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哲学 >> 综合研究
方博:去政治的政治哲学方案 ——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
2018年09月29日 10:11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方博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A Depoliticized Progra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Karl Marx's "Real Democracy"

 

  作者简介: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第20183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起点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世界分离的批判,这一分离造成了作为类存在者的人的本质的分裂以及人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异化。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虽然清楚地揭示了这一分离,但他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是在理论上固化了这一分离。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局限性,并在规范的层面上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作为对这一分离问题、并由此是对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的彻底解决方案,而这一方案里已经包含了他日后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的萌芽。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人的解放/真正的民主制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MEGA2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15ZDB001)的阶段性成果。

 

  “真正的民主制”这一提法出自马克思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撰写这部著作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国家法部分逐节进行了点评和批判,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也阐述了一些正面的主张,“真正的民主制”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的这部青年时期的未完成著作近几十年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它虽然尚有不成熟之处,但人们在其中除了可以看到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直接的思想关联之外,还能发现很多他所谓的成熟时期的观点的萌芽。①即便如此,对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阐发的民主思想的研究并不算多,其中批评的声音还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的声音,认为马克思早期对民主制的概念缺乏清晰的认识和统一的定义②;另一方面的批评声音则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认为这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马克思所持的后来已经被放弃的观念。③一般都认为,那时候的马克思尚处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而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向,马克思在他的文本中对概念的使用似乎证明了这样一种转向。但修辞上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他就此彻底放弃了此前的民主观念,这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弄清楚马克思青年时期所理解的民主所指的是什么。因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所占的篇幅很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从查明以下问题开始: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所试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探究作为手段的“真正的民主制”为了达到它既定的目的需要具备哪些规定性,由此阐明它的基本内涵。最终我们将会看到,虽然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尚未对解决问题的真正手段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但他对“真正的民主制”的主张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已经必然性地包含了去政治的要求,因此已不再局限于政治解放的领域之内了。④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已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民主制,而大多数对马克思早期的民主思想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还是内部——都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承认马克思那时候的思想尚未成熟,但另一方面,他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民主制”已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设想,并已包含了他日后关于共产主义的诸多核心观念。因此,马克思后来的转向更多的是问题域与方法论上的转变,在包括民主在内的很多规范性的观念上他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为什么要提出“真正的民主制”?这一点从文本来看是极其清楚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分离问题,即解决国家的形式和质料的分离、人的本质和实存的分离的问题,他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批判正是从黑格尔所揭示的这一分离开始的。在近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尤其是以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论证之中,关于所有权的考虑占据了核心地位。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对所有权以及以此为条件的自由的保障,在近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之中几乎成了共识。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著作家一致认为,国家是为了私有制[即私人所有权]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⑤在现代国家中,一方面,国家是为了私人所有权而存在的,另一方面,通过对私人所有权在宪法层面的确认和保护,国家权力被隔离在了物质生产和交往的领域之外,这一领域由此在表面上获得了与国家并列存在的地位,这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在思想史上,黑格尔第一次在概念上清楚界定了这样一个近代历史的现象。

  这样一种分离当然也已经反映在了黑格尔之前的自然权利学说之中,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这种分离的直接的理论表现。依据洛克和康德的理论,为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提供外部秩序构成了国家的全部目的。但市民社会自身并不是政治理论的关注对象,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自然权利论者们对“civil society”或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概念的使用上。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都使用过这一概念,但在他们的语境之中都应该译作公民社会,它实际上等同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在英语和德语中公民和市民是同一个词,但在法语中它们可以被区分为“citoyen”和“bourgeois”。公民(citoyen)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人在共同体之中所获得的政治属性,而市民(bourgeois)所指的是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以私人利益为目的的人。这一概念上的区分最早来自卢梭,康德也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公民(Staatsbürger)不同于市民(Stadtsbürger)。但不管是卢梭还是康德,他们更为看重的都是人的公民身份,因为自然人只有进入政治共同体成为公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或权利。在亚里士多德-卢梭的共和主义传统之中,市民生活是消极的,是应当被公共的-政治的公民生活所排斥甚至取代的生活方式。与之相比,古典自由主义则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竖起了一道城墙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入市民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警惕的目光所投向的始终是国家,而没有将城墙另一边的市民社会中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也纳入视野之内进行考察,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现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影响。依据18世纪的学科分工,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的并非政治学,而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里所遵循的依然是亚里士多德划分政治学和家政学的传统。在黑格尔之前,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几乎毫无关联地平行发展的理论部门,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近代自然权利学说中实际上是被排除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外的。⑥

  在他早期的《自然法论文》(1802)中,黑格尔就已经开始关注市民社会的问题。在对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的自然权利学说和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自然权利学说的抽象方法进行批判之后,黑格尔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试图补充前者所缺失的特殊的实在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肉体需求和以此为目的的劳动和积累方面的普遍的相互依赖性的体系”⑦,这就是日后被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的领域。在《法哲学原理》中,这一定义被进一步完善为了“其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在因而是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一联合是通过他们的需求,和通过作为人身和财产的保障手段的法律制度,以及通过一个维护他们的特殊的和共同的利益的外在秩序而建立的”⑧。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市民社会更为简略地概括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⑨。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对市民社会外延的理解上仍有出入⑩,但在作为其核心的、建立在需求和劳动基础上的普遍依赖性的体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包含两部分:“具体的人,他自己作为特殊的目的,作为需求的总体和自然必然性和任性的混合体,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处在与其他的特殊性的关系之中的,以至于每个人都要通过他人的中介,并且全然只能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这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才能肯定自己和满足自己。”(11)这两个原则可以被概括为利己主义原则和普遍依赖原则。前者是市民社会的质料原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要素,每个私人都是一个需求的总体,都在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满足。后者则是市民社会的形式原则,它所表达的是,每个人为了自己需求的满足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和交换活动,相应地,他自己所进行的劳动及交换活动最终也有利于其他人需求的满足,个人主观的特殊需求和劳动由此被嵌入了普遍性的形式之中并具有了社会性,这一普遍性的形式就是主观自由原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能够与所有人的自由共存的自由。因此,这两个原则共同表达了:市民社会的外部秩序的目的是为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特殊需求的满足提供秩序,它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国家的全部目的,黑格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将市民社会称为外部国家。

  但市民社会自身的局限性也因此被揭示了出来:在市民社会之中,自由仅仅获得了外在的普遍性形式。从形式上来看,市民社会已经是一个受到普遍的法律规制的领域,在其中每个人的所有权和主观自由都获得了保障。但从实质上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在此仅仅是外在的和形式的,市民社会仍然是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持续冲突的领域,并因此仍然是一个必然性的而非自由的领域,在此每个人都受自然需求和欲望的支配,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与普遍性的矛盾之中。“正如市民社会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一样,个人私利同共同的特殊事务,以及它们一起同国家的更高的视角和安排的冲突也在这里找到了场所。”(12)这是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命题的一种改造。自然权利学说所设想的外部国家的建立并没有彻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矛盾、冲突,甚至是以财富为中介的不平等和支配关系仍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

  借助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黑格尔已经认识到了仅仅建立在主观自由原则之上的市民社会对内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对外必然会导致殖民主义等问题,但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解决问题的目的和手段都与市民社会自身的法相矛盾。“包含在理念中的精神的特殊性的法,在市民社会之中不但不扬弃自然(它就是不平等的基础)所设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从精神之中生产出不平等,并将它提升为技艺和财富的不平等,甚至是智识的和道德的教化的不平等。而对抗这种法的平等要求,则属于空洞的知性,这一知性将它的抽象物和它的应然当成了真实的和合理的东西。”(13)市民社会之中只存在形式的权利平等,而不要求也不可能兼顾实质性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事实上,康德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违背了平等原则。在《论通常的说法》中,他明确指出:“人们作为国家的臣民在国家之中的一律平等,却可以与财富的数量和程度方面巨大的不平等并存,无论是就对别人的身体的和精神的优势而言,还是就他们的身外的财物和他们对别人的一般权利(这可以有很多种)而言。”(14)国家中的普遍性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性的并存,这就是黑格尔所揭示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世界的分离,马克思后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从人的异化的角度重述了这一命题:“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主义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当然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15)

作者简介

姓名:方博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