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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仁学与宋代理学 ——兼论理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6年03月09日 16:17 来源:《江淮论坛》(合肥)1997年第02期 作者:孙以楷 陆建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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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孙以楷 陆建华 安徽大学哲学系

  宗教是哲学的先驱,哲学却是宗教的叛逆者。从“殷人尊神”,到“周人尊礼尚施”;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人类视域逐渐扩展:人走进了自己的意识。“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随大夫季梁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史嚚语),则昭示人类意识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人不再以天帝鬼神为活动中心,从此把自己置于生活的前台。这样,哲学最终挣脱神学脐带,叩开生命之门。

  中国哲学直接诞生于“乱世”。“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郑子产语),且社会震荡、人无以立,中国哲人无暇顾及遥远之“天道”,急于为自己、为他人找寻安身立命之本,从而铸就了中国哲学的“人道”本质(即便言“天道”,亦不越“人道”特质)。孔子创立的儒学以其对人的定位,对人是“道德动物”的发明充分显现了这一特征。

  儒家由孔子“仁(礼)学”开其端,发展至宋代“理学”成其大,其间,每一时代、阶段各具风貌、各有特色,究其本,始终是人的设置。我们可以说,对人、仁(理)同一的道德证明,构成儒学进程的内在主线,儒学进展其实乃是论证方式、途径的完善与更新。因此,考察先秦仁(礼)学与宋代理学的内在关联,拟出仁学向理学的逻辑发展,似乎是可能而必要的。

  一

  1.人是历史的存在,也是现时的存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网络确定了人自身及人在家、国、天下的别无选择的位置,安分守己为政治强制与道德教化对人的共同期望。一旦强权削弱、丧失,道德便越过自己充当唯一“执法者”,社会胁迫随之化作人的自觉自律。春秋末,象征统治与权威的礼崩溃、瓦解,社会、个人失控、平衡,无所归属。顺乎变“无道”为“有道”的时代要求,孔子剥取“礼”充实“仁”,开出仁学世界,即是如此。

  《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孟子亦云:“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指出仁本一己之德,囿于血缘家族。孔子由此出发,擢升仁为人生大德、人人关系的基本原则。有子“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以下凡引,只注篇名)的猜测,“本立而道生”(同上)的归纳,揭露了这个秘密:孔子的仁是对人在家中地位的确认;是以此作基点,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进而对人在国、在天下中位置的肯定。因此,仁既是行己、事上、养民、使民、施人、达人等所有活动的准则,也是这些行为所体现出的恭、敬、惠、义、忠、恕等诸德。但长期浸淫于礼乐文化中的孔子,他对仁的发挥不可能脱离宗法制的产物和守护者——礼。“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道出礼与仁的置换、仁的礼本质。否则,何来“吾从周”(《八佾》!仁是礼,则仁所统摄众德亦是礼(以礼作则):“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佰》)。其后,孟子取仁,荀子择礼,各执一端,分儒学为两条发展路径。只是孟子重内、崇德性自觉,更接近于孔子的哲学构想;荀子重外、尚社会规范,于人的自律有所悖离,因而引出两者不同的学术命运。

  认定礼为仁,就是把不属于人的异己力量说成是属于人的道德本根,让人自我定位,自愿承担义务、接受命运的馈赠。这是孔子仁的意义所在。然而,自我意识、意志不具道德属性,现实的我不能通过自己自动成为应该的我,“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我欲不仁,也可不仁;仁于民甚于水火,民却好色甚于好德,以“生”为人生本质,追求生命的自然延伸,不惜“求生以害仁”(《卫灵公》),抛弃“杀身以成仁”(同上)的生命精神的提升,这迫使孔子溯仁(礼)于“性与天道”(《公冶长》)。其自言“天生德于予”(《述而》),自问“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重拾神学由天而人(天→人)的模式,企望再次沟通天人,搭建儒家天名德实、人道即天道的天人关系框架;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始论人性的先天性、统一性,直指人的行为千差万别的缘由,促使后人进一步追思人何以为人。可惜,孔子未能贯通天人,融合仁、性,接通性与天道;未及人性之内涵、根源。不过,正是孔子的遗憾,给儒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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