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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2020年09月07日 11:42 来源:《船山学刊》 作者:张耀天 字号
2020年09月07日 11:42
来源:《船山学刊》 作者:张耀天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Study on Wang Chuanshan's Political Ethics Thoughts

  作者简介:张耀天(1981- ),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湖北黄石,435002。

  原发信息:《船山学刊》第20193期

  内容提要: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是明清之际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新成果。在治理思想上,王船山创举式地体贴出“治统”范畴,以“治统”和“道统”的辩证关系,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在政治理念上,王船山从儒家德治传统出发,大胆地呼吁“许之以民主可也”,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之先河;在治理形式上,王船山反思了君主专制的弊端,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权力平衡机制,“虚君”、均权、监督的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源泉。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其特有的理论光芒,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的一座里程碑。

  关键词: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治统/民主/环相为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3)。

 

  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于乱世中矢志于治学,于沉浮中彰显勇气,不仅学识渊博、精于经史,且能以学养志、“六经责我开生面”,从群经中推陈出新、构建出自己的思想体系。王船山在世时由于传播方式及生活地域的限制,并未引起当时学者的关注,直至清中叶之后,国家危难、湘学兴起,王船山逐渐为时人所关注,并被“中兴名臣”曾国藩推崇为“一代儒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作为本土的思想家,能在六经阐释学的体系中,实现逆转归元的思想家,王船山可谓“开山之宗”。

  作为思想家的王船山,他所成长的政治环境,与历史上其他时代的思想家皆不相同:一是,“华夷之辨”与“反清复明”时代主题的交融。王船山保持中原华夏民族的文化优越性,指出“夷狄非我族类者也”[1]260,他明确指出“且夫九州之内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万国,皆冠带之国也”[2]102。思想家的“理想国”和现实的残酷,是政治伦理要协调的主要矛盾。

  二是,“历史大变局”与“时代大变迁”时代主题的交融。明末清初中国社会所遭遇的问题,不仅仅是外向地表现为王朝更迭,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如基督信仰开始走向中国的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萌发初步呈现,17世纪小亚细亚冰河时代带来群发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等,明朝中央政权政治腐败引发的农民起义。这种大变局、大变迁,是之前相对封闭的中国社会所不曾遭遇的[3]。

  三是,王船山本人的生活经历,与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皆不相同。二十岁游学乡里,二十四岁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再与王源曾等人结社黄鹤楼,成就“须盟大集”。清入关后,又发起“衡山起义”,投奔永历政权,一生历经两代三朝,半个世纪处于颠沛流离的生存状态。这在中国历史中乃至世界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生命历程。于乱世中,以讲学、治学为要,著述近一百种,四百余卷,《周易内传》《周易外传》《黄书》《宋论》《思问录》《噩梦》等,皆为惊世之著。时人刘献廷言:“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4]56王船山以亡国遗民的反省之思,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探索,认为明朝之亡,不单亡国于腐败,更亡于人心堕落,“害于心学”,对中国近现代民族资产阶级亦产生了重要影响。谭嗣同以“兴民权”,章太炎以“民族论”,孙中山以“民主论”等角度,皆从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寻求资源和支持[5]。

  王船山有关政治伦理的系统化思考,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宝贵财富,主要体现在《读通鉴论》《宋论》《读四书大全说》等著作中。王船山本人经历过亡国之痛,参与过对抗清政府的起义活动,也投奔过南明政权,最终以“瑶人”、遗民的身份,在新政权中生活、著述。这种经历,不仅意味着他要反思明王朝的亡国之因,也须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个人道德操守与政治伦理的“和解”。由此,王船山的政治伦理在萌发民主、民享的基础上,首要地要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从限制君权的角度出发,剔除出了“环相而治”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悉为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一、道治和合的合法思想

  按照马克斯·韦伯“合法性”的论说,中国古代社会对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并不能严格定位为传统型社会、权威型社会,抑或是克里斯玛型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更侧重于一种“复合合法性”的社会。它既有“五德始终”的历史哲学蕴含,也强调“受命于天”的神秘性,更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礼法治理体系。西方人始终不能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的“言说体系”。中国古代社会所讲的“五德始终”、“正统”、“正朔”之说,均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形上依据基础上。如《周易·系辞》所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到底,中国古代政治家对哲学的研究,即回归到“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出发点上。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同中国古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建立在对天道、人道体贴的基础上,不同之处在于,王船山更侧重于辩证地看待天道、人道,认为道统为文脉、为天道,而社会治理(治统)则可变革、治通,认为“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过此而曰五德,曰正统,嚣讼于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晓晓者为!”[1]368在王船山看来,天下离合、乱治,是道统(天道)、治统(人道)互动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之前出现的所谓“正统”、“五德”,不过是耸人听闻、并不足信。换而言之,王船山对中国古代思想素材中的“政权合法性”论说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王船山对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述,极富有现代民主意识,它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社会内涵神秘主义哲学的春秋公羊说,也独立于谶纬系统的君权天授说,而是独树了“道统”和“治统”的言说体系,“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1]279。王船山认为,“道统”是“圣人之教”,是华夏文明,并认为“道统”不可绝:“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微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1]279如果国家文脉断绝,道德沦丧,伪学辈出,则是亡国灭种的祸根,诚如后世所言“欲灭其国者,必先去其史”。王船山在明清知识分子群体中,较早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觉悟。当然,王船山对“道统”的认识和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有关,在他看来,满清政权是蛮夷民族、是华夏文明的破坏者,知识分子要明确夷夏之防的心理底线和文脉相传的历史担当。

  王船山的“道统”之说,沿袭了唐宋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传承的理解,而“治统”之说,确为个人独创。“治统”为“天子之位”、为一姓政权。王船山对历代政治得失进行分析,认为“治统”要服从于“道统”,天下政权的得失,不过一家一姓的更迭。王船山指出,“蜀汉正矣,已亡而统在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者?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陈,则隋不因灭陈而始为君;承之宇文氏,则天下之大防已乱,何统之足云乎?”[6]372在他看来,如果天下仅为私姓所有,两汉以来的王朝兴衰皆为“非法”。王船山强调“治统”的背后是“道统”为本,“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帝王之兴,以治相继,奚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6]156所以,只有“治统”符合于“道统”的价值正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大治。王船山认为,天下之乱,其实就是治理体系之乱,“治统”之乱:

  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1]279

  王船山的“道统—治统”观,尚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影子。“道统”是“治统”的根本、“治统”是“道统”的表象,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君主如能以圣贤之道治理天下,则天下太平,“道统”彰显;君主如不能以儒家之道治理天下,抑或是少数民族取得政权,则“道统”不见、“治统”混乱。王船山同时又指出,“道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使是在“治统”混乱时期、“道统”隐退,但依然会有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怀揣儒家的乐感文化、等待历史的复兴。“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乱,天也;犹日之有昼夜,月之有朔、弦、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顺逆定天命之去留;而詹詹然为已亡无道之国延消谢之运,何为者邪?宋亡而天下无统,又奚说焉?”[6]372王船山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天下治乱,是历史规律使然,某个历史朝代的兴亡,并不是意味着天下“道统”就不复存在了,相反要更加乐观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此外,王船山又提出了如何理顺“道统”和“治统”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合”。王船山指出,“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1]338“合”即“道统”与“治统”和合为贵,“治统”要符合“道统”的价值倾向,“道统”成为“治统”的合理依据,两者暗合于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儒家的传统道义:“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虽然,斯道互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忧也。”[1]339

  王船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较早地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探索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创发性地提出了“治统”的范畴,“治统”与“道统”的互动、外向地展示为王朝的更迭,同时“治统”与“道统”是发乎于“天人之道”。“天下惟器而己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王船山“道器不离”的认知论,也体现在他对天下之治的思考上。王船山有关政权合法论述,与后世三百年的西方思想家韦伯,亦有暗合之处。在韦伯看来,政权统治的背后,并非是现实的权势或经济的需求,而是人类对个体生命信仰的服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7]67从这个角度出发,韦伯所提及的“合法性”,与其是讲政权的合法性,倒不如讲是信仰的合法性,即探索某一种政权之所以存在的道德依据和价值依据。在王船山的政治伦理体系中,韦伯的说法也有可循之处,“治统”服膺于“道统”,两者均和合、指向于形而上的天人之道。

作者简介

姓名:张耀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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