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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
2019年08月07日 16:30 来源:《社会科学》 作者:袁立国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Goes into the Contemporary

 

  作者简介:袁立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 西安 710126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沪)2018年第201811期 第115-122页

  内容提要:随着信息与数字媒介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阶段。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信息与数字媒介不是生产过程之外的中立的技术网络,而是建构社会生活的本体,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从生产方式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信息堆积”,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制造了数字拜物教。从生产关系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放弃剥削,并且通过生产受众,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再生产。未来如何使信息与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生活,而不是用于资本积累,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课题。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media,contemporary capitalism has entered the digital stage.In digital capitalism,information and digital media are not neutral technical networks outside the production process,but the ontology of social life.Digital capitalism "involves all individuals,even the most remote individuals,into digital civiliz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mode,the digital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of the dominant social wealth characterized by "the huge information accumulation",digital capital as a dominant force,promote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creating digital fetish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digital capitalism not only give up that exploitation,but also complete a reproduction in daily life through production audience.How to make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serve the common life of human beings instead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future is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git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关键词:数字媒介/数字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Digital Media/Digital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理论传承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CZX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政治哲学语境中的马克思共同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01186140)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资本主义宣布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阶段,并引起社会关系、阶级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变化。然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高级人工智能的开发,信息与传播技术完成了更彻底的数字化升级,数字媒介从生产环节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一切领域。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再用信息社会准确地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了。当智能电话、支付宝、滴滴出行、VR(虚拟现实技术)等已经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时,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对于人类的命运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数字技术到底带来人的平等与解放,抑或是资本的一种剥削的新形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解剖数字资本主义。

  一、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到数字资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变化,学者们根据不同视角,一般将其概括为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后现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等等。不同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症候表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充当“资本主义掘墓人”角色的工业无产阶级走向衰落。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丹尼尔·贝尔、安德列·高兹等人认为,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商品经济为主导,主要社会商品是机器化生产的工业产品,大企业主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后工业社会以知识和科技为主轴,伴随技术化、信息化生产的转型,后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加多样的“新无产者”阶层:“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不过是一个特权性的少数派。大多数人现在属于后工业的新无产者,他们没有就业保障和明确的阶级认同,是实习工、合同工、临时工和兼职工人。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将被自动化所取代。”①

  安德列·高兹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者不仅仍然遭受剥削,并且与其工作世界之间如此疏离,没有任何统一的阶级意识相信能够通过接管生产资料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相比于以旧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宏大叙事,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者不仅对重新占有生产资料缺少兴趣,甚至工作本身也不再被视为人类自我认同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在工作之外存在着大量属人的活动的领地,如审美的、爱欲的、文化的、情感的活动,等等。②工作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只能是应该尽量予以规避的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是通过重新占有工作实现劳动认同,而是倾向于尽可能地废除劳动与工作。后工业社会和技术革命为这一设想提供了条件,“新无产者不过是一个由不断变化的个人所组成的模糊领域,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夺取政权以便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是通过摆脱生产主义的市场合理性来恢复自己的生活的权力”③。反对工作的暴政、夺取“生活的权力”,不可避免地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总体化命令,以至于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New Society Movement)取代科学社会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运思表明,随着历史决定论遭到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断裂,历史的统一性被后现代思潮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取而代之。因此,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必须在“断裂”处思考重构理论的统一性问题,通过重启理论与现实之间相互接合的实践,激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精神,批判性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

  必须看到,后工业社会理论已经不足以概括现如今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了。尽管高兹、贝尔等人预见到了知识、科技和信息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主导作用,但晚近十几年来凭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悄然更新到另一个层面上——数字化的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概念的首倡者丹·席勒(Dan.Schiller)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源于网络工程师们一直对如下目标的追求:“建立一个泛经济网络,以支持规模不断扩大的企业在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这一目标涵盖了从生产调度、产品开发到财务、广告、金融以及培训等诸多环节。”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大计算机公司和电信运营商纷纷与跨国企业结盟,在利润的推动下将网络不断地转化为企业工具。事实上,互联网的出现本来与自由市场机制毫无关系,而是起源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工业。⑤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球网络系统建设规模空前、实现了技术升级,但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放弃了大众服务的政策,转而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理论。这一网络市场化的幕后推手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信条是市场自由,即消除国家不必要的干预,为企业争取最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不过,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互联网工程市场化同样需要政治性干预才得以完成。席勒指出,美国政府和几代领导人为推动互联网市场化付出了不竭的努力,它把信息自由流通视为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原动力,将几十个经济落后的新独立国家与由美国政府及企业指导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到一起,开启了一场非正式的统治运动。今天的互联网科技的市场化发展不仅涉及经济,更与政治密不可分。美国由于其在信息科技与网络经济领域的领先,在信息地缘政治中始终保持着霸权地位。对如何以其自身利益为主导,设计和掌控一套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一直是美国参与全球传播规制的核心诉求。

  席勒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揭示主要着眼于信息地缘政治,对其结构性矛盾及发展趋势缺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考察。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家庭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数字媒介的不断升级,资本主义获得了最有效的剥削工具,并生产出无数免费的“知识劳工”与“数字劳工”,进一步突破国界、扩大市场,维系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与统治。在这个层面上,数字资本主义不同于后工业社会理论之处在于,现今无论产业资本还是信息/知识资本都一律被一般数据所中介,采取数字资本的普遍形态,数字资本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本体,不断地建构我们的存在。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产业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⑥。现在,对于习惯了微信、微博、美团、支付宝、滴滴出行乃至VR等媒介的当代人而言,数字媒介彻底成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Ge-stell),它是集中(Versammlung)、安排(Stellen)我们生活的强制性力量。相应地,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也应被进一步改写: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⑦。另一方面,更严峻的现实是信息与数字技术已经不再是独立于资本的纯粹的中立性存在,资本主义不是把信息技术“运用”到生产过程之中,而是直接侵入到大学这一原本应该保持独立性的领域,并通过控制信息技术的研发、扩张来达到资本与技术的共谋关系,从而实现资本的再生产。霍尔(Richard Hall)、斯塔尔(BerndStahl)两位学者以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四种新型技术为代表,作为例证说明了大学里的技术创新是如何被商品化、被拜物迷信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自我再生产。⑧不过,数字化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早就被法兰克福学派预见到,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哈贝马斯都认为,科学技术对生产过程的深层介入已经告别了启蒙信条,证明其自身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后文还要进一步指出,不仅在生产领域,数字媒介甚至在工厂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进行再生产,导致我们的全部生活都被资本化、商品化。

  正如卢卡奇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绝不是一些现成的结论和教条,而是其方法和灵魂的实质,即辩证法的批判立场。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社会构型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统治从生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能解释工作场所之外的统治,在这些领域发生的统治游离于生产方式理论的问题域之外。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聚焦到日常生活领域,发现工人不仅在工厂里遭受统治,并且异化成为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的普遍现象。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从工厂领域转换到日常生活领域,今天,当信息与数字媒介控制社会的全部领域时,同样亟待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展开深入分析,这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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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袁立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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