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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2019年12月06日 18:07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李承贵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Formation,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f Self-cognition Paradigm of Chinese Philosophy

  作者简介: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92期

  内容提要: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哲学/自我认知范式/解释方法/价值立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关系的历史考察”(项目号:13AZD02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与进步,西方哲学在其中扮演了特殊且重要的角色,因而过去关注、讨论较多的是“以西释中”思潮。不过,考之20世纪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与“以西释中”思想运动同时,一种强调回到中国自身文化系统进行解释的主张与方法也在悄然兴起、成长并成型,这就是“自我认知范式”。那么,“自我认知范式”是怎样形成的?有怎样的内涵和特点?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

  在20世纪中西哲学交汇的背景中,西方哲学主导了对中国哲学的解释,成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哲学的坐标与方法。令人欣慰是,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与结果有所警惕和觉悟,基于这样的警惕和觉悟,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坚持中国自身文化系统为坐标的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模式——“自我认知范式”。

  对于以西方哲学解释中国哲学的积极意义,中国学者有着善良而积极的评价。王国维说:“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殆无疑也。”①即谓通晓西方哲学才能更有效地研究中国哲学、倡明中国哲学。然而,在享受西方哲学赐予“幸福”的同时,中国学者也遭遇着烦恼。这是怎样的烦恼呢?有以西方逻辑理论解释中国哲学所遭遇的烦恼。熊十力说:“罗素以数理来演六十四卦,当然可成一说,吾敢断言仍是空洞形式,即解析事物相互间之关系而已,必于《易》道不究其源,于人生更无关,于宇宙万化不得其真。此非武断也。形式与数理逻辑之于《易》又不必论。今之儒学要究明真际,穷神知化,尽性至命,使人有以实现天德、立人极、富有日新,而完成天地万物一体之发展,彼名数形式可语是乎!”②就是说,数理逻辑是纯粹的符号,不仅无法理解《周易》穷神知化、尽性至命的工夫与境界,而且会导致其思想空壳化。有以西方语言理论解释中国哲学所遭遇的烦恼。方东美说:“《论语》是很容易读的和懂的一部书,其微言大义,从生活的精神上面是很容易作深切体验的。但是近代有号称国学家的人,却纯从文法、语法、语意上面把一句话化成几十句,结果反而不懂了!变作支离琐碎!这就是近代把中国的学问不从中国的精神看,而是把它化成西方学术的附庸来看,拿西方的套子套中国的思想,结果把中国哲学家的这种内在精神,全部湮没掉了!”③就是说,若依西方语言理论完全从文法、语法、语意等角度将《论语》肢解为若干块,非但不能显发《论语》微言大义,反而导致《论语》思想与精神的支离破碎,甚至泯灭。也有以西方哲学义理解释中国哲学所遭遇的烦恼。唐君毅说:“本此新方式(西方哲学),以研究中国思想者之缺点,则为以西方思想比附中国思想。由是而人论中国哲人之思想者,恒喜先论其宇宙观形而上学,或更进而先论其知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然不知由宇宙观以引出人生哲学等,唯是西方哲学之路数。以西方哲学乃先发展自然哲学,后又重神之哲学;近世又重科学之哲学,故其哲学势必首重宇宙观,而再由之以引出人生哲学文化历史之哲学。又在西方哲学,恒以自然宇宙或神为超越而外在,故又必先之以知识论方法论,以使吾人认识此自然宇宙或神之事,成为可能。然在中国哲学思想,则毋宁是自历史文化之省察,以引出人生哲学,而由人生哲学以引出宇宙观形而上学及知识观。则论中国之哲学思想,正无先由知识论宇宙观下手之必要,而尽可直从中国先哲之人文观人生观下手,而人生人文之本,则在人心也。故于中国先哲思想之不重言人心者,吾人固可论其历史文化观与人生观,然吾人亦宜试探其人心观之理当何若。至其明重人心,而对人心有所论列之言,其当为吾人所特须注目,而宜本之以为探证其他方面之思想之根据者,即不言而可喻矣。”④由此可见中、西哲学在义理路数的根本性差异:西方哲学是由宇宙观再知识论再人生哲学,中国哲学是由人生观、人文观再宇宙观和知识论;西方哲学重视神学,将自然与神视为超越的外在,因而先用知识方法认识自然或神,中国哲学则从心开始,因而论历史文化观和人生观皆从人心观开始;因此,“心”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是探讨其他方面思想的开端与根据,怎么能以西方哲学义理为摹本剪裁中国哲学呢?陈来也表达过这种自觉:“任何西方哲学的范畴应用于中国哲学,都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各自范畴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脉络,具有不同的问题指向和意义”⑤。概言之,以西方哲学方法解释中国哲学并非全是丰硕的成果,其中有难以诉说的烦恼,这就是牟宗三所痛斥的:“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⑥。而这种烦恼正意味着中国学者的觉醒,也意味着消除烦恼的策略正在中国学者的脑海中酝酿。

  那么,这是怎样的策略呢?钱穆说:“今国人崇尚西化,却该从孔孟庄老所言指出其不是处,不该只根据西方人看法加以驳斥。”⑦就是说,若要检讨、批评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应该从孔孟老庄所言着手,而不应该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按照钱穆的主张,所谓“策略”就是回到中国自身文化传统。那么,怎样回到自身文化系统呢?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任何哲学学说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关联,这意味着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必须回到生养它的社会历史环境。胡适认为,研究中国哲学需要“求因”,他所讲的“因”包括“个人才性不同”、“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⑧,其中“所处的时势不同”即社会历史环境。方东美指出,若要正确理解《周易》的意涵,需要以氏族、宗法社会为突破点,他说:“这个符号系统(《周易》卦爻系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是从起源与结构来看,也就是‘八卦而小成’的阶段,从中国的氏族、宗法社会来解释它”⑨。《周易》的诞生自然有其时空环境,其记载的丰富信息是特定时代文明的结晶,因而要完整、正确理解《周易》,回到相应社会历史背景是基本前提。经籍文献是中国哲学思想与智慧的载体,因而贯通诸经是准确理解孔子“仁”意涵的基本且可靠的途径。方东美说:“如果‘仁’是‘爱’的话,我们不仅仅只读《论语》,最好要贯通《礼记·大学》篇所谓‘絜矩之道’,这是消极地对于‘仁’的纠正。……从积极方面要了解《论语》中的‘仁’,在《论语》里面没有透彻解释‘仁’,幸好在《礼记·中庸》篇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生物不测,就是天地仁心的表现,正是解释《易经·系辞大传》所谓:‘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大生之德与广生之德,正是代表天地生物不测。……这样子讲‘仁’讲‘爱’,为《论语》中的解释所没有,而在《中庸》篇中一度两度解释得清清楚楚!”⑩就是说,如果无视《大学》、《中庸》、《易传》等文献中“仁”之诠解,就无法准确理解《论语》中“仁”的意涵。中国哲学思想必须由文字语言表达,而文字语言的结构、习惯和规则必然对哲学思想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文字语言及其规则的把握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具有基础性意义。徐复观说:“我们所读的古人的书,积字成句,应由各字以通一句之义;积句成章,应由各句通一章之义;积章成书,应由各章以通一书之义。这是由局部以积累到全体的工作。……但我们应知道,不通过局部,固然不能了解全体;但这种了解,只是起码的了解。要进一步的了解,更须反转过来,由全体来确定局部的意义;即是由一句而确定一字之义,由一章而确定一句之义,由一书而确定一章之义,由一家的思想而确定一书之义。这是由全体以衡定局部的工作。”(11)一部著作的哲学思想必然要由章、节、段、句的文字组合起来表达,因而必须对各级文字语言有仔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理解和把握其哲学意涵。因此,回到文字语言系统是理解中国哲学的基础性前提。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义理系统,哲学观念无不存在于义理脉络中,无不由义理脉络来呈现,因而理解中国哲学必须回到其义理系统。徐复观说:“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鲁莽、灭裂,更何待论。”(12)就是说,如要把握先哲思想的本义,必须将被理解的概念或命题放在完整的生命中去理解,以寻找其内在关联。徐复观说:“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13)任何哲学都有意义价值系统,哲学概念或命题中的哲学意涵,必是与其所处的意义价值系统相融为一体的,若偏离了它的意义价值系统,必与原意不符。王国维认为,道德伦理是中国哲学重要的价值旨趣,并以道德践行与功夫为显著特色,因而不能以科学方法研究之。王国维说:“夫中国一切学问中,实以伦理学为最重,而其伦理学又倾于实践,故理论之一面不免索莫。然吾人欲就东洋伦理根本之儒教,完全第一流之道德家孔子之说,于知识上研究之,亦非全不可能也。然儒家之伦理说以行为主,即最实践者,故欲以科学之方法研究之,自极困难。”(14)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适合呢?熊十力说:“治中国哲学必须用修养的方法,如诚敬,乃至思维等等。孔孟恒言敬、言诚。程子《识仁》篇云:以诚敬存之。朱子所谓涵养,即诚敬也。孔孟并言思。孟云:不思即蔽于物。……修养以立其本,则闻见之知,壹皆德性之发用。而知识自非修养以外之事,智周万物,即物我通为一体。不于物以为外诱而绝之,亦不于物以为外慕而逐之也。孔孟之精粹,乃在是耳。”(15)这里所谓修养方法,是“诚敬”、“思维”等,所谓“诚敬”就是孔孟所言敬、诚,也是朱子所言“涵养”;所谓“思维”就是孟子所言“不思即蔽于物”之思,此“思”乃德性之发用,因而“思”也属修养之事。概言之,贞定自我,精进德业,勿以物为外诱而绝之,勿以物为外慕而逐之,此即中国哲学修养功夫,亦即治中国哲学之方法。可见,熊十力所言修养方法与中国哲学道德性命的价值旨趣是相契的。综上观之,所谓回到自身文化系统,就是回到社会历史系统、经籍文献系统、文字语言系统、思想义理系统、意义价值系统等,正是这些“系统”构成了认知和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文化体系境域。在20世纪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中,这些“自我文化系统”被大批中国学者持续地、广泛地应用着,从而成为“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16)。此即“自我认知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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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承贵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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