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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的语用学之维
2020年01月22日 18:32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张再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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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Values in Modern China

  作者简介:张再林,1951年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山学者。

  原发信息:《江海学刊》(南京)2019年第20193期 第41-46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项目号:18ZDA02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近现代既是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又是一“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然而,撮其旨归,该时代虽其道各异、观念纷呈,其言其说却始终未越语用学而非语义学思想之维。美国著名学者陈汉生(Chad Hansen)说:“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此比较而言,中国思想较少关心语义上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①这一点,不仅对长于实用理性的千年的中国传统思想成立,亦是我们得以真正统领、把握近现代中国种种价值观念的不二之谛。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尝试对此作出分析。

  “求用”而非“求真” 

  顾名思义,所谓“语用学”(pragmatics),即语言实用学。这不仅意味着如西语字面形式所表示的那样,实用主义(pragmatism)乃是其宗旨的应有之义,而且还意味着它强调人类自身工具的使用,而非强调对象内容的指示,与那种镜式的“语义学”观点迥然异趣。

  无独有偶,“求用”而非“求真”也恰恰是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春江水暖鸭先知,要说明这一点,就不能不首先从堪称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变革最早的先知先觉者顾、黄、王的思想谈起。

  我们之所以把顾、黄、王的思想视作是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变革的最初的先驱,不仅在于他们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有着庶几同之的历史境遇,不仅在于他们都切身体验到以“空空穷理”为旨的“理学”思潮大行其道为我们民族所带来的深重危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都一改“百无一用”的陋儒的积习,从“袖手谈心性”之道转向对“经世致用”之道的皈依。由此就有了顾炎武视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轶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为当务之急,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振聋发聩的呼吁;就有了黄宗羲高扬阳明学“学贵履践”和继承东林党“事事关心”的余绪,并为我们留下了批判“君权至上”的《明夷待访录》这一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政治巨著;就有了王夫之对理学“孤扼一心以绌群用”(《尚书引义·毕命》)的对唯心主义的力辟,而他的“天下唯器”思想以对“工具主义”的空前力举,把一种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推向了极致之地。

  如果说顾、黄、王的思想仅仅是为近现代中国的“求用”而非“求真”的价值取向埋下深掩的伏笔的话,那么,迨至我们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近现代时期,这种价值取向则一跃成为公认的时代主题。以洋务派力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命题为例,表面上看,命题似乎强调的是中学之“体”,然事实上西学之“用”才真正是论者心之所系。官方人物的价值取向尚且如此,学界的价值取向更是可想而知。在这方面,美国实用主义代表杜威1919年访华是重要标志。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四天,杜威应邀来华讲学,足迹遍布十余省市,历时长达两年有余,演讲场次竟有两百余次。期间,无论是听众反应之热烈,还是报界、出版界传播之积极,都创下了外国任何学者难以企及的记录,以致梁启超甚至宣称,杜氏讲学的轰动效应堪与千年前鸠摩罗什东土传教相媲美。

  伴随着这种“求用”价值取向崛起的,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新奠基,是在这一奠基中,哲学重心从“体”向“用”的战略性转移。故现代新儒家首创者熊十力竭诚服膺的是船山的“器用”哲学,并且他认为在宋儒那里,“致用之道,终有所未宏”,而他自身哲学与宋明理学最大区别,除了强调哲学“健动之力”外,就是对哲学“致用之道”的大力提撕,由是导致了他对所谓“由用知体”“即用显体”的无上标举。因此,尽管他冠之己说以“新唯识论”之名,然而就其更多地强调“致用”而非“致真”而言,实与佛学的唯识之旨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无怪乎他的《新唯识论》一出,其佛学尊师欧阳竟无痛加针砭,留下了“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之批语,更不用说其他众多佛教徒对其说的群起而攻之和铺天盖地的非议。

  强调“求用”必然也就意味着必须直面我们的现实问题。故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提出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我们应更多地致力于现实具体问题的解决,这一观点不足为奇,因为它恰恰乘弊而起地反映了时代之所需。即使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以社会共同理想和向心力为由力挺“主义”,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顾此失彼地忽视了“问题”,相反,在“问题意识”上,他们甚至比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毛泽东就明确反对党内那种“抽象的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思想倾向,那种“言必称希腊”而“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的学习风气,要求力诫“对牛弹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概念游戏”(《反对党八股》),“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改造我们的学习》),应“有的放矢”而非“无的放矢”,应“实事求是”地投身于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无疑是毛泽东思想有别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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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再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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