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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20世纪中国哲学的精神趋向
2021年11月30日 10:37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贡华南 字号
2021年11月30日 10:37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贡华南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Controversy among Conscience,Nature and Science:The Spiritual Tenden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简介: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第20214期

  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关键词,科学、良知、自然各自的推崇者之间既有论争,又彼此吸取,相互塑造,使得三者的意义不断丰富,形成了新的科学观念、良知观念和自然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派的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透过良知、自然看科学,使科学不断良知化、自然化;良知则在与科学的论争中逐渐与之和解,而共同压制自然;自然在科学、良知的压制之下,亦不断与二者和解,进而被理解为人道出入之所由。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具体表现,三者之间的张力也源源不断地拓展与丰富着中国哲学的内涵。三者之争的结果,使可信者可爱,可爱者可信,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困扰中国学人百年之久的“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紧张关系,把20世纪中国哲学推向新的境界,也为化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贡献了中国智慧。总结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与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亦将裨益于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开展。

  As the key wor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the admirers of science,conscience,and nature not only argued,but also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and shaped each other,which made the meaning of the three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formed three new concepts.In this process,Chinese philosophical scholars look at science through conscience and nature,and make science continue to be conscience and natural; conscience gradually reconciles with science in disputes with science,and jointly suppresses nature; nature is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science and conscience,it constantly reconciles with the two,and then is understood as the reason for the humanity.The controversy among conscience,nature and science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put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Chinese and Western,and the tension among the three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result of the three disputes made the believable be lovely and the beloved believable.To a certain extent,it resolve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believable and the beloved that had plagued Chinese scholars for a century,and pushed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To a new realm has also contributed Chinese wisdom to resolv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cientism and humanism.Summarizing the controversy among conscience,nature and science will not only help profound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but will also benef

  关键词:良知/自然/科学/中国哲学/conscience/nature/science/Chinese philosophy

  标题注释:

  本文为“贵州省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20GZGX04)、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道德发展智库”的阶段性成果

 

  “古今中西之争”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中心问题,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则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哲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的展开和演进,影响并塑造着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与实际成就。考察三者近百年相争的过程与成果,可以更直观地把握“古今中西之争”。同时,也可以检视困扰中国哲学家近百年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①问题,审视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对解决此问题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讨论20世纪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

  科学、良知与自然乃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三个关键词。如我们所知,近代以来,从西方涌进了很多的观念,比如“科学”“自由”“平等”“权利”等。但其中大部分观念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持久深入的思考。不过,“科学”始终被当作核心主题,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独立的一极。当“科学”观念被中国思想家接受与尊崇,被当作先进的西方文化的符号,“科学”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产生主导整个思想世界的抱负,由此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内涵与深度。

  被科学派视为对立面的是“良知”与“自然”两个观念与思想系统。“良知”即明觉的道德意识,是仁智统一的精神,此乃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并随着儒家主导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占据着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位置。20世纪儒家思想的同情者为应对科学之知的挑战,强调“良知”之“知”与科学之知不同,“良知”遂被视作“旧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自然”乃道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与标志性旗帜,其本义为“自己而然”,转指价值自足,拒绝人为的价值系统。“良知”与“自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相互渗透、互补互生。一方面良知自然化,另一方面自然也不断良知化。②两者相互排斥的同时,也在思想历史中不断和解。近代以来,与“良知”一样,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自然”也被“科学”反思。

  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作为一面旗帜,被视为可信的知识系统,展示一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新精神。它来自西方,被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物视为“救世主”。当科学被置于良知与自然之上,科学的信奉者便开始对良知思想系统与自然思想系统展开清理和反思。身处科学、良知、自然之辩中的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样,困扰西方精神世界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在中国采取一种新形态。

  “科玄”论战以“科学称霸,良知破产”③告终。科学被认作良知的主人,也被视为自然的主人。不过,良知与自然并未终结,它们的信奉者和鼓吹者进行论争。良知的推崇者,主动与自然划清界限,并欲与科学分治自然,即良知主导人的内在自然,科学主导外在自然;继而以意欲、情调、情见透视科学,给与科学有限的位置与价值,使之成为良知的附庸。自然的推崇者,或欲以自然为宗而批驳科学,或欲与科学和解而消化科学。于是,或透过良知、自然理解科学;或以科学、自然透视良知;或以科学、良知观照自然,中国哲学的诸多可能性向度被不断开掘。这些新的向度及相应的诸种哲学形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境界”。

  良知与自然视域下的科学

  随着科学观念传入中国,中国思想界的矛盾转换为“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实质由“中西”之争所规定,以科学为代表的“西”,与以良知、自然为代表的“中”,构成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西化”或“化西”,两股思潮在中国思想家的精神世界中论争,此消彼长。以“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为标志,科学思潮向良知、自然观念系统发起论战。④玄学派将科学纳入思考视域,一方面承认科学对认知自然之效力;另一方面,通过揭示科学之有限性来反对科学对知识的独占。这种“断尾求生”式的划界策略,并没有撼动科学派的地位。相反,将科学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这成为科学派坚持的方向。良知、自然的破产,成为此番科学、良知、自然之辩的最终结果。不过,科学派将科学塑造成唯一的真理与绝对的价值,这并没有终结中国哲学对科学的反思之路。

  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的深刻理解。以反对封建思想、追求真理和富强为其目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的理解比同时代的哲学家更为系统和深刻,更具有现实影响力。从表面上看,“科玄”论战中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与科学派的立场较为接近。不过,同样推崇科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局限于自然科学,也没有把科学限定在狭义的科学方法,而是自觉地将社会科学纳入科学之领域,将科学活动视为人类实践的一种样态,把科学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石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提高人类认识水平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对其强大的现实力量有着深刻的认识,强调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科学能够认识社会与自然,但真理之获得不限于经验的证实与理论的证明。认识过程首先发生在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中,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认识自然的现象、性质、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及其运行规律。这些认识由感觉到概念、判断、推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人们运用这些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改造自己。以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然后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由此,超越“经验论”与“唯理论”,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⑤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将科学理解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客观真理。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⑥这里的“科学”,指的是通过实事求是的态度发现的客观真理,它不仅合乎实际,而且能够指导实践,产生巨大的现实力量。在20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⑦论断聚焦“自然科学”,它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极大推进了中国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造福亿万民众。

  学院派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对科学的理解局限于单纯的学理解释。不过,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科学派强调科学就是科学方法,如“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⑧。所谓“科学方法”即有证据可证实,以演绎进行证明等。“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与科学派一样都试图从西方学术资源出发理解科学,例如借用奥伊肯(Rudolf Eucken)的精神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里舒的实在论、詹姆士的宗教经验说等理论⑨反对科学独尊。论战之后,张东荪继续利用西方理论理解科学。例如,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他把科学知识与生命联系起来;受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他把科学知识与价值联系起来;又采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揭示知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紧密关系。⑩

  从西方文化出发理解科学,作为诗人哲学家的方东美不仅以诗境诠释哲学,同样以诗境来诠释科学。这表现在,他试图把科学还给希腊—欧洲民族,即从希腊—欧洲民族的精神生命中理解科学,将科学视为近代欧洲的民族特性,视为欧洲民族生命欲、生活情调的象征符号。他认为,近代科学扎根于近代欧洲民族求平等、争自由的精神之中,并且始终表达着这种精神。“近代科学之全部都是人类在解放过程中求平等、争自由的呼声。物质科学家把参差的物质状态囊括于少数定律,生物科学家把品类不齐的物种归结于演化原则,心理科学家把品格殊异的心性约成单纯质素,都是要发现宇宙与人生的平等相。简言之,近代科学的动机在表显人类的平等欲。”(11)自由、平等的追求与科学思想相互贯通,科学与平等、自由都是欧洲民族表达其精神的具体方式。不过,与单纯追求平等的物质科学不同,生物科学拒绝以抽象方法遗弃具体的生命存在,而是以演化论将不同种类的物种,以遗传、变异律统摄起来,将物质与生命,低等生命与高等生命,以至于人,连成一个活跃的整体。每个个体生命都在努力完成自身,生命的发扬即是自身价值的实现。生物科学的理想就在于叙述各种生命价值递进现象,以彰显性质之别、价值之分。此意义上的生物科学,即是价值化的科学。在努力以西方文化理解科学的同时,方东美亦试图以齐物论比拟平等精神,彰显出科学“可爱”的一面。惜乎方东美只作比拟,未见详论。

  在“科玄”论战之前,梁漱溟就开始将中西资源结合起来理解科学。具体而言,他把孔子的“仁”、王阳明的“良知”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结合起来,以“意欲向前”来阐释科学。他把“科学”与“良知”对立,其说法与科学派势同水火。(12)不过,梁漱溟以中国思想资源来理解科学的尝试,却开创一条新的思路。

  不同于梁漱溟结合中西思想资源来理解科学,熊十力扎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理解科学。他植根《周易》,融合唯识学,发挥阳明学而建立《新唯识论》。在他看来,科学与量智、理智对应,与日常经验同质。科学的对象是在俗谛意义上具有实在性的外物。基于真谛看,外物并没有实在性,只是由迷物而物化所起现的虚妄之相。“量智即习心,亦说为识。宗门所谓情见或情识或知见等者,皆属量智。”(13)量智包括科学知识,它就是“情见”“情识”,即在未经断染去妄的修养工夫之前的染数、染习。总之,在熊十力看来,科学乃“不良之知”。

  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融合康德与心学传统而成一家之言。就对科学的理解而言,他更自觉地立足于心性本体(良知),来思考科学对于心灵的价值意味。牟宗三承认,科学知识具有真理性、必然性,但认为科学并不是对世界的“纯粹客观的”反映。在牟宗三看来,科学知识的对象是对着感触直觉而呈现的“现象”。“现象”由感触直觉、知性范畴所决定。知性范畴则是由“我思”之“我”自发起现的。科学奠基于“我思”之“我”、知性范畴、现象这三重结构之上,其实质是特定的“执”。它们的出现,外在原因是外界的刺激、教化的影响等,而内在的根源即是特定的人心。所以,它们既不是纯粹客观的,也不是永恒具有的,更不是唯一本源性的对世界的态度。这样,科学主体的独立性就不复存在,知性范畴的普遍有效性被消解,科学被归结为特定的在世态度与特定的在世精神结构。

  在“良知坎陷”(14)理论中,牟宗三自觉地将科学的本体确定为“良知”,努力以儒家的智慧来阐释科学。“坎陷”即良知之自我“否定”,即良知自己否定智的直觉,而转为感触直觉,否定本心仁体而转为知性主体,否定物自身而转为现象。“坎陷”的主体是良知。“良知坎陷”说把良知本体规定为科学活动的本体,使科学知识从属于良知。与熊十力将科学理解为情见、情识、无明一样,牟宗三将科学理解为良知之所“坎陷”,同样主张科学乃“不良之知”。

  牟宗三注重作为在世态度的科学及其伦理效果,而回避科学方法,轻描淡写科学对人类的实际效用。同为熊门弟子,唐君毅对科学的态度颇有不同。在唐君毅看来,人的活动都由心灵作主宰,科学也不例外。但当科学活动时人心自限,陷溺于对象,仅追求真而舍弃其他。具体说,科学以理智分析的方法来看待世界与人生,及一切有价值者,而这对于世界与人生都是一种伤害。在科学活动时,心灵会注意、抽象,在凸显一种性质或关系时,同时撇开、掩盖、舍离其他,视之为不存在,进而通过实际行为使之不存在。唐君毅据此认为,这是理智分析“原始的杀机”,或“原始的无明”。(15)

  唐君毅从科学活动的分析中,断言科学有其“原始的杀机”“原始的无明”,其结论与熊、牟一致。与之相应,化解其杀机与无明的方法亦是回到仁心(良知),即以仁心主宰科学,以仁心为科学之主。在唐君毅看来,仁心既肯定科学之价值,也肯定科学之外被科学舍离、掩盖的一切存在,特别是直接可经验的日常生活世界等社会文化存在之价值。仁心一方面“反”科学理智之心往而不返,涵养科学理智之心所分析、剖分、破坏者;另一方面又将科学理智之心纳入仁心统制下,使其成为仁心流行的一种形式。

  在唐君毅看来,科学尽管有其“原始的杀机”“原始的无明”,但作为人的活动之一种,科学也属于人文之列。或者说,科学不与人文对立,与科学亦与人文对立者为“自然”。在唐君毅看来,科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它不属于“自然”,而是“超自然”,简单说,“自然科学不自然”。对于20世纪以来习惯将科学与人文相对立的观念来说,这一观念无疑是挑战。“科玄”论战以来,人们通常将科学与人文对立,以为科学的工具是理智,人文的工具为直觉、体悟。唐君毅深恶直觉,而深信理性,并努力以理性统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

  科学活动展示出求真意愿,专注于真理既可以暂时断绝一切欲望和冲动,由此可以超化人的自私欲,同时也能够彰显出人的大公无私之心。由此看来,种种科学活动处处表现出人的超越与大公无私之心。因此,一切科学的价值都属于文化的和精神的。唐君毅把科学当作文化活动之一种,并极力肯定科学在改变自然而成就人文过程中的作用。科学通过了解自然、控制自然,既可以充实人生,也可以实现人生之理想。在当代,以科学发展仁教,才能真正拓展仁教,使其获得充分发展。在唐君毅的行文中,科学与仁心一样,都不专属于特定的民族文化。故可以仁心(良知)化解科学的“杀机”,可以科学发展人文、拓展仁教,科学与良知不再对立,科学与人文实现和解,甚至结盟,这为解决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冯契立足于自然,扎根于人类实践的自然历史过程来阐释科学。在冯契看来,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界由“自在之物”走向“为我之物”,人由天性而成就德性。科学的作用是源源不断地化“本然”为“事实”,并为人类实践不断地打开多样的可能性。科学何以能化“本然”为“事实”?在冯契思想中,“科学”属于知识经验领域,分析、抽象是科学的基本特征。知识经验的领域也是名言之域,后者之表达由命题分别加以断定,分别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本然的存在被概念、命题表达,所表述的对象就被区分为一件件的事实。就人的能力来说,分析、抽象所体现的分别精神又是人类精神分化的结果。科学中所表现的精神分化还体现在科学专注认知,而不负责评价;作为精神能力,它对应的是人的理论理性,而与情感、意志分离。分析与分化虽然使人远离“整个的人”,但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看,精神的分化亦被看作历史进步的表现。从人自身的精神发展看,人的精神不断由自发到自觉。科学知识亦是推动人精神自觉的重要力量。(16)

  基于科学的重要性,冯契的“转识成智”说将科学视为智慧的基石。“转识成智”中的“识”即知识,包括常识与科学。与“识”相对的一为“无知”,一为智慧即“智”。由“无知”到“知”,这是一个飞跃。它对应着由“本然”到“事实”的自然演化过程。人类的“知”越多,其所把握的事实之条理、秩序越多,人类的能力就越强。但是,科学知识也给世界与人自身带来空前的分化与分裂。这就需要“思辨的综合”来转化科学的分别、分化精神,并经过“德性的自证”与“理性的直觉”而成就“智慧”。(17)

  在冯契看来,当代人成就智慧必然要经历科学这个环节。虽然他认为伦理道德、艺术中都包含着智慧,并且都能够进入智慧之境。但是,他特别提出“转识成智”理论,把最高智慧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其用意就在于强调科学知识对当代人的必要性。作为造就当代世界福利与问题的首要力量,科学引导人与世界达到分化、分裂的极致。唯有自身体会到极致的分化、分裂,才能以真生命去弥合分化、分裂。对人与世界的分化、分裂没有真切感受,只会使哲学流于空洞的套词。

  在冯契思想中,科学首先与人的生命、生活世界相关,而不再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者。冯契没有以中国传统思想去批判科学知识,而是放眼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认为科学出于自然,而归于自然,将科学视为自然界历史过程的内在环节,讨论其对于人类的意义与意味。(18)将科学与特定文化(比如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特定世界观(比如“最不仁之魔性心灵”)剥离,把科学视作人类普遍的、精神分化了的“知识经验”,由此将其视作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与人自身发展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这是冯契的睿智之处。较之单纯需要科学而与科学和解、自上而下化解科学之“杀机”的理路,经由科学、转化科学而成就智慧的理路无疑更平实,也更能显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反思科学的深沉智慧。

  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的理解既看重其认识功能,更重视其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力量。学院派的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以良知、自然透视科学,将科学良知化、自然化,从而完成对科学的反思与借鉴。科学由理智之光形象转变成了“生活情调的象征符号”(方东美)、“超自然的超越者”(唐君毅)、“有情调、意味者”(冯契)等“可爱者”。当然,更重要的是,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不仅对中国思想提出可信性要求,促使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发生了巨大变化,推动现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逐渐成型。科学方法塑造了20世纪中国思想形态,成为20世纪中国精神的支柱。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大大拓宽、深化了心性的境界,中国哲学由此开辟了更大的思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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