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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以礼代理”:凌廷堪学术思想再认识
2020年07月24日 17: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跃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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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礼代理”作为乾嘉新义理学的思想遗产,既是清代学术从“理学”转向“礼学”的标志,同时也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概念。20世纪90年代迄今,以台湾学者张寿安为代表的海峡两岸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以礼代理”由凌廷堪(1757—1809)提出,现已成为常识。然而,陈居渊、叶国良主张凌廷堪并没有明确提出此概念,核检《校礼堂文集》《校礼堂诗集》《礼经释例》《元遗山年谱》《梅边吹笛谱》《燕乐考原》诸书,确实未见“以礼代理”四字,可证陈、叶所言不谬,故而“以礼代理”与凌廷堪的关系不可不辨。

  圣人之道在于“礼”

  作为推崇礼学的大家和批判理学的健将,凌廷堪主张礼学是笃实之学,理学是空疏之学。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他会以“礼学”代“理学”,即以“实学”代“虚学”,因为这合乎凌氏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格。但是,当我们从凌廷堪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入手,跳出“礼学—理学”的惯性思维,代之以“圣学—禅学—理学—礼学”的解释结构,顺次梳理“圣学与禅学”“禅学与理学”和“理学与礼学”的关系之后,发现学界对凌廷堪学术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有待商榷。

  凌廷堪不是兼治《六经》的通儒,而是精研《礼经》的专家。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在《辨志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圣贤之道在于《六经》的观点,主张《六经》应以《礼》为中心,不明《礼》则不能贯通其他经典,所谓“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祀制,《洛诰》何以诠。不明宫室制,《顾命》何以传。不明《有司彻》,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仪》,安能释宾筵。不明盥与荐,《易》象孰究研。不明聘与觐,《春秋》孰贯穿”。年近而立,他“始肆力于是经,潜玩既久,知其间同异之文与夫详略隆杀之故,盖悉体夫天命民彝之极而出之,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礼经》既由圣人所作,自然应该成为探究圣人之学的津梁和探赜圣人之道的梯航。凌廷堪不仅潜研《礼经》二十余年,五易稿而成《礼经释例》,还抉幽发微,推阐礼义,撰《复礼》三篇,作《好恶说》《慎独格物说》《论语礼后说》,体悟圣人之道。圣人之道见诸圣人之言,圣人之言载于圣人之书,圣人之书《论语》恒言“礼”,故“礼”是探求圣人之道的法门。

  “圣学”与“禅学”争胜而产生“理学”

  在圣学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国,扎根生长。禅学言心、言性,远在天地之先,侈谈理气之辨,但其心性之论不能眼观。圣人之道则不然,它以礼节心、以礼节性,节心、节性之“礼”可以目睹,所谓“冠昏饮射,有事可循也;揖让升降,有仪可案也;豆笾鼎俎,有物可稽也”。《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禅学可谓之形上之学,圣学可谓之形下之学,因为“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此“异端”即凌廷堪所批判之“禅学”。

  “儒释互援”之端绪,因禅学对圣学的不断冲击而开启,为了捍卫圣人之道,宋儒奋起与之抗争。禅学具有“幽深微眇”的优势,宋儒因圣人之道不如禅学而深感愧疚,援引释氏之语“理事”,稍作变饰,佯称圣人之遗言,曰“吾圣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而且以比长较短的争胜心态曰“彼之以‘心’为性,不如我之以‘理’为性也”。凌廷堪认为这种引“理”字入“圣学”的行为表面是在崇隆圣人之道,实则是在贬低圣人之道,因为宋儒之初衷是要辟异端,结果却陷入禅学之泥淖而不能自拔,诸说不离“理事”,其于《大学》说“明德”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说“至善”曰“事理当然之极”,说“格物”曰“穷至事物之理”;于《中庸》说“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于《论语》说“知者”曰“达于事理”,说“仁者”曰“安于义理”,说“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说“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说“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故而感慨道:“乃叹宋儒理,均是释氏禅。”“理学”遂在“圣学”与“禅学”争胜的过程中形成,并且具有“其为说易入,其为教易成,以笃学为鄙俗,以空谈为粹精”的学术特征。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宋代学者不仅“蹈虚言理,不实事求是”以致持论多有谬误,还置典章于不讲而使后生莫识儒林,竞心性以相高而使先达皆言道统。

  禅学、理学造成宋明以来学者的空谈和学术的空疏,引起凌廷堪的强烈不满。他不仅指斥禅学是异端,甚至将理学也视为禅学,直言“洛闽之后,名为圣学,其实皆禅学”。面对禅学对圣学的冲击、理学对实学的淆乱,凌廷堪的做法令人费解,他没有直接同禅学、理学论辩,而是避理学而不谈,这种行为与其在《与程易畴先生书》中所宣扬的“学问之道,愈辩乃愈精”的观念相悖。鲜有学者注意此思想细节并探讨内中缘由,而这恰为理解凌廷堪是否会以“礼学”代“理学”之关键。

  言“礼”不言“理”而非以“礼”代“理”

  凌廷堪具有宏观视野,曾作《辨学》《汉十四经师颂》《与胡敬仲书》纵论古今学术流变,能洞悉学术隐微,知晓学术时弊。宋儒同禅学争胜,结果非但没有战胜禅学,反而陷入禅学而不能出,导致理学的产生和学术的空疏。凌廷堪没有采取用“礼学”同“理学”争胜的做法,即以自己擅长的“礼学”代“理学”,是为了避免重蹈宋儒覆辙。这种思想与其在《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中的观点若合符契。凌氏缕述戴震之实学,唯对其“理义之学”避而不谈,表面原因是“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深层原因是他明白“实学”与“理义之学”辩论时存在劣势,而且“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各执一说,争论不休,孰是孰非,难有定谳。因此,凌廷堪不会以“礼学”代“理学”,一则其学术重心是礼学,而理学只是被批判的对象,二则不与禅学、理学直接对抗以免礼学受其影响而沦于空疏。

  为了矫正空疏之弊,凌廷堪跨越宋明、魏晋和东汉,以逆向回溯的方式返抵周公制礼、孔子述礼的时代,潜心钻研能够代表圣人思想之“礼”,通过复礼以求圣人之道。在“礼”字与“理”字的关系上,凌廷堪提出“圣学‘礼’也,不云‘理’也”,“《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以及“说圣人之遗书,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礼’,而事事附会于其所未言之‘理’,是果圣人之意邪”?圣人“言‘礼’不言‘理’”是因为“求诸‘理’必至于师心”。因此,了解圣人学术倾向、研究圣人之学的凌廷堪自然会以圣人之书所载圣人之“礼”字来求圣人之道,在学术实践上“言‘礼’字不言‘理’字”,并非学界所说的以“礼”字代“理”字。

  以上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以礼代理”与凌廷堪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礼代理”有“以‘礼学’代‘理学’”和“以‘礼’字代‘理’字”两种表现形式,其中“以‘礼学’代‘理学’”是考察“以‘礼’字代‘理’字”的前提。从“礼学”与“理学”的关系来看,凌廷堪对“理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但他批判的不只是“理学”,还涵括产生理学的禅学和受理学影响的元明以来的学术。他不与“理学”争胜,避“理学”不谈,可归纳为“言‘礼学’不言‘理学’”,非“以‘礼学’代‘理学’”。他主张应以圣人之“言”求圣人之“意”,言圣人恒言之“礼”字而不言圣人不言之“理”字,非以“礼”字代“理”字。凌廷堪没有提出“以礼代理”,自然不会笔之于书。至于“以礼代理”的提出、嬗变和被学界接受、传播的过程,尚须将其置于清中叶以来的学术史脉络中进行概念史梳理,方能还以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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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跃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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