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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构境中的赤裸生命 ——阿甘本的政治哲学话语之一
2018年12月05日 10:42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张一兵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Bare Life of Biopolitics: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Agamben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8年第20182期 第94-102页

  内容提要:与传统西方政治学讨论不同,阿甘本从不简单地沿着过去布尔乔亚启蒙之思的论域,他的激进政治思想构境往往是独辟蹊径,在一个极深的哲学逻辑断崖的裂缝处突然激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由此捕捉到资本主义统治中某种非直观的深层本质。神圣人、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都是这种奇思的独特产物。所以,阿甘本生命政治学集中关注的对象不仅不是布尔乔亚启蒙逻辑中的自由人,也不是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无产阶级,而是比一般劳动者更加边缘和看不见的现代神圣人和当代赤裸生命。阿甘本的新观念在于,传统政治学概念和范畴早已在内容上被彻底掏空了,因为今天政治权力支配的对象根本不是法权主体和阶级主体,而是生命(身体)本身,现在资本的统治逻辑已经是捕获生命(身体)。

  关键词:阿甘本/生命政治/赤裸生命/神圣人/例外状态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阿甘本是1968年左翼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意大利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激进哲学家。生命政治(biopolitica)是让阿甘本红遍欧洲激进左翼学界的直接缘起地,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他能够在传统政治学的古老房宅上用“阅读未写出之物”的方式开凿出一群非直观的奇异性逻辑黑洞。他自己说,如果传统政治学研究在不断失色并被边缘化,“那是因为,就其丧失对自己本体论状况的洞见而言,政治未能直面那场逐渐挖空其范畴与概念的转变”①。什么是阿甘本所说的政治哲学转变?而传统政治学的范畴与概念又如何被挖空?这就是本文所要直面的深层构境讨论域。我们看到,在阿甘本关于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中,他的思想构境基础既非资产阶级政治学话语中自由与民主的思考逻辑,也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分析围绕社会正义展开的种种争辩,而是在福柯生命政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异轨式地完全跳出过去的所有思路,提出了一批全新的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存在论范式和装置,在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等异质性构式中,引导我们走进一个传统政治哲学断裂后的生命政治学思考深渊。

  一、Ereignis:存在历史的终结

  依阿甘本的判断,自苏东事变之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非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整体景观国家(居伊·德波)和采纳“资本主义代议制”(阿兰·巴迪欧),这样的一场转型,或“这样一场摧毁性的实验,它使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制度与信仰、意识形态与宗教、身份与共同体全部发生错位并被掏空,为的是使它们最终重新获得虚无化的形式并进而复归原位”②。依我自己的判断,阿甘本想设置的话语构境突现层为: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开辟的真实对抗资本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客观存在以来,西方整个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对象都是以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为其他性反射指认构境,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可是,当商品—市场的逻辑真正重新吞食一切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时,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内部构式支点立即土崩瓦解,丧失了全部合法性,这是阿甘本所说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概念被掏空的意思。因为,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所有现成概念,如主权、法、民族、人民、民主和普遍意志等都不再能够涵盖今天重新整合起来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学思考构境。在阿甘本看来,这种新的思考恰恰不是福山兴高采烈地宣布的“黑格尔-科耶夫(和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而是基于“海德格尔有关Ereignis③的开启作为存在的历史之终结”。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争辩。然而,作为“存在的历史的终结”之构境,真的很难理解。

  在第一个构境层面上,我觉得,关于“黑格尔-科耶夫(和马克思)的历史”的构境是容易进入的,这是一种走向资本主义之后的人类最终自由解放的进步史观,1989年苏东事变发生后,那个自以为是的福山制作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乐开了花般的大笑脸,他在这种事变中洋洋得意地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可是没有多久,这种笑声就在自打脸声中戛然而止。

  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确乎是另一种面目的黑格尔-科耶夫历史终结论:人类如今已经抵达其历史目的,剩下要做的唯有使人类社会非政治化,而途径要么是无条件地部署oikonomia④的统治,要么是将生物学生命本身当作最高的政治任务。然而,当家成了政治范式——在两种途径当中都是如此——之后,本有——存在最本己的本真性——也将有沦为最终陷阱的危险。而今天我们就生活在这陷阱之中。⑤

  在福山看来,苏东事变已经说明历史并没有任何资本主义之后的解放可能,今天的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目的本身,最后的历史是自由、幸福和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进步的解放的历史也就终结了。所以,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非政治化,即像哈耶克所主张的承认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和自然性。关于这一点,“9·11”事件之后福山已经在无趣地反悔了,他那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成为学术界的笑柄,被钉在思想史的耻辱柱上。具体些说,如果没有了资本主义之后的历史进步目标,那么资产阶级新的统治方式就是在美好的资本主义方式中将“生活得更美好”作为直接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安济生命的本质。然而,阿甘本从这种新的生物学生命的治理中却发现了陷阱。也就是说,阿甘本直接宣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一个笑得过早的伪境。

  在第二个构境层上,即阿甘本试图突现的那个海德格尔式的存在历史的终结之构境,则要难进入得多。乍看起来,这种形而上学的讨论似乎与政治学情境完全无关,但阿甘本却将其视作自己新的政治学讨论的观念前提。或者说,是超越福山那种粗陋的历史终结论的更高一层思想构境。

  阿甘本告诉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Ereignis是“《存在与时间》之后的思想的最高问题”⑥。这应该是对的。

  用海德格尔的语言,Ereignis一词在语义上与绝对者相关。事实上,在Ereignis中,我们应该把eign(“自身的、固有的”)理解为那最为本己的东西,就像绝对者自身及其自我拥有。在这一意义上,Ereignis与拉丁语中的ad-sue-fectio是同一个意思,即寓居、绝对。存在与时间的相互给予性即发生在Ereignis中,同时,这种相互的绝对性将它们从所有的相对性中解放出来,并表明它们的关系是一种“绝对的关系”,是“所有关系之关系”。⑦

  在我看来,阿甘本关于Ereignis的这一大段哲学描述,除去语义上的解释,并非正确地表达了海德格尔的本有论哲学的真谛。Ereignis不是什么存在与时间相互给予的“关系的关系”,它是对存在本身的否定。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专门讨论。阿甘本煞有介事地说:“在Ereignis中,输送者被揭示为一种Proper,存在的历史抵达它的终点。”⑧这基本上是在误认的基础上复述海德格尔的原话。“存在隐藏在Ereignis之后——但是,它已经不再采取一种朦胧着面纱式的划时代的形象,它已经去除了任何历史的命定性——只是意味着存在现在无疑被涂抹掉痕迹,而它的历史,就像海德格尔不断地暗示着的那样,已经结束了。”⑨为此,存在的终结的确是海德格尔在其本有论中试图宣布的即将来临的事件,但存在为什么终结?阿甘本是无法真正透视的。其实并不是存在在Ereignis之后,而是当存在者归基于存在后,这个存在再一次被非占有的Ereignis打上叉被彻底否定。

  阿甘本还曾经大段援引海德格尔在《面向思的事情》中关于Ereignis的表述,来说明这个存在历史的终结问题。依他的解释:

  “存在的历史完成了”,Ereignis是“告别存在与时间”的地方;存在不再命定任何东西,它已经穷尽了它的形象(它遗忘的形象),而把它自己揭示为没有命运和形象的纯粹的命定。但是,同时,这种无命运的纯粹命定,也显示为人专有的东西,其中“人与存在在它们的本性中触及彼此”。⑩

  我不认为,阿甘本的解释是能触碰到海德格尔秘密生产的本有论思想。因为在阿甘本并没有看到的海德格尔1936-1938年秘密写下的《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实际上不是告别《存在与时间》,而是在告别整个存在论: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基础——占有性的存在被打上叉成为质疑存在的存有(Seyn),时间中的个人生存的有死者——发动存在暴力的“这个星球上的次主人”——此在,被内省为历史性生成的悔意中的“牧羊人”——此—在(Da-Sein),于是,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转换为存在者与有退意的存有的差异,支配性所指的语言转换为无所指的诗性道说,存在之索要转换为存在之弃绝,存有之省终归于Ereignis(本有)之本现。(11)Ereignis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与人类历史同生同在的占有性存在史必然要终结,这个存在历史的最高代表正是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这才是海德格尔存在历史终结的深意。也只有在这个更深一层的思想构境层中,阿甘本关于存在历史终结的观点才站立起来。遗憾的是,阿甘本的构境意向是完全正确的,可缺少文献上的微观支撑。这并不怪阿甘本,而是海德格尔在作怪。

  可能知道这是一个难点,所以阿甘本悉心解释道,“这个Ereignis指最后的事件,通过该事件,从历史命运中给予并被抓住的东西正是历史原则的被遮蔽本身,亦即历史性本身”(12)。如果这是在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性,这当然是深刻的。阿甘本强调:

  即便历史通过一系列时代和历史命运展现了同一种对人类本性的征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处所说对历史目的的实现和掌握表明人类的历史过程如今能够通过一种明确的秩序(其配置可以被交付给一种匀质的普遍国家)得到粘合。毋宁说,它表明了无序的历史性本身——已经被作为一个前提被给予出来的无序的历史性本身——使经历了各种时代和历史文化的活生生的人注定在现在开始如实地去思考。(13)

  这里指认的“人类本性的征用”可能是欲望,而“均质的普遍国家”就是福山欢呼的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看起来的全面胜利,可是,阿甘本并不想承认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所不能的人类通过征服掌握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存在,可是,这种掌握者的手中只有“他们自己的非本真性”。因为,“衰落中的国家在各地任其空壳作为主权和统治的纯粹结构而苟延下去,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相反却不可避免地被给予了一个消费社会的形式,也就是说,被塑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唯一的生产目标只不过就是舒适的生活方式。”(14)

  阿甘本追问,以资本主义征用人类欲望本性的方式建构起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这种“完全享受世俗生活为目的而构筑起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可能的吗”?他提及,本雅明也在《神学政治片论》中论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一个事实:“世俗的秩序理应树立在幸福观念之上。”(15)然而,以欲望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真是一个幸福生活时代吗?阿甘本意识到,福柯正是针对现代资产阶级幸福生活,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命政治学批判。

  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新的生命政治技术就是要治理人们聚合在一起、生活和交往的微观层面,其本质就是力图让人们感到生活在变得更好。福柯说,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这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社会进步的根本。依福柯之见,资产阶级的政治“治安就是一整套干预和设施,保证生活、生活得更好、共存、能够真正地有益于构成、增加国家的力量”(16)。现在,每个人的幸福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荣耀已系在一起。于是,资产阶级治安的真正基础必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和人口生存的健康发展。福柯进一步分析道,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会真正对经济生活发生兴趣。资产阶级心知肚明,要想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一些、生存更舒适一些,那就只有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一途,所以,“治安与商品至上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联系”(17)。只有当人们不再关注政治而“潜心于某物”的占有,以维系自己的生命存在,社会才能治安!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高明所在:不谈政治的生命政治。

  阿甘本完全赞成福柯的观点,他就是在宣布这种以占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存在历史的终结,在Ereignis的照妖镜下,我们会重新看到资产阶级世界中存在的神圣人、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这就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哲学全新构境域的观念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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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一兵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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