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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养神”之道
2019年09月17日 16: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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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淮南子》中表现为三种意义:一是指具有宗教意义、鬼神意义的超自然存在,即“引出万物者也”的“天神”;二是指宇宙自然运行的内在规律,时常也表述为“神明”;三是指人类生命作为主体性存在所具有的思维、意识、知觉与情感等。从生命哲学角度来说,后两个方面在《淮南子》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由于《淮南子》主张天人相通,故而这两个方面的论述有时交融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

  人类作为一种主体性的生命存在,有自身独特的思维情感,根本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的生命体。人的这种主体精神究竟从何而来?《淮南子》从道家思想着眼,将其与天地自然关联起来,认为“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在它看来,因为人类生命之“神”源自于“天”,所以如同后者能调节自然万物的运行发展一样,“神”既然代表着人类生命中最具灵性的生命意识,故而也能调节人类机体中的一切生命活动,发挥关键性作用。从这种源生关系出发,《淮南子》在“神”“天”之间建立起一种相通感应的关系,主张不仅人类生命之“神”来自于“天”,终将复归于“天”,“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而且人类生命也能“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引发“天”的感应变化。

  安养生命之“神”的方式

  “神”对于人类生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可以说无“神”即无生命的灵性存在,因而《淮南子》从生命哲学角度对安养生命之“神”的方式、途径进行了深刻的辩证反思,并提出自己的“养神”之道。

  一是无为去智以养神。在人类生命之“神”的存养上,《淮南子》坚持道家的传统立场,强调“无为”而理,偃智而养。庄子对“无为”以“养神”的问题,有着较为明确的主张:“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淮南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淮南子》将“保其精神”作为“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反之,也将“无为”视为“精神”得以保养的重要方式。在它看来,“无为”“无用”才是真正能够“养神”的方式,“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凡有为有用之举,最终都只能造成“神”去之的消极结果。

  二是恬静养性以处神。《淮南子》既反对“形劳而神乱”,认为身体的过度疲劳,会对精神造成不利影响,也反对“精神之越于外”,要求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精神的养护,而不是分散于外物,因为“神之所用者远,则所遗者近也”。它强调“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认为“神清者,嗜欲弗能乱”,人们只有不为嗜欲所乱,真正保养精神,才能有效应对不可预测的祸福。《淮南子》特别指出,人们只有追求“内乐”,而不是停留在感官的“外乐”,才能避免出现“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的剧烈的心理起伏,以致“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出于对“耗神”的消极性的认识,《淮南子》坚持“清净恬愉,人之性也”的道家理念,倡导“以恬养性,以漠处神”的存养之道,使之更合乎生命发展的根本需求。

  三是内守其神游于和。由于“神”易于受到外部因素的扰乱和损耗,《淮南子》始终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内修其本”“得其内也”的“养神”理念,体现出先秦以来道家“以中制外”“中能得之”的养生原则,使生命实现内外兼修、互相协调的理想状态。《淮南子》不仅极力肯定“养神”的内在化实践,而且推崇生命由此进入的“游于精神之和”的神妙状态,认为如“至人”“真人”那样的理想人格,无一不是突破了“养形之人”的根本局限,通过内养生命之“神”而终“能登假于道也”,走向神仙化的生命境界。《淮南子》对此有着生动描述:“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关之涂,禀不竭之府,学不死之师……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所谓真人者也,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淮南子》这种“神”游的主张,上承先秦庄子之论,下启后世道教的“仙游”之说,成为中国早期道教得以从道家思想中脱壳而出,彻底走向宗教化道路的重要助推力。

  融合精神存养之道与专制君主政治

  《淮南子》对“神”的认识,没有停留在养生层次上,而是与其强烈的治国取向相一致,并深刻表现在其政治理念当中。《淮南子》将精神存养之道与专制君主政治有机融合起来,从君道、治民与治世三方面阐述,总体性地提出一种汉代黄老的“神化”政治学说,将先秦老、庄倡导的“民自化”思想,与稷下道家、《黄帝四经》主张的“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夫太上争于化,其次争于明,其下救患祸”的为君“化民”思想进行历史融铸,变老、庄的消极的“无为而治”为汉代统治阶层迫切需求的积极的“无为而治”。

  《淮南子》认为,存养“精神”不只是修道者的事情,对统治者来说同样重要。在《淮南子》看来,能否善于“养神”是为君之道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涵。它指出:“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精神劳则越,耳目淫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

  在专制君主政治中,统治者如何有效实现“治民”,是关系到王朝政治稳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淮南子》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统治者以“神”化民。《淮南子》举“舜”事来论说:“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在它看来,所谓的“化民”而治,实际上一是指统治者的“玄德”感召,二是指社会民众的风俗养成。《淮南子》认为这种“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的政治发展是“治之上也”。

  《淮南子》在治国上既强调“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的“主道”,更憧憬由此而成的“圣人在上,化育如神”的治世理想。《淮南子》对秦王朝极端有为而残民的暴政历史有着深刻反思,因此站在汉代黄老立场上,选择“无为而治”作为核心的治国理念,追求实现“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的政治发展。在这方面,《淮南子》承袭了先秦道家复古主义的思想传统,推崇“神农之治”的治世状态。在它看来,只有这种体现天人和谐内涵的“无为而治”,才是道家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淮南子》认为“神化”治世的实现,是统治者效法自然之“神明”的结果,因此“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统治者需一方面因循善应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则要以精神之“诚”沟通天人,形成二者间的和谐感应,从而得到天地福荫。

  综而论之,《淮南子》关于“养神”之道的辩证思考,既承继前人又推陈出新,特别是其贯通生命与政治的论思方式,深化拓展了中国古代道家关于政治主体精神的理论认识,有力推进了道家内圣之学的发展,使汉代黄老学说走向空前的历史成熟。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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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高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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