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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与哲学方式
2017年02月10日 08:39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肖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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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方式”就是由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形成的信息处理、生产、传输和储存的不同方式,抑或说是信息技术的同义语或另一种表述。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然会造成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或者说信息技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观,从而也可以改变哲学,从而形成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信息方式与哲学方式的协同演变

  从媒介的角度,麦克卢汉和波斯特将信息方式区分为“口传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这是对不同的信息技术时代的刻画,它们无疑会造就出不同形态的哲学,如:口传时代造就的是“前哲学方式”;文字和印刷时代造就的是“正统哲学方式”,其中既包括古代哲学,也包括现代哲学;而电子信息时代造就的大体是“后现代哲学方式”。

  口传时代对应前哲学方式,表明的是文字时代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如同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观念一样。波兹曼这样分析道:“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1]8

  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需要使用抽象的概念,但在没有文字的原始人那里,他们的“原逻辑思维很少使用抽象,它的抽象也与逻辑思维的不同;它不像逻辑思维那样自由地使用概念”[2]139。口耳相传而无文字记载的内容也是不能形成积累式进步的,“在我们所谈的这些民族中间,这个宝藏则整个地或者差不多整个地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在语言本身中。它是不能遗传的,因为儿童的摹仿实际上是用不着教,用不着智力的努力,而只是靠记忆来实现的。因此它是不容易进步的。假定这种社会集体的环境和制度不变,它的一般思维也不变”[2]168。

  哲学是一种我们需要凝神聚思去持续探索才能形成的理论结晶。然而,如同沃尔特·翁所说,“如果没有文字,语词就没有可以看见的存在……它们没有焦点,没有痕迹”[3]81,所以仅仅在口语文化里讲的东西“不可能是持久的知识,只能是稍纵即逝的思想,无论它是多么复杂”[3]85。或者说,“声音是留不下化石的”[4]92,也是形不成思想的积淀的。口语这一信息方式上的特点无疑决定了需要稳定和积淀下来才能成型的哲学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即使有,也只能是类似“灵魂不死”这类朴素观念的“前哲学方式”,它至少是没有理论性、未达到概念水平的“哲学”,因此只是哲学的“萌芽”。为此,哈弗洛克指出:倘若说话被局限在随意闲聊那种出口即逝的范围内,这样的话又有何用,又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呢?所以他认为只有记录下来成为新颖的言论以后,新颖的思想才完成了生命历程。面对负载思想的文字时,能够刺激新奇思想的产出,而且这些新颖的话语和思想可以记录下来,它们近在身旁,可以招之即来,供我们识别、反复阅读,并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世界上的前文字文化同时也是前科学、前哲学、前文学的文化。[3]70

  文字所导致的信息方式从听觉中心到视觉中心的转变,使得人从主客体不分进入到主客体相分,为人将自己与客体区别开来进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考创造了条件。所以翁指出:视觉起分离的作用,听觉起结合的作用。视觉使人处在观察对象之外,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声音却汹涌进入听者的身体。他指出梅洛-庞蒂也持类似的观点:视觉形象一次只能够从一个方向映入人的眼帘。要看一个房间或一处风景时,我不得不把目光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所以视觉对对象可以起解剖的作用。然而当我聆听声音时,声音同时从四面八方向我传来。我处在这个声觉世界的中心,它把我包裹起来,使我成为感知和存在的核心。声音有一个构建中心的效应,因此你可以沉浸到听觉里、声音里。相反,沉浸到视觉里的办法是不存在的。视觉是解剖性的感知,和它相比,声觉是一体化的感知。典型的视觉理想是清晰和分明,是分解(笛卡儿主张清晰和分明,他强化了视觉在感知系统里的地位)。与此相对,听觉的理想是和谐,是聚合。声音具有以人为中心的属性,它不是平摊在“我”的面前,而是围绕“我”而展开,这无疑会影响到人对宇宙的感觉。所以对口语文化而言,宇宙是进行之中的事件,而“我”则是宇宙的中心。印刷术普及之后,人们有了大量查看印制地图的经验,才会把宇宙或“世界”想象成平摊在眼前的东西,像现代地图印制的图像,像广阔的平面或许多平面组成的景观(视觉展示平面),才会把宇宙看成是随时等待人去“探索”的对象。这样,在思维方式上,正是由于有了文字才出现了“分析性反思”[3]86-88;“文字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意识地进行的语言分析”[4]89,“文字因之具有推动思考的力量,也许还有助于发展分析和抽象能力”[4]83,由此才形成对于对象的理性的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而不是像听觉中心时代那样仅仅是对周围环境在“互渗”感受中的神秘体验。对此波兹曼也有类似的看法:“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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