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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
2016年03月09日 16:10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01期 作者:李金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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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金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儒家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以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成为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政权的精神支柱。历代有头脑的封建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实践中,都把儒家经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最适合统治者的口味,既没有玄学思想所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象佛学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封建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统治者总是将其作为行动准则、经典的根据。这一点,是其他诸子百家难于比拟的。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导思想,多谈玄学的风行、佛学的流行和道教的盛行,大讲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此时便完全衰竭了,被玄学所取代从此一蹶而不振了。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

  纵观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基本倾向,儒家的三纲五常仍然是各朝各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仍被尊为最高的道德原则,社会教育仍以儒家经学为法定的正宗。诚然,此时统治者亦似乎提倡佛、道,但往往是在不至于贬损儒家尊严,并力图保持其宗主地位的前提下,兼容佛、道二教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尤其是魏晋时期,玄学、佛学思想都很活跃;经学表面上看来似乎呈兴衰无常之态;在儒家经典的注释方面,更有不少玄学思想家以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用老庄无为之道对经学进行注疏、改造,但应看到,这些玄学家其内心深处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是以纲常名教为基准的,本质上不是与儒家对立的,其目的是为统治者寻找治国方略的。所以,实际上儒家经学不仅未被玄学、佛学所淹没,而且仍然发挥着其思想的社会统治功能,维持着社会思想的正统地位。当时,各朝政府依旧设立太学(国子学),儒家经典仍是太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经学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并形成不同于汉儒风格的魏晋经学。

  南北朝时期,经学出现了南北分立的格局。南朝一般注重魏晋传统,而北朝则趋于重蹈汉末传统。不同经学旨趣不同。故学风也迥异。笔者在此略抒管见,仅就魏晋南北朝经学尤其是南北经学之异同诸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渊薮,以此就教于广大学界同仁。

  一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①]熔今古文学于一体,从而结束了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时代而一统天下。但是,汉代的经学,有严格的师法和家法,相承不乱,而郑玄却杂糅今古文,混乱家法,这便引起了王肃的不满。

  王肃(公元195~256年),字子雍,东海郡(今山东郯城县)人。学问渊博的王肃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不囿旧说,遍考诸经而成一家之言。在其《圣证论》一书中,纠正了郑玄不少荒诞之说,弥补了郑玄的疏漏,故有“王肃出而郑学亦衰”[②]之说。

  郑学的衰亡,意味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学与郑学之争,其中虽有经学不同见解的争论,但更多的是带有政治色彩。因为在司马氏与曹氏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中,王肃属于司马氏一边,不但为之出谋划策,其女亦嫁于司马昭。司马昭为大将军后,肃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成为掌握实权的关键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曹氏的败亡和司马氏的当政,郑学失势,王学则备受青睐,兴盛于西晋。但到东晋时,王学又被郑学所压倒。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肃注经只是对郑玄经注的修正和补充,属训诂经学的内部之争,两者治经方法是相同的,并未提出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崭新的儒家思想体系,用以代替郑氏之学。但是,曹魏、晋初出现的王肃之学,却动摇了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至上权威,使人们对旧的章句之学发生怀疑,从而为玄学对儒家经训之改造提供了自由发挥的丰厚沃土。

  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史称“正始玄风”。其代表人物首推何晏、王弼。

  何晏(公元190~249年),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他是东汉末灵帝时国舅爷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妾并收养晏。故晏随母自幼长于宫中,属操养子。后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封列侯,官至吏部尚书。在司马氏代魏后,与曹爽同时被杀。

  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王弼自幼聪慧好学,好老氏,通辨能言,未弱冠即名闻遐迩。王弼曾做过补台郎的小官。曹爽、何晏被杀后,王也被免职,同年病死,年仅24岁。

  何晏、王弼在思想倾向上较为接近,都是玄学“贵无论”的首倡者。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即是玄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何、王站在抽象思维的哲学理论高度,去探索万物之真、万物之本和万物之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以无为本”的唯心论体系。何、王多从性理着手,发挥玄理,突破了郑、王训诂学的汉代烦琐注经之旧习,对儒家经训作了玄学的改造:第一,用玄学虚无本体之道改造了儒家政治伦理之道;第二,把“无为”视为儒家理想人格——圣人的最高德性,把虚静、恬淡视为圣人追求的理想境界,“无”不仅是宇宙的本体,也成了人格的本体;第三,把玄学追求超言绝象的抽象原则和义理的学风带进了儒家经训中,抛弃了汉儒粗俗的天人感应目的论的神秘内容和迂腐的经训形式,开出了儒学重于义理而疏于训诂的魏晋新学风。[③]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魏晋玄学对儒家经训的改造,经学很可能会沿着汉代经学和谶纬神学的方向继续走向迷信。玄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斩断了经学与“天”的神秘联系,使其归入理性化的道路。所以,在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史上,何晏、王弼均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何、王一面要“任自然”,一面又竭力论证“任自然”与“崇名教”并不矛盾。例如,何、王认为仁义礼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感情的培养,不是以注目的宣传本身所能奏效的,而在于“用其诚,则仁德厚焉,礼敬清焉。”[④]表面看来,“用诚”并不讲仁义礼敬,但实际上是在贯彻“崇本举末”的精神,企图从治本入手,而达到“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之目的。这体现出他们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努力为二者的统一寻找理论根据作出新的论证,也反映了他们在为曹魏政权重整纲常名教,维持其长治久安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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