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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圣王治理传统:政教合一、官师一体 ——董仲舒对古代中国“弥漫性宗教”建构之贡献
2020年09月11日 09:35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余治平 字号
2020年09月11日 09:35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余治平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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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Governing by King of Sages:Study on the Dong Zhongshu's Contribution

  作者简介:余治平,196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原发信息:《江海学刊》第20195期

  内容提要:传统中国的本土宗教以天道信仰为核心,天子通过对全民“涵泳其德”与“鼓舞其化”而把天道信仰打造成一种具有强渗透性的“国家宗教”。汉武帝把意识形态归于一统,但至章帝钦定《白虎通义》,纲常名教、礼制规范才真正一统天下,奠定了中华帝国政教合一、君师一体、圣王一统的治理范型。董仲舒“立太学”“设痒序”对策的付诸实施,儒家教条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儒家逐步成为一种“弥漫性宗教”。董子要求郡守、县令皆成为“民之师帅”,以官为师,以君为圣,这种官师一体的设计为此后中国描绘出政教合一的图景,但也悄然有效地把道统糅合进了政统。

  关键词:董仲舒/教化/政教合一/官师一体/弥漫性宗教

 

  缘起:“原始宗教”或“弥漫性宗教”

  作为一位在学界负有盛名、能够经常以其敏锐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而影响身边许多学人的思想家、哲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教授在“2018河北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汉武帝“独尊儒家”,其意义就在于“确定儒学为国家宗教的唯一阐释者”,从董仲舒答覆武帝咨询的对策可以发现,“皇帝是天子,即天之子,担任教主。董仲舒是智者,是理论家。天子要了解天意,咨询怎样知道天意。理论家的答覆提供学说。董仲舒却是在为国家宗教工作,然而他的工作并非把儒学建设为宗教,而是吸收各学派精华发展儒学,论证、阐释国家宗教”①。他主张,董仲舒是把整个儒学向神学方向建设,以完成孔子未能完成的遗愿。

  谢先生笃信“中国社会古代自有宗教”,关于这一点他分别援引了清华大学王晓朝教授和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的观点、主张。王晓朝的《宗教学基础十五讲》一书指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祖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成为慰藉中国人的心灵的精神源泉”②。中国显然是有宗教的,不过,中国的宗教是宗法性宗教而已。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杨庆堃区分了“原始宗教”与“自愿性宗教”,在他看来,“原始宗教是从传统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创始人,其公众特征是基于民众对共同信仰体系的普遍接受,这种共同信仰在原则上让民众别无选择。但自愿性宗教却是基于一种个人对信仰的选择,然后皈依,完全可以和社群普遍接受的信仰没有关系”③。并且,中国的原始宗教是一种“不那么明显”“甚至难以观察到”的“弥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而与作为自愿性宗教的、具有宗教生活体系(包括独立的神学院、系统性的象征和仪式、专门的神职人员)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形成区别④。

  于是,儒之为教显然属于“原始宗教”,而“神道设教”则构成儒家宗教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易》观卦二十《彖》辞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⑤九五中正,有顺巽之德,可为天下仪表,足以让天下人仰观。天之道,不言不语,四时有序而不差忒,所以谓之“神”。人之道效法于天之道,不言而信,不动而敬,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礼乐教化的熏陶。虞翻注曰:“‘圣人’谓乾,‘退藏于密’而‘齐于巽’,以神明其德教。故圣人设教,坤民顺从,‘而天下服矣’。”⑥显然,儒家的德教化育滥觞于“圣人”率先对天道的感悟与体认,属于有意而为之,但却能够最大程度地取法于天道自然,所追求和注重的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北宋程颐为什么说:“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⑦《周易》中的神,更多地指凡人对天道变化莫测之特性、於穆不已之功用、见首不见尾之行迹的赞叹与折服,天之德化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自身的力量所及与想象范围。儒家的神显然也具有人类所不能企及的超绝力量。

  古代中国有宗教是一回事,而有没有一种国家宗教以及儒家是否作为国家宗教而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学界一向颇多争议。谢先生指出,但凡宗教都具有六个特征,即明确的创始人、对本土传统的反叛性、组织性、民间性、宣教(提出新的宗教观念)、带来光明和幸福的承诺。可惜,这六个鲜明的特征,“儒家均属阙如”,尽管“儒家重视教化”,然而,“教化并非布道”,因为布道是宗教之为宗教的一个最显著的要求。在谢先生看来,国家宗教显然要高于儒家,“汉武帝独尊儒家,意义是确定儒学为国家宗教的唯一阐释者”,儒士阶层仅仅作为国教祭祀的工作人员而存在。天祭、郊祀、封禅之类的国家大典,当由天子出面主祭,儒者充其量也只是辅助、跑腿。唯有天子才可以“奉祀天帝”⑧,包括孔子在内的任何一个儒家士子都没有这个资格。而只要“确认国教存在”,“就可以讨论孔子的活动是否创立新宗教”这个问题了。作为一种“弥漫性宗教”,天子通过对全民进行“涵泳其德”与“鼓舞其化”,而把天道信仰打造、包装成一种具有强渗透性和普遍崇拜特质的“国家宗教”。

  中西殊异:政教分离,还是统一

  宗教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统摄人心,为生民描绘并提供一套价值基础和终极理想。而儒家恰好也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当作自己的使命,拯救世道人心一向是有为之儒的自觉担当。所以,在为芸芸众生确立精神支柱这一点上,儒家的确承载着宗教的功能,扮演着宗教的角色。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之第三策中建议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⑨颜师古注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⑩董仲舒的建言是从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念出发,对儒家以外的所有学说采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激进政策。他把思想、精神领域的“大一统”上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高度,予以重视和强调,好像如果武帝不吸纳他的这一建言,就意味着不知晓普适真理,不明白浩浩天道似的。这显然是一种“真理绑架”的说话艺术和劝引策略,是汉初新儒家在与皇帝打交道过程中慢慢积攒下来的经验和智慧。

  汉初六十年,意识形态的局面非常混乱,“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皇帝在顶层“亡以持一统”,正道不立,则“法制数变”,导致百姓在底层“不知所守”,无所适从。董仲舒希望武帝能够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诸子百家,“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尽量排斥非儒势力,为儒家成为国家宗教的唯一诠释者而扫清道路。董仲舒的这一建言具有强烈的“护教”色彩,如果放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宗教国家,肯定是要引发宗教战争的,但在汉初的中国却绝对没有问题。在董仲舒看来,对诸子百家“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可以让“邪辟之说灭息”。这便构成了“统纪”一元化的理论前提。从意识形态混乱到主导意识形态确立,做到这一点,则一方面“法度可明”,皇帝的意志可以得到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民知所从”,世道人心也可以整合到一面旗帜下,让天下人发自内心地归服。在董仲舒的对策中,作为王权拥有者的皇帝,作为执行皇帝意旨的朝廷,是具备教化功能的,应该致力于让天下人心有所守、有所从。在古代中国,皇帝、朝廷以及各级政府官员都注重意识形态管理,都强调伦常风俗塑建,其实就是政教合一、君师一体的表现。

  武帝的罢、尊,是否真正实现过,历来都是很有争议的问题。如果真的罢、尊了,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优点,但缺陷也比较明显。儒家归于一统,则等于使儒学“国教化”,使儒学成为一种凌驾于诸子百家之上的“国家宗教”诠释者(11),有利于中华大家庭的酝酿和形成,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塑建,让天下人接受一个不用自己动脑筋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却有碍于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不利于天下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容易使中国社会结构严重固化。意识形态归于一统,武帝也只是破了一个题,真正圆满解题的则是一百四十多年后的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白虎观会议之前,章帝下诏书,开篇就称,“三代导人,教学为本”(12),按照三代以来的“先王之道”,君主治政,还得治教,不仅要让天下人有活路,还要引导天下人成其为人。章帝的态度很明确,要继承三代圣王所开辟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管理传统与体制,并且要充分发挥儒家在“化民易俗”过程中的积极作用(13)。这个时候,按照谢遐龄教授的理解,“国家”才作为“宗教组织”而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在此过程中,儒家“承当名头”。《白虎通义》由班固起草,章帝钦定,表面上是“讲议《五经》异同”,实质上是以天子的名义颁布道统,显然是一份体现国家意志的臣民教育读本。《白虎通义》之后,纲常名教一统天下,礼制规范垂法千古。千年圣王之治的伟大理想——政教清明,在《白虎通义》一书中获得淋漓尽致的呈现,奠定了中华帝国政教合一、君师一体、圣王一统的基本治理范型。

  然而,欧洲国家在历史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政教体制。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帝国的君王都是要承担一定的教化义务的,至中世纪,教廷僭越政治,政教高度合一,但却是“王权纳入教权之下”,“国家纳入教会之下”,“君王纳入教皇之下”(14),显然,“教会具有充分的教导权”(15)。欧洲国家在进入现代之后,为了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控制而提倡并实施了“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直译为教堂与国家的分离)的治理体系,它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历史活动密切相关,构成现代政治的一项普遍原则,在现代欧美政治学说系统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追寻政教分离的神学根据,则可以发现,耶稣早就说过,“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16)。于是,教会与国家的分化便成为现代治理的一大趋势。“在一个既人人平等又变化多样的社会中,国家与教会必须相分离,对于各种宗教,政治权力必须保持中立。”(17)

  政教分离的基本要求是宗教权力与国家、政府的统治权力进行适当切割,好处就在于一方面减少宗教对政治的干预,避免教权凌驾于君权之上,而破坏政治、行政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独立教会的形成,它可以统一世俗信仰,规范宗教生活,确立严密的教会法,并推进高度的组织化。宗教作为公民私人信仰事务,不可以渗透进公共事务领域和国家所代表的政治领域。宗教也不可以与政治权力形成竞争或结盟的关系,而只能在自身范围内依法开展活动(18)。

  然而,古代中国社会始终都没有出现过政教分离的局面,西文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在古代中国也一直没有形成过。古代的中国本土有浓厚的礼乐教化、宗法教化传统,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神教”。日本人把西文religion翻译成“宗教”,其实是对“宗法教化”一词的意义误置。杨庆堃是在“修正宗教的定义”之后,才开始把儒家“包括在主要的宗教体系之中”(19)的。自从文王、周公的王命诰书开始,到孔子周游列国所散布的仁政教诲,直到汉初董仲舒回应武帝的“天人三策”,儒家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君圣同构、官师一体的治理传统。民国初年,孙中山也曾主张过“政教分离”。他在1912年2月6日《复高翼圣韦亚杰函》中指出,“政教分立”是“近世文明国”的“公例”,如果从发挥宗教的功能与作用方面看,只有政教分立,宗教才不会受到政治的“纷扰”,因而,“信教”和“传教”“皆得自由”,教会也能“发挥其真美之宗旨”。而从历史经验上看,近代以来西方一些有“野心”的国家,经常以传教士为“前驱之谍”,不纯粹从事宗教活动而“溢出范围,涉及内政”,开展许多侵略我国主权的活动。孙中山强调,“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并赞成高翼圣、韦亚杰“欲自立中国耶教会”的主张(20)。尽管民国政府也的确没有把宗教与政治捆绑在一起,但教化的功能却是始终都没有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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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余治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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