮,但在约早几十年的《说文》中无此“榻”字,可能“榻”在当时尚未普及。三国时,袁术走投无路,躺在箦床上而死。“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箦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后汉书·袁术传》)

  到唐朝榻才开始普及,有足家具从此兴起,表明人们的生活习惯,已开始由席地而坐,正式进入了垂足而坐的时代。

  由上可知,先秦,尤其是西周,所谓的“”,其实就是“箦”或“笫”。所以王力《古汉语字典》说:“箦,竹编的床垫,也称笫。”商务版的《古代汉语词典》说:“箦,竹席;笫,竹编的床垫,也指床。”《方言》卷五称:“,齐鲁之间谓之箦,陈楚之间或谓之笫。”称谓似与地域相关。

  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先秦并无后世型式的,那么《剥》卦卦爻辞的作者怎么可能用的不同部位被剥坏,去隐喻不同爻位“柔剥刚”之义呢?爻辞中的,不过是一种卧具的泛指而已,根本不涉及的具体结构。一个竹编的垫,加上草编的席,如何区分“足”、“辨”与“肤”呢?!

  到了东汉,矮或榻出现了,汉儒才有可能望文生义,以当时最时髦的“”作为思维的对象,以剥去解读“剥”之卦爻义。由于“易”卦本是一个通用的格式(模子),可容纳许多类似的示例,故而,粗略观之,这种剥(bō)之喻,在文字上似也可通,使得此诂能流传两千余年而未遭质疑。然而,这种解读毕竟与经文之义是不相符的,与《彖》与《大象》的经典之释也是相背离的,尤其是与卦爻辞产生的时代背景,更是相差千年之遥,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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