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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及其思想史地位
2021年08月26日 10:12 来源:《文史哲》 作者:白奚 字号
2021年08月26日 10:12
来源:《文史哲》 作者:白奚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Yin-Yang Philosophy Found in the Excavated Silk Version of Inner Canon of Huang Di

  作者简介:白奚,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山东 淄博 255000;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48

  原发信息:《文史哲》第20212期

  内容提要: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将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运用于指导社会活动,提出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四项内容在《管子》和《吕氏春秋》中逐步得到了细化和丰富。从帛书《黄帝四经》经《管子》到《吕氏春秋》,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呈现出一条连续的、清晰的、不断推进的发展线索。研究者不能因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思想就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因为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邹衍吸取了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说,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离不开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黄帝四经》/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阴阳家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16ZDA106)、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19JZD011)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回顾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在六家中对道家最为尊崇,但其所论道家并非老庄道家,而是汉代流行的黄老道家,学术界对此早有共识。太史公从道家同百家之学的关系角度概括其学术要旨是“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①,其中阴阳家列于首位,可见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此种关系具体如何,由于材料缺乏,人们往往语焉不详。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为厘清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新材料。

  帛书《黄帝四经》被认为是战国黄老道家的奠基之作或代表著作②。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出土文献的书名、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上,在对其思想内容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讨论了其与老子思想的关系、道论哲学、法治思想、形名理论,以及道论与法治思想的关系等等,对其中的阴阳思想则基本没有予以特别关注。

  随着研究的推进,帛书《黄帝四经》中的政治哲学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的阴阳刑德思想也开始受到重视③,甚至被认为是《黄帝四经》的核心思想④。在中国古代史上,刑与德很早就被确认为治理国家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在《尚书》《周礼》《左传》中,刑与德大体上是并用、并重的,还出现了“三德”“五刑”“明德”“常刑”等较为固定的提法。儒家学派创立之后,于两者中突出了德的重要性,刑被置于不得已而用之的地位,在《论语》中还对两者的得失优劣进行了比较和论述。刑德的话题在战国时期更为流行,这可能与法治的时代潮流有关。从传世战国典籍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商君书》《文子》《荀子》《韩非子》等,承接了《尚书》以来的传统,它们或对刑与德各有偏重,但都与阴阳的思想无涉。另一种是《管子》和《吕氏春秋》的以阴阳论刑德,引进了阴阳的消长作为刑德施行的天道根据,其理论的重点已转移到“人与天调”⑤理念下的刑与德如何施行与交替为用。

  起始于《尚书》时期的刑德理论,是从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为政经验,大体上是一种认定,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论证。《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刑德论,运用天道阴阳的理论为刑德的施行进行了哲学论证,使之获得了天道观方面的理论支撑。《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刑德论,同其他战国诸子的刑德论显然不在同一个理论脉络上,以往的研究通常都视之为阴阳家的理论而未予深究。直至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对照起来可以看出,其中的阴阳思想同《管子》和《吕氏春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联系和递进的发展脉络,而《黄帝四经》中所见是以阴阳论刑德的最早材料⑥。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应对这三部著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帛书《黄帝四经》将阴阳观念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阴阳理论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是其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对后来兴起的阴阳家学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这四项内容分别进行系统的梳理,并结合传世文献,理清战国中晚期阴阳思想发展的这条重要线索,以补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不足。对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道家所开发的阴阳思想同阴阳家学派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则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目标。

  二、四时教令

  “四时教令”语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⑦,太史公认为此说虽“未必然也”,但因其“序四时之大顺”,故而“不可失也”。而其所以“不可失也”,是因为“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⑧。可见,四时教令的核心思想是顺应“天道之大经”,为人类社会确立“天下纲纪”。

  《黄帝四经》中的四时教令思想,是所有传世典籍和出土简帛佚籍中最早的也是最为全面的表述。

  四时教令思想溯源于春秋以来盛行的阴阳观念。阴阳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特色观念,《黄帝四经》对这种传承已久的观念作出了关键性的推进。从《左传》《国语》等传世典籍中的记载来看,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只是被用来解释星陨、地震等异常和灾害性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通常都被解释为自然界中的阴阳失衡所导致的,而与人的行为无关,人只是自然灾害的承受者。《黄帝四经》将阴阳观念引入社会领域,主要用于解释和论证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活动,提出了系统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步十分关键,是对阴阳观念的重大推进。《黄帝四经》中的四时教令思想以阴阳观念为理论基础,强调人的社会行为必须依循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消长之序。这种强调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同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的阴阳观念所没有认识到的,这表明阴阳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是《黄帝四经》对阴阳思想的重要推进。

  在《黄帝四经》中,四时教令的思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被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此即所谓“敬授民时”;一是被用来指导政治活动,此即所谓“因天时”。

  “敬授民时”,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⑨又见《汉书·艺文志》对阴阳家的论断,其言曰:“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⑩其具体内容即上引《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就是自觉利用阴阳四时的理论,顺应一年四季的自然节律以安排农业生产。《黄帝四经》用阴阳观念解释季节的变化,把四季的推移看成是阴阳消长的结果,把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成的关于季节变化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经验性认识上升到天人关系的高度,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为顺天授时或敬授民时的思想。如《经法·道法》曰:“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11)以男农和女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被提到了“万民之恒事”的高度而与“天地之恒常”并列,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农业生产堪称人类社会生活之永恒的主题。“生杀”指草木的生长与凋零,是阴阳二气的作用,柔刚是阴阳表现出来的两种相反的气质或特性,而四时和晦明都是阴阳二气消息盈缩运动变化的表现。作者将这些同男农女工等农业生产活动对应起来,表明他们认识到二者之间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此类认识,《黄帝四经》中还有很多,不烦多举。这些看似经验之谈的话语,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四时教令的阴阳思想,是迄今所见关于“敬授民时”理论的最早表述。

  四时教令的理论在《黄帝四经》中更多的是被运用于政治领域,“因天时”的命题可以视为其集中概括。“因天时”是一个抽象的原则,用来作为君主施政的依据和准则。后来的很多战国诸子著作都接受了“因天时”的理论,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提出“因人情”的理论,在百家争鸣高潮时期影响很大。同敬授民时的农业生产理论相比,从天道观的高度提出和论证政治理论的内容,在《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理论中占有更为重要和突出的地位。

  《黄帝四经》中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是从谈论抽象的天道阴阳问题开始并引出的,有关政治活动的一切内容,无不被认为同阴阳四时之序密切相关,于是,“因天时”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就被提了出来并反复强调。“因天时”是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黄老道家的很多政治主张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一命题就是《黄帝四经》首先明确提出的,《经法·四度》曰:“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12)《十大经·兵容》亦曰:“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3)《帝四经》认为,不但农业生产要“因天时”,国家的政治活动也必须“因天时”,《经法·君正》曰:“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14)在这里,国家的政治活动被概括为“文”和“武”两类,“文”的内容是“养生”,“武”的内容是“伐死”,而“天有死生之时”则是文武之政实施的天道观依据,这其中显然贯穿着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道家式的思维方式。这种在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在《黄帝四经》中表述得十分丰富和集中。

  “因天时”是一个基本的大的原则,但毕竟比较笼统,为了使这一基本原则更有可操作性,《黄帝四经》的作者又提出了一系列配套的细化的原则,来保障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天时具有循环的性质,每一个循环的周期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称为“天极”“天当”,圣人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握和利用好这个关节点,正如《经法·国次》所言:“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15)“天极”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点,把握这个点是极难的事情,只有圣人才能够很好地做到。把握“天极”必须注意两点。其一是“尽天极”,《经法·国次》曰“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16),天极未尽便采取行动就是“擅天功”,必然招致失败。其二是勿失“天极”,“毋失天极,究数而止”(《称》)(17),错失“天极”,不但时不再来,而且还会招致祸殃,如《经法·国次》所言:“过极失当,天将降殃。”(18)而无论是未尽天极还是错失天极,在《黄帝四经》中都被认为是“逆天时”,都会招致“天刑”“天殃”“天诛”等惩罚。《黄帝四经》中对此类违反天时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兹不赘述。

  四时教令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具有理论基础的地位,《黄帝四经》阴阳思想的其他内容都是由此推展出来的。“因天时”是四时教令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全部《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是《黄帝四经》对古代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慎子》《管子》《文子》《吕氏春秋》等战国时期的重要典籍中都有对“因天时”的阐述发挥。

  四时教令的思想在《管子》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管子》用阴阳的推移解释四季的变化,其言曰:“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19)因而君主在不同季节的施政措施必须与阴阳消长的节律相协调。具体措施如《七臣七主》篇所言,明主有“四禁”即四时之禁令:“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20)《管子》将诸如此类的四时禁令概括为“务时而寄政”(21),以求“人与天调”(22)。同《黄帝四经》相比,“因天时”的思想在《管子》中得到了提升和细化,也具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

  在《吕氏春秋》中,四时之禁令又被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十二个月,《管子》中的“明主”也换成了“天子”,“天子”从穿衣吃饭到发布政令,在每个月中均各有宜忌和具体规定,这在该书的“十二纪”中有详尽的记述,兹不赘举。作为该书总序的《序意》有言:“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23)“十二纪”是《吕氏春秋》全书的写作纲领,四时教令作为“十二纪”写作的理论框架,其对《吕氏春秋》全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从《黄帝四经》的“因天时”,到《管子》的四时禁令,再到《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时教令思想深化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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