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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儒学的民间化俗实践 ——以《述善集》和《龙祠乡约》为中心
2019年09月23日 10:45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马晓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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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发展到宋元时代以后,出现了民间化、大众化的新趋向。儒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义理探研和个体工夫涵养的兴趣之外,在重建社会政治和礼法秩序的经世实践中,突破“致君尧舜”的精英视界,主动寻求与社会中下层的互动及与基层乡村社会的联结,通过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儒家基本伦常道德,实现教化民众、端正世风、达致“善治”的社会理想。

  儒士阶层参与基层民间社会治理的方式,在汉唐时代主要表现为循吏的地方教化实践等形式。宋元以后,则增加了诸如编撰蒙学读本、设立宗族义学、参与地方慈善救济,以及以宗族或乡里为基础的“乡约”“乡会俗讲”等形式。后者尤其是儒家思想渗透民间、参与基层伦理秩序建构和精神塑造的重要工具,也是儒学民间化的重要表现方式。

  “乡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代的“读法之典”。“读法”之“法”,指合乎“礼”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周代司徒的一个主要职责是“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1。司徒所掌的十二项教法多数都与儒家礼乐教化相关,并且是通过乡大夫及其下属乡吏如州长、党正、族师和闾胥等来教化民众。教化的方式,主要是在特定时日(如正月之吉、四时孟月之吉、春秋祭祀之时)安排民众“读法”,并考察德行,纠正过恶,表彰其中“孝弟、睦姻、有学者”或有“敬、敏、任、恤”诸德的人。其中,“读法”对后来儒家的化俗实践产生了深厚影响。

  宋元以后,儒家民间教化实践的一个直接和典型的体现,就是以《吕氏乡约》为开端的“乡约”理论和实践传统的形成与完善。《吕氏乡约》是北宋神宗时期陕西蓝田吕氏兄弟,根据儒家礼制并参照民间习俗制定的乡民行为守则和自治规范,以劝善规过、互助互济为主要内容。《吕氏乡约》虽曾在蓝田乡间得到短暂施行,却因遭时人疑忌,并未得到推广。但到南宋时经过朱子的推崇和增改,《吕氏乡约》得以广为人知。随着朱子学影响的扩大,乡约在元代得到了逐步推广,地方官员和儒者仿行乡约的化俗活动也不断兴起。据史料记载,开封人刘辉在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任松江府上海县尹时曾举办乡约长达数年2;四明人孙元蒙在顺帝元统(1333~1335)初年任慈溪“杜洲书院”山长时于每月朔望日举行乡约3;许昌人冯梦周在任平江路(治所在今苏州)推官时也大力推行乡约4。较之同时期地方官员们推动开办的社学、乡学等教育形式,乡约这种教化方式涵盖的范围和对象更广,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更强,而其以劝惩方式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也更强。因此,在官方控制力量不足的社会基层和边缘地带,以儒家孝道伦常为核心的乡约就成为基层联结的重要纽带和方式。

  宋代以后中国各地出现的乡约文本和条规,几乎都可以在《吕氏乡约》中找到其渊源和蓝本。甚至在一些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的乡规民约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河南濮阳发现的元末西夏遗民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述善集》及其中所收录的《龙祠乡约》,就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述善集》与西夏遗民唐兀(杨)氏的“儒化”

  《述善集》是元末人唐兀崇喜(杨崇喜)于至正年间初编而成的家藏文集。据元人张以宁《〈述善集〉叙》,该文集“纪唐兀崇喜象贤氏世徳行事之实,而象贤汇录成册”,时间约在至正十八年。其中收录记、序、诗赋、题赞、碑铭、杂著等文字70多篇,共4万多字。其中唐兀崇喜自著8篇,与其父共作《龙祠乡社义约》1篇,其余多为同时代名人显宦围绕唐兀(杨)氏在濮阳十八郎寨设乡约、创书院、崇儒学、行孝悌等事迹所著的文字。《述善集》成书后历经补编和续编,最终在明末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文本样貌,并且仅作为家藏文集在濮阳唐兀氏(杨氏)家族内部流传。《述善集》与同时面世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简称《唐兀公碑并序》)和《杨氏宗谱》5,见证了唐兀氏(杨氏)家族在元代内迁濮阳的历史进程及其日渐“汉化”乃至“儒化”的过程。

  《述善集》全书分为《善俗》《育才》《行实》三卷。其中《善俗》卷录文15篇,包括唐兀崇喜与其父唐兀达海所作《龙祠乡社义约》,以及时人就乡约所作的各种诗序等;《育才》卷所收26篇文字,则记述了崇喜父子捐田助学、创建崇义书院、推广儒学教育的善行义举;《行实》卷收录文字27篇,除详述唐兀氏家族历史的《唐兀公碑并序》和唐兀崇喜自著《为善最乐》《观德会》《劝善直述》诸文外,还有潘迪、张以宁、张桢等时彦颂扬唐兀氏家族孝道实践的序赞等。总之,《述善集》的文字所关涉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唐兀氏家族的历史变迁,二是唐兀氏家族创建书院、推行乡约、践行孝道的学思实践。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了解元代儒学民间化、世俗化的极好窗口。

  关于《述善集》的编者唐兀崇喜(杨崇喜)及其家世来历,据潘迪《唐兀公碑并序》、唐兀崇喜《〈述善集〉自序》和《杨氏族谱》等文献记载,唐兀氏家族祖先是西夏人,世居宁夏路贺兰山,“唐兀”是蒙古统治者所赐之姓。6西夏灭国后,唐兀氏祖先唐兀台随蒙古大军征战南北,殁于军中。其子唐兀闾马(即上述《唐兀公碑并序》的传主)参加了蒙古军队攻取襄阳、樊城的战役。元朝统一后,唐兀闾马“卜居于濮阳县东”,其后代开始在此地生息繁衍。闾马生达海等兄弟五人,达海生崇喜等兄弟二人。达海以崇喜恩封忠显校尉、左翊蒙古侍卫百夫长,故后人又称之为忠显公、唐兀忠显。从二世祖唐兀闾马定居濮阳,唐兀氏家族便开始了其“汉化”乃至“儒化”的历程。由于儒学是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主流,“汉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儒化”。从闾马开始,唐兀氏家族改变了此前征战军旅的生活方式,改事农耕,学习中原礼仪文化,像内地汉人一样延师教子,耕读传家。史载闾马公“为人资性纯厚,好学向义,服勤稼穑。尝言:‘宁道子孙贤,莫求家道富。’尝厚礼学师,以教子孙”7。到第三代忠显公唐兀达海时,“慨然继志,立乡约,一风俗,兴学校,育人材,以成其事”7,其所作所为已然是典型的儒者乡绅作派。至唐兀崇喜这一代时,他已改为汉姓“杨”,取字“象贤”。崇喜曾进入京师国子学读书,学习优异,考绩“上舍”(即上等)8,等待授官。但未及任官,就丁父忧返乡,此后便再未出仕。崇喜在家乡继续父祖辈购建义塾、推广教育的事业,创设“亦乐讲堂”,创建“崇义书院”,延请师儒教育本族本乡子弟。崇喜的同辈昆弟中也有很多人进入国子学读书,考绩为“上舍生”者也大有人在。此外,他们也大多娶汉女为妻,并依照汉人习惯排行取字,如“敬贤”“思贤”“希贤”等。由此可见,从闾马到崇喜一代,唐兀(杨)氏家族从日常生活到思想观念,越来越深地受到汉文化乃至儒家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他们已基本完成了家族“汉化”乃至“儒化”的过程。

  如果说娶汉女、改汉姓,乃至延师课子、入读国学等措施是唐兀氏(杨氏)家族内迁中原而因应时势的被动的历史选择,那么,行乡约、建书院、兴宗祠、和亲族、习儒书,则可以看作他们自觉和主动“儒化”的结果。这种自主“儒化”的意识发之于心,在日常生活中就见之于行,表现为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唐兀崇喜兄弟崇尚儒学、孝悌传家、淡薄仕宦的行止在当时有口皆碑,得到了诸多儒者官员的称赞。从时人评价中,可以看出唐兀崇喜十分注重《周礼》和朱子《家礼》《小学》。他高度认同《周礼·大司徒》中所谓“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认为是“为人之切己,学者之当务”,也是为人“立本”之事。对于朱子《小学》所提出的“明伦”“立教”“敬身”,他更是身体力行,立乡约以和俗、建书院以传道、绝仕宦以孝亲,正可说是对这三个方面的最好诠释。通过他的这些观点与实践,可以发现,唐兀崇喜是个典型的儒者,而他与其家族的“儒化”也是相当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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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马晓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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