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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发展:乾嘉汉学的语言还原法探析
2018年07月11日 11:17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崔发展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A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Reduction Method in the Qianjia School

  作者简介:崔发展,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712期

  内容提要:乾嘉汉学实现了传统经学解释史上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尤其表现在汉学家对于语言还原法的倚重。通过考察汉学家所尊奉的离词、辨言、闻道的还原步骤,可知汉学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训诂成就,然而,此中亦暴露出诸多矛盾与紧张,尤其是汉学家普遍缺乏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循环之自觉意识,最终使得这一语言学转向未能摆脱经学藩篱而真正开启现代性的诠释路向。

  关键词:乾嘉汉学/语言性断裂/语言还原法

  标题注释:本文获得中国博士后第56批面上项目“清代汉宋关系的解释学研究”(2014M560302)资助。

 

  “解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1]。借用黄俊杰的划分,这种断裂大致归结为“语言性”断裂与“脉络性”断裂。其中,语言性断裂是指由于时空间隔所造成的古今异言、言语异声、南北异趣、文字异形等现象;而脉络性断裂则是指在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脉络中所出现的前后不一致的状况。[2]

  为何会出现断裂呢?戴震言:“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3]在乾嘉汉学家看来,时间间距乃是正确理解经义所必须克服的对象。为此,他们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4]其中的“求”就是克服时间间距的方法,其实质是“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想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一一排除掉”[5]。汉学家的解经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语言性断裂与脉络性断裂,借此还原经书之原貌,重塑经书之权威。

  胡适曾将汉学考据之法归结为“剥皮主义”,而“剥皮的意思,就是拿一个观念,一层一层地剥去后世随时渲染上去的颜色,如剥香蕉一样。越剥进,越到中心”[6]。简言之,所谓剥皮主义,就是还原主义。基于此,笔者将汉学家弥合语言性断裂的工作称为“语言还原法”,而本文即对此进行评析。

  一 由训诂通义理:乾嘉汉学的“语言学转向”

  无论是两汉今文经学的“假经设谊”、魏晋玄学的“寄言出意”,还是宋代理学的“涵泳体察”、明代心学的“师心顿悟”,均未能给予训诂学以恰当定位,而乾嘉汉学对训诂学的倡导与发扬,则最终实现了中国经典解释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7]乾嘉汉学家普遍认为,“数百年已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己矣”[8],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宋学对于考据训诂并不重视。在汉学家看来,“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9]。由此,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语言断裂所带来的问题,首先就要明确地回归经学,即由训诂通义理之途。

  对由训诂通义理一途,清初顾亭林已有表述:“通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0],“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11]。而转向这条道路是时代风气转换下的先后接续。或者说,乾嘉汉学所遵循的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准则,乃是对亭林“经学即理学”之精神的贯彻,如钱大昕就说:“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12]。

  由训诂通义理之法,建基于六经载道或道在六经的基本前设,而文字训诂则是通达六经之道的唯一有效途径。如戴震说:“唯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诂训,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13]戴震由此也揭示出汉学家求取大道的基本步骤,即从“实事”(指经书)出发,从“求”(训诂)入手,由此保证经义的明确无误。据此而言,宋学义理自然不足为信,汉学家却希望借助于训诂考证而有效弥合语言性断裂,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小学训诂能够克服时间间距而成为沟通古今的语言之桥。如钱大昕言:“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14]王念孙亦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15]那么,训诂究竟是什么?训诂是否像汉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能够顺利消除时间间距?孔颖达言:“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16]黄侃解释说:“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17]也就是说,训诂的作用就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转换,一如在古今语言之间的翻译行为,王引之言:“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18]所谓“舌人”,即翻译者、解说者。

  由此,训诂学即对经书或经文的务实考证。就常识而言,倘若某一个文本距离古代或圣人更近,则其更为值得信赖。汉学家们津津乐道于回归汉儒之学,正是源于汉儒所具有的时代优势,“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19]。因而与那些后来者的解读相比,汉儒对古代先贤的解释无疑更为可信,乃至于汉儒治学传经的所谓“师法”“家法”等,亦因之而颇受汉学家青睐。基于这种时代观念,汉学家甚至抱有愈古愈可靠的复古逻辑,如阮元有言:“后儒说经,每不如前儒说经之确。何者?前儒去古未远,得其真也”[20]。正是在这种时间观念与解经理念的作用下,在汉学家群体内逐步催生出“欲识古训,当于年代相近者求之”[21]的信条,乃至于演化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22]的一般训诂学原则。

  其实,时间间距根本上乃是一种语言间距,而乾嘉汉学对训诂能力的信赖,实源自于汉学家对于语言本身之可靠性的信赖。在历史流变中,文字本身的形、音、义经历了沿革转换,因此,后人在识古字、读古书时,就容易因时代错位而产生误解。为此,汉学家们认为,训释古经必须先在小学上从流变中揭示文字原貌,而这就使得汉学家坚定地从经学跨入小学,努力通过形、音、义上的考据来还原文字。汉学家们或者强调《尔雅》《说文》的重要性,如王鸣盛所言“《尔雅》与《说文》皆斯文之幸存者,不可驳也”[23];或者凸显了解古代造字方法的重要性,如戴震所谓“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24];或者突出小学对于经义训诂的重要性,如宋鉴所说“经义不明,小学不讲也。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而训诂无据矣”[25];或者揭示由小学而治经的程序,如段玉裁言道“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26]。正是因为汉学家对小学的重视,清代小学才能脱离经学框架而获得相对独立性。

  总体来看,汉学家在训诂考证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当时宗主宋学的姚鼐、章学诚、袁枚、方东树等人,虽对汉学家仅以考证为要而不求大义甚感不满,但都认同汉学家的考证贡献,而其为学也常常力求言之有据,如袁枚“弃官山居五十年,实未尝一日废书,手评各史籍,字迹历历犹在,则亦未尝不时时考据”[27]。而他们的著作中亦不乏精良的考据作品,如姚鼐的《左传补注序》《郡县考》等。

  汉学家之所以能够在考证领域取得如此成绩,显然与其所凭借的考证方法相关,但恰恰因受限于这种方法,汉学家的考证总是面临着一种巨大的隐忧,并最终催生出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而方法的限度势必要上溯至观念的限度,所以,对于汉学家而言,我们可以追问,在六经之外是否仍有圣贤之道?通达圣道的途径是否仅有训诂一途?后者乃是追问方法的限度,而前者则是追问观念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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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崔发展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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