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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好《易》和追寻“德义”考论  ——以帛书《易传》中的“子曰”之言为中心
2020年10月12日 16:31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王中江 字号
2020年10月12日 16:31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王中江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A Textual Research on Confucius’ Love of Zhou Yi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and Justice"

  作者简介:王中江,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王中江(1957- ),男,河南汝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孟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周儒道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第20194期

  内容提要:孔子晚年以浓厚的兴趣研习《周易》的事实及其原因,通过帛书《易传》带来的新信息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孔子通过《易》爻辞对德义的追寻表明,其对《周易》的探索主要不在于占筮和预知人生的祝福吉凶,而在于从中追寻天道、道德和仁义等普遍法则和价值。以孤证否众证,以推测代事实,可谓立异,不可谓立新。

  In his later years,the facts and reasons that Confucius studied Zhou Yi with great interest,were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new information brought by the silk book of Yi Zhuan.Confucius’pursuit of morality and righteousness through the lines of Zhou Yi shows that his exploration is not mainly about predicting the good and bad of life,but about pursuing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and values of heaven,morality and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different but not new to use solitary evidence instead of public evidence and to substitute inference for facts.

  关键词:孔子/德义/易传/子曰/追寻/Confucius/virtue and justice/Yi Zhuan/Confucius’sayings/pursuit

 

  孔子研习《周易》的事实,可通过帛书《易传》带来的新信息而得到进一步的印证①;孔子对《周易》义理的阐释,也因帛书《易传》而变得更加丰富。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帛书《易传》类作品既记载了孔子晚年喜好《易》的更多情况,而且记载了孔子诠释《易》的不少言论。这些记载具有可靠性,不能简单靠推测就视之为虚构或依托。其中以“子曰”、“夫子曰”(一处为“孔子曰”)这种形式记载的话语,整体上都是孔子阐释《周易》的言论[1](P125-144)。虽然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即《系辞》、《二三子问》、《要》和《衷》中的)才是这样,而其他部分(即《缪和》和《昭力》)中的则不是②,但人们为此提供的论证实际上非常薄弱③,特别是《缪和》中记载的“子曰”的一段话在《说苑·杂言》中也被记载为孔子之言④。因此,可以肯定,它们同样也是孔子的言论。除此之外的传世的“易传”类作品中的“子曰”,我也倾向于认为它们记载的是孔子的言论。

  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将首先考察的是,孔子为什么晚年好《易》,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和动机主要是什么;继之将主要探讨孔子对《易》的诠释及其对德义的追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帛书《易传》的义理已有一定的研究,包括孔子对《易》的传述。这里只探讨孔子对《易》的诠释,并且分层次来进行:第一个层次是孔子对《易》这部书整体性质和特性的诠释;第二个层次是孔子对《易》中一些“卦辞”的整体诠释;第三个层次是孔子对卦中一些“爻辞”的诠释。孔子对《易》的“德义”的追寻,也是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孔子所追寻的“德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⑤,它包括不同方面的道德价值、天道和义理等,不仅“仁”在其中,“道”也在其中。孔子有时将“义”与“德”并列而言,他还有《易》之“义”、《易》之“道”等说法,这时他所说的“义”、“道”同“德”有侧重点上的差异,但它们在整体上又有交叉性。为了方便,本文大体上用“德义”统一来考察它们。

  一、晚年的孔子为何爱好《易》

  一些学人对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孔子晚年喜好研习《易》一直持怀疑态度,乃至不相信帛书《易传》类作品中的记载。否认这种看法的人通过帛书《易传》所记载的孔子“老而好《易》”等新信息进一步去认证孔子晚年好《易》确乎是一个事实。笔者赞成有关这方面的看法,认为孔子晚年好《易》的事实不能被否认。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老而好《易》”,同《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晚而喜《易》”,两者可相互印证。孔子在居住的地方将《易》放在身边,出行时放在口袋中随行(“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反复阅读以至于把《周易》的编绳都磨断了(“读《易》,韦编三绝”)。这些记载,呈现了孔子晚年研习《周易》的具体情景。从这里出发,笔者想集中讨论的是,晚年的孔子为什么对《易》情有独钟,孔子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入迷地研习和诠释《易》。

  晚年的孔子之所以喜欢研习《易》,用很多精力去诠释它,按照《要》篇所记载的孔子自己的说法:一是为了“察其要”和“闻要”;二是为了“乐其辞”;三是为了“观其德义”、“求其德”。按照《论语》的记载,他是为了“无大过”;依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他是为了“于《易》则彬彬矣”。把《要》篇的记载同传世的记载结合起来,可以说,孔子晚年喜欢研习和诠释《易》,一是为了避免犯大的过错;二是为了欣赏《易》的言辞;三是为了洞察《易》的要旨、要义;四是为了彰显《易》的道德价值。显然,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对区分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

  孔子“好《易》”是发生在其晚年,要理解他所说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先要同他一个时段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看。自称“十五”就“志于学”的孔子,年轻时即已接触到《易》并对其有所了解。过了“不惑之年”而快到50岁的孔子,特意说他希望能有更长的寿命从50岁开始学《易》,当然不可能是指一般的学习,而是要更深入地去钻研和体认《易》的义理,从中获得人生的指导,以避免有大的过错。孔子在50岁前的几年中,即已意识到《周易》的重要性,想好好学习它,但由于公务在身,恐怕没有时间(至少是集中时间)去精研《周易》,所以希望在50岁以后能够有时间去研习。但50岁后,孔子先是担任中都宰(51岁),很快又被鲁定公任命为司空、大司寇并兼行相事。孔子的政治生涯几乎达到了顶峰,不得不繁忙于政治事务,很难有多少空闲时间来研习和传述《周易》。因此,孔子“老而好《易》”最有可能是其政治生涯受到了挫折,从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开始的。根据《要》篇所说的“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可以合理推测,它是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漂泊不定的经历中。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周游,最后孔子又回到鲁国,到73岁时逝世,这一段时间整体上可以说是孔子的老年或晚年时期⑥。政治事业挫折和命运多舛也好,为了之前所说的“可以无大过”也好,都会促使孔子去研习和诠释《易》。

  《易》原本是占筮之书,在历史上,它主要被用于获知神意,预测人类重要活动的吉凶祸福。不用说,孔子也是这样看的,而且他也有占筮的经验。子贡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吾百占而七十当,虽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要》)孔子为什么对这部占筮之书有了浓厚的兴趣,让子贡感到大惑不解。尤其是孔子之前还谆谆教诲他:“德行无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要》)根据孔子的说法,有德行与智谋的人不需要求诸神灵和卜筮,谦逊、正直和行义的人则没有什么困惑。对于孔子的教诲,子贡深以为然,铭记在心,并勉力而行。子贡旧话重提,以他一贯的风格怀疑、诘问老师。很可能是孔子事先未向子贡说明他晚年特别喜好《易》的缘故。因此,子贡根据之前孔子的说法和做法,自然认为孔子现在这样做,诉诸超自然的“神谋”、“鬼谋”,违背了他之前的立场,前后自相矛盾。子贡的质疑,正好使孔子有机会来解释何以晚年好《易》。按照上述,孔子晚年为何喜欢《易》,主要也是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诘问时直接表达出来的。其中之一是“乐其辞”。《要》记载:“《尚书》多阙(注:张政烺读作‘诬’)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据此可知,孔子对于《易》的兴趣不在其象数和占筮之用,而在于《易》中保存的“古之遗言”,在于《易》中的言辞——卦辞和爻辞。按照帛书《系辞传》的说法,《易》包含了圣人之道的四种东西:“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由此来说,孔子“乐其辞”类似于这里说重视《易》中的言论(“尚其辞”)。子贡没有明白孔子所说的“乐其辞”的真正含义,便更为直率地批评老师说,如果是这样则“已重过矣”。他拿之前孔子教育他的话“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说老师“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与人也”。孔子批评了子贡的这一过分指责,进一步解释说,他“乐其辞”还有更深的含义,即为了探求“《易》道”。这是孔子晚年好《易》的又一个缘由,即为了掌握《易》的要旨和要义。孔子说:“察其要者,不诡其辞。”(《要》)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违背《易》辞之要义。

  “乐其辞”也好,“察其要”(还有“闻其要”的说法)也罢,都是比较抽象的说法,孔子以此很难使自己同占筮和象数之习《易》划清界限。正因如此,孔子也意识到,他的这种“好《易》”很可能成为后人怀疑他的原因(“后世之士疑丘者”)。孔子既是为了更具体地向子贡说明他晚年好《易》的实质,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后人对他的怀疑,又进一步说: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要》)!

  这是孔子说明他晚年为什么“好《易》”的最重要的心声。在此,孔子首先指出,对于祝卜从事的占筮,他完全是将其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去看(“后其祝卜”、“祝巫卜筮其后”)。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幸福和吉祥在根本上是取决于他的德行与仁义,这样人的很少也不必要去求助于祭祀和卜筮(“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也没有困惑(“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相反,一个人如果不去追求德行和发展自己的智慧,就会去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和占筮方法(“德行无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说,表面上看起来与祝卜者都在求助于《易》,但由于他的目的和方法与巫祝不同,因此他们所得到的结果自然就不同了。也就是说,孔子晚年好《易》,根本上是为了从中追寻道德价值,即“观其德义”、“求其德”。归根结底,孔子晚年好《易》决不在其“象数”,而在其德义;决不在其占筮,而在其修身和增益美德。

  孔子对《易》之所好在其“德义”,这是对周文王从《易》中“推演美德”的做法的传承和扩展[2]。在《要》篇中,孔子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在《左传》、《国语》等记载的占筮案例中,所说的吉凶取决于人(“吉凶由人”),主要是说取决于人的美德,这实际上是强调单纯的占筮对人生的吉凶并无什么作用[3](P24-31)。从子服惠伯所说的“易不可以占验”和“拟德占之,则《易》可用矣”,孔子所说的“不占而已矣”,帛书《衷》所说的“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荀子所说的“善为易者不占”,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说法都是一脉相承地强调《易》在成就人的美德中的重要性。明智者都知道,人的吉凶祸福根本上是取决于人的行动,而不是凭借占筮或者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关于如何从《易》中追寻美德,孔子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求助于《周易》的卦爻辞和遗言。在他看来,《尚书》由于久远而失实的地方颇多,而《易》则无这方面的缺憾,而且其中包含有“古之遗言”。二是从《易》的象数入手,通过象数而达至美德。从孔子也主张“达乎数”、“明数”来看,他并不否认《易》的“象之数”,这是他与占筮者的相同之处(“同途”),但他不是以此来预测吉凶,而是要“达乎德”并“守仁”和“行义”。

作者简介

姓名:王中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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