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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理学与新学的关系 ——以二者的沟通和相近为主
2016年11月02日 08:32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蔡方鹿 李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New Explo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New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

  作者简介: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李琛,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6年第20167期 第33-39页

  内容提要: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对宋代理学与新学之间存在的对立和差异较为重视,尤其对与党争和政治上的分歧相关的学术上的差别看得较重,而对理学与新学在同属宋代义理之学而批评汉学流弊和在义利、王霸观上的融合渗透等相近之处则重视不够。我们既要看到理学与新学对立相争的一面,同时也应关注二者之间相互影响、融合沟通而促进宋学乃至理学发展的一面。理学与新学的消长、辩难互动亦给人们带来启示而值得重视和借鉴。

  关键词:理学/新学/差异/沟通相近/启示

  宋代理学代表人物二程朱熹提出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宇宙观,以性善论为主的人性论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及与之相关的存理去欲的理欲观。理学由重义轻利和提倡道德自律而表现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则提出以元气为道之体的道本论宇宙观(参见张立文,第167页),“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王安石,1959年,第726页)的人性论,趋舍唯利害,“义固所为利”(见李焘,第5321页)的义利观。新学由重视事功和社会治理而表现出重外王的倾向。

  理学与新学在宇宙观、人性论、义利观以及治国理政观念上的差异引起了双方的相互批评。但二者又同属重义理的宋学,又相互影响和沟通。理学的完善与确立,直接受益于新学。新学和理学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大发展。双方地位的消长,直接影响了后世学术与政治的发展进程。虽然新学在南宋时逐步失去了其在北宋时形成的官学地位,后又渐趋沉寂,但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本文就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异同互动关系,以二者的沟通和相近为主再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理学与新学的相近处

  理学与新学在宇宙观、人性论、义利观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治国理政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由此展现出两派思想各自的特点。理学重义轻利,主张节制统治者和人们的欲望以维护社会稳定,并通过存理去欲以恢复先天的善性,所以讲性善论。而王安石新学则在价值观上重视功利,发展了儒学中的“外王”部分,并将其义利观付诸实践,以义理财,推动新法改革的实施。因此,新学的义利观既是改革的理论需要,也是新法的理论基础。王安石强调:“世无常势,趋舍唯利害。”(王安石,1959年,第179页)认为人们的进退、行为举止以趋利避害为原则,表现出对客观利害的重视。并认为取利、有用是天道自然的原则:“盖有常以为利,无常以为用者,天之道也。”(王安石,1986年,第15页)强调利是有常,用是无常,均为天之道,肯定利的用处和价值乃普遍的规律。在人性论上重视情,认为“性生乎情”,有了情才有善恶,不认同性善论。由此形成理学与新学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主要是价值观和人性论上的分歧。

  以往学界对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差异论述较为充分,而对理学与新学存在着的相近之处则关注不够。以下着重探讨二者在同属宋学而批评汉学,既重视功利又重视道义,以及在尊王黜霸等方面的沟通与相近之处。

  1.同属于宋学而批评汉学

  理学与新学都属于宋学,重视阐发义理,批评汉学单纯重考证训诂的学风。二程站在宋学的立场,主张发挥道理可不受解释文义的约束,指出:“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二程集》,第378页)把阐发道理放在首位,即使文义解错也无碍。程颐由此批评了只重文字训诂而不及道的学风:“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同上,第671页)把经典作为载道的工具,指出只对经典文字加以训诂而不求道,不过是无用之学。朱熹继承二程,对汉儒偏重训诂而忽视义理的学风提出批评:“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朱子语类》,第3263-3264页)以上程朱对汉学的批评,反映出汉宋学之别在于重训诂还是重义理。

  新学作为宋学的重要派别,亦对汉学学风提出批评,这是其与理学家的一致之处。王安石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王安石,1959年,第734-735页)强调治经学以致用为目的,“学者不习无用之言”,这体现了王安石新学与汉学的差异。

  这里王安石和程颐均把章句训诂视为“无用”之学,这是二者的相同处,共同体现了宋学通经致用的学风。王安石指出:“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同上,第619页)其对汉学的批评成为理学的同调。正如李存山先生所指出的:“王安石继范仲淹之后,批评科举考试,‘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新义》颁布于学官,至此,‘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李存山)认为王安石新学批评汉学崇尚章句文辞之病,并颁行《三经新义》,以宋学取代汉儒之学,这受到范仲淹的影响而溯源于庆历新政。新学的这一思想与当时理学家批评汉学的倾向是一致的,而同属于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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