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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规范性意蕴
2018年08月02日 09:30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龙霞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Normative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Determines the State"

  作者简介:龙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讲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181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着一种规范性理论。探究这一规范性理论,必须从源头上追溯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的核心命题——“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产生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颠倒”。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其根本的意图在于拯救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规范性内核;而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规范性内核,本质上又以“现实性”为其原则和向度。马克思正是通过拯救黑格尔的“现实性”原则,从而拯救了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规范性内核。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也由此包含了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规范性内核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规范性意蕴。“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规范性意蕴,从根本上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向成熟期发展的规范性动因;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所包含的规范性维度。从这一规范性意蕴出发,我们或可为规范性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建构奠定某种适当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现实性/规范性/颠倒/二元论/普遍与特殊的同一性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理想”[项目编号:16JJD710015],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与康德政治哲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GD14XZX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自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建构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热点以来,一直存在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中是否包含了规范性理论?这一规范性理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陷入肯定与否定各执一端的两歧意见。本文的论述将试图表明,马克思思想中的确包含了一种规范性理论。探究这一规范性理论,必须从源头上追溯至马克思早期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的核心命题——“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颠倒,“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实则上包含着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规范性内核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规范性意蕴。只有突破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封闭和囿限在单一的描述性意义的传统阐释路径,才能将这一规范性意蕴真正阐发出来。重新考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揭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规范性意蕴,对于当今方兴未艾的规范性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建构和发展,无疑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

  一、“现实性”:理解“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关键

  众所周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起源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观点的“颠倒”——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突出地指向了一个核心关键词——“现实性”。针对对黑格尔的颠倒,马克思说道:“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东西’——政治国家——不由市民社会决定,而是相反,使它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不让社会成为现实的决定性的东西,因为这需要一个现实的主体,而他只有一个抽象的主体,一种虚构”。①马克思的这几句核心性表述告诉我们,他所谓“颠倒”之意,在于要求以市民社会作为“现实的主体”,来“倒转”和置换黑格尔的观念主体;而借助这一颠倒,马克思显然是意在要求某种“现实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里的“现实性”究竟意指什么?换言之,通过颠倒黑格尔,马克思旨在要求何种“现实性”?显而易见,这是理解“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要义的关键。

  从传统的阐释来看,这里的“现实性”诚然不难理解,它无非意指将国家的本质导入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以获得对国家的“现实”本性的真正现实的理解,这就摆脱了黑格尔立足于“观念”基础之上理解国家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简言之,即摆脱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的政治形体”,重新达成对“政治形体的逻辑”的真正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但是,这一长期以来的主导性阐释,却存在一个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它将“现实性”的意义主要放置在重建国家制度的现实本性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封闭和囿限在了单一的描述性意义之中。澄清这一点,首先需要回到黑格尔的观点语境来看。

  众所周知,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所面对的,实质上是一个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调和的问题域,简言之,即如何将近代市民社会中分裂为多数的特殊意志,重新统一为单一的普遍意志而又不致形成相互冲突与对立?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所欲回答的,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卢梭渊源的问题。着眼于此,黑格尔在其国家理论中,设置了作为国家意志的本质的对象的“国家的目的”,以“普遍性(意志)与特殊性(意志)的同一性”作为其规范内核:“国家的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着特殊的利益,它是特殊利益的实体”,“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在国家中,一切系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②对于理解黑格尔的这一观念而言,“国家精神”(作为精神的国家或国家的理念)这一概念是绕不开的。在黑格尔的语境中,所谓“国家精神”意指作为伦理性整体的国家,它从根本上区别于“国家制度”(作为制度的国家),后者乃是作为“各种不同的权力及其职能和活动领域”。③从国家精神的概念出发,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主要含义在于:作为伦理性整体的国家被把握为“通过它各个环节的形式的一种运动”④;而市民社会作为非自足的存在、作为有限性环节被统摄于国家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黑格尔写道:“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于是这种精神便把自己的这种有限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给上述两个领域。”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构成为市民社会的“真实基础”,市民社会的本质被归诸国家。这又包含自我分裂或异化以及回归统一两个环节。一方面,市民社会被看作国家精神的自我活动的产物,国家精神在其“向前推移的运动”中,分裂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两极,产生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普遍性”被褫夺和分离出去,致使“特殊性”(人的分立)反过来成为“起规定作用的东西”,即“理念丧失在特殊性中”。⑥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国家精神在其进一步的运动中,还将超越市民社会阶段,最终“在实体性的普遍物中,在致力于这种普遍物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现实中,即在国家制度中,返回于自身,并在其中统一起来”⑦。换言之,在国家精神的自我活动中,市民社会阶段被褫夺和分离出去的普遍本质,将在国家制度阶段中重新返回、复归。国家由此克服了市民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达到了“普遍与特殊的同一性”的“国家的目的”。

  从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出发,再来考察传统的阐释。正如方才所述,在黑格尔的理论语境中,国家制度(政治国家)与国家精神实质上是迥然有别的。国家制度本身是非自足的,它依赖于国家精神为其提供本源的规定性:一方面,国家制度中“各种不同的权力”是“由概念的本性规定的”;另一方面,“这种定在的规定性正应从它的目的的本性中产生”,即从“国家的目的”中产生。因此,严格说来,国家制度仅仅属于黑格尔国家的“形体”或国家的“物质的定在”。一如马克思所概括,“了解自身并希求自身的精神是国家的实体”,是“国家的主体和基础”;“没有这种精神,‘国家的目的’和‘国家的各种权力’都会成为无根据的想象,成为无本质的东西,甚至成为不可能有的存在物”。⑧置于黑格尔的这样一种观点语境来看,传统的阐释将“现实性”的意义放置在确立国家制度的现实本性上,要求使国家制度摆脱“观念本质”的束缚而重新确立其现实的本性,很显然,这种阐释路径,实际上意味着将国家的形体或国家的物质定在从黑格尔整全的国家精神中剥离下来,将二者截然划分开来。这就不可避免带来极大的局限性:第一,它从根本上“远离”了黑格尔观点语境所关注的根本的核心问题——市民社会的特殊意志与国家的普遍意志的矛盾关系调和的问题域,也“远离”了黑格尔的国家旨在克服市民社会的分离而达成“普遍与特殊的同一性”的规范意图。第二,它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封闭和囿限在了单一的描述性意蕴之中。传统阐释将国家制度从国家精神剥离下来后,进一步再将其导入到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领域,把它归结和还原为利益动机或经济权力层面的事实性要素或关系。这样一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势必最终被封闭和囿限在了单一的描述性意义之中。这就是传统阐释的根本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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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龙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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