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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再思考
2019年08月21日 10:15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作者:李维武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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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20186期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关于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讨论,使哲学史与思想史明确地区分开来,也由此而导致了哲学史研究中“思”与“史”的疏离,这使得中国哲学界的有识之士又提出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要求。结合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所提出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即力求从思想史视域出发,发现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拓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空间,考察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文化环境,以此建立哲学史与历史文化的多层面联系,在哲学史研究中把“思”与“史”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哲学史/思想史/19-20世纪中国哲学/萧萐父/冯契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笔者在10多年前结合自己所从事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而提出的,希望以此作为拓展和深化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①这些年来,笔者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对这个新的方法论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探讨与运用。在这里,把自己的所思所得,以“再思考”的形式作一概括性说明,以求教于方家同道。

  一、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分

  “哲学史”与“思想史”,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学术史上出现并为学术界广泛使用,已有近百年的时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课程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并撰《史学思想史》讲义,就是这两个概念在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证明。此后近百年间,中国学者撰写了许多部题名为“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

  但长期以来,这些被称为“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往往并没有作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明确区分,或者把“哲学史”和“思想史”看作是大同小异的概念,或者认为思想史包含了哲学史、哲学史被包含在思想史中。特别是一些标明为“思想史”的著作,主要论述的其实还是哲学史的内容。如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以及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实际上都是以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的书写方式,在今天的一些思想史学者看来,只是一种“大号哲学史”②。

  中国学术界以自觉的学科划分意识,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各自内涵及两者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并真正地把哲学史与思想史明确区分开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1983-1984年,中国学术界曾就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哲学研究》发表了一批相关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③这场讨论是完全学术性的,规模并不算大,参与者也不很多,但对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在于厘清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各自内涵,从而使哲学史与思想史开始明确区分开来。通过讨论,人们不仅认识到哲学史与思想史是两种不同的学问,而且认识到哲学史与思想史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哲学史属于哲学学科,思想史则属于历史学学科。作为哲学学科的分支,哲学史所研究的是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逻辑开展;作为历史学学科的分支,思想史所探讨的则是人的精神生活发生发展的历史,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潮、意识、观念、群体性心理的具体研究。简言之,哲学史着重于探讨形而上的“思”,思想史则着重于探讨非形而上的“史”。“思”是指哲学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史”则是指历史运动的现实性、经验性。由此可见,探讨“思”的哲学史与探讨“史”的思想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两者并不是大同小异的,也不是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的。

  基于对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新认识,哲学史学者与思想史学者分别作出了努力,凸显了哲学史的“思”的特征和思想史的“史”的特征。在哲学史方面,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的“泛化”与“纯化”问题。周继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一文,就集中反映了当时哲学史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一部内容过于‘泛化’了的哲学史,就混同于一般的思想史,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特点”,因此需要“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来一番‘纯化’,把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内容‘排除’出去”④。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盛行的哲学范畴研究,旨在把抽象性、逻辑性的“思”与现实性、经验性的“史”分离开来,体现了哲学史学者在“纯化”方面所下的功夫。在思想史方面,葛兆光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的问世,鲜明地体现了思想史学者把思想史区分于哲学史的自觉。尽管人们对葛著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看法当是一致的,这就是它已不再是那种以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著作了,改变了那种“大号哲学史”的思想史书写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思想史着重于非形而上的“史”,并没有任何贬抑的含意。形而上与非形而上,在这里只是就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言,形而上意味着“思”的抽象性、逻辑性,非形而上则意味着“史”的现实性、经验性,不是说后者不如前者重要。一些对思想史有自觉认识的学者,也是这样看待思想史的。如孙歌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一书,自序的题目即《在形而下层面结构原理》⑤,强调了思想史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在于立足“形而下层面”。

  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就会发现由于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和把握哲学史与思想史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使得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获得了各自独立的发展空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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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维武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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