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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看现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
2019年09月09日 10:40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刘放桐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From the Cognitive Turn to the Practical Turn

  作者简介:刘放桐,1934年生,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原发信息:《江海学刊》第20191期

  内容提要:通过认识论的转向所建立的西方近代哲学标志着西方哲学的重大进步。对理性的倡导以及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及人文精神的统一,对主客、心物的区分、对它们的关系的认证以及由此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明确提出,对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以及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建立,都是这种进步的体现。但这种进步中又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使西方哲学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以及思辨形而上学等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西方哲学必须进行新的转向。马克思指出西方近代哲学的成败得失在于它们是紧密结合还是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使哲学进一步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这也正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暧昧和动摇,但只要他们仍然希望推动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归根到底也要以不同方式适应这种趋势。事实上,英法德美等国的哲学家都通过各自的途径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这种趋势。他们所实现的哲学的转向往往在不同意义上被归结为语言的转向。后者被认为体现了现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语言并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而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因此语言的转向归根到底从属于马克思所揭示和推动的实践的转向。只有后者才能体现现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关键词:客观趋势/曲折历程/发展/关系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的翻译”(项目号:12&ZD123)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在于他把社会实践、或者说社会现实生活置于整个哲学的核心地位,自觉地适应了哲学发展从认识论的转向前进到实践的转向这一客观趋势,由近代进入了现当代的新阶段。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而获得准确的认识,但也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揭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更具有实践转向的意义而获得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认识。这两方面实际上又是统一的。

  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哲界针对以往研究在这方面的缺失作了大量补充性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肯定马克思正是通过明确提出和科学阐释了这方面的观点而实现了哲学上伟大的革命性变更。我个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较为关注,发表过一些看法。新近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哲学发展趋势》一文对此做了一些概括①。这方面的问题显然非常重要。不过为了避免过多重复,在此不展开论述,只在必要时适当提及。本文的重点是综述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虽然有多种形式,但归根到底都具有实践转向的意义。

  从认识论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的客观趋势

  关于由认识论的转向所建立的西方近代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上的进步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所造成的危机以及西方哲学为了克服这些危机而求得进一步向前发展,必须在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上实现转型,即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的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我的基本观点早在1996年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②一文中就已明确提出并作过一定阐释。该文明确肯定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前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甚至明确肯定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西方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殊途同归。这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流行的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全盘否定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简单对立关系的看法可谓截然相反,因而在我国哲学界引起过震动。绝大多数哲学家、特别是中青年哲学家赞同我的观点,但也有一部分仍然坚持以往评价方式的专家则表示了严重忧虑。他们担心这样是否会把两种哲学混淆起来,特别是是否会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反动思潮翻案。因此我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作了更多比较研究,对我的上述观点作了反复论证。在此后二十多年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探索、沟通和超越》《中国现代哲学的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等众多论著中对此做了进一步发挥。在个别具体和细节问题上我的阐释前后可能存在某些差异,但基本观点一直未变。为了说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客观趋势归根到底是从认识论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下面对它们作概要式说明。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笛卡尔被公认为是实现认识论转向的奠基性人物。他的哲学也由此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转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很是复杂,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它们在实现和发展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上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它们都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笛卡尔用理性演绎法来构建新的哲学体系固然强调理性;培根等经验派哲学家同样反对盲目的信仰,尊重人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这意味着他们也肯定理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培根哲学中,“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③。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以及康德和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无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强调理性,以致整个这一历史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而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正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前提。

  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阐释和论证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谈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即已存在,但“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④。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只有到近代,主客、思有、心物之间的区别才明确地提出来。

  第三,它们都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有不同表现形态。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出发建立的体系和贝克莱从“存在就是被感知”出发建立的体系显然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则是把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的主观性与以贝克莱为代表的经验论的主观性综合起来。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虽然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也同样强调主体性原则。黑格尔甚至把“实体就是主体”当作他的哲学体系的根本原则。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都肯定人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他们也都是通过作为主体的人来认知这个客观世界的。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通过认识论的转向所建立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存在论体系都以不同方式肯定了主体性。它们作为形而上学体系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因此,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实现的认识论的转向也可以称其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转向。也正是由于认识论的转向强调了与客体分立的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它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推动了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对自然界的认识。

  上述认识论转向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近代哲学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都必将出现,也都能起到重要的进步作用。这里还应提到:在认识论转向中,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及科学精神,或者说对理性、人的主体性以及科学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

  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使得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一切可靠的科学都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把理性绝对化的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角度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领域内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二元论彻底发挥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结果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又密切相关。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果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只能求助于某种绝对的权威,而这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根本性的局限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它们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在现成的形式上是不适用的。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的局限性,特别是克服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为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取代了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使纯粹的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使唯物主义与人和自然的交互作用统一起来。这在唯物主义的发展上是一种重要进步,他也由此成了由黑格尔通向马克思的重要桥梁。但由于他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从而不能真正克服黑格尔的局限性,也不能克服自然主义的局限性。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西方近代哲学一直是在与认识论转向相联系的理性主义旗帜下发展的。这一发展中虽然包含了重要进步,但这些进步都是经历曲折道路获得的,有时甚至还存在某些倒退。因此,单纯的认识论转向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

  综观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发觉,只有当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现实生活和实践时,它们才有进步;如果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它们就必然离开进步的道路,被其他较能接近现实的哲学所取代。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谈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时对此做了极为明确和深刻的揭示。他指出:“17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⑤马克思在此高度评价了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与它同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联系的特性。马克思还谈到了洛克哲学之所以受欢迎,也正是由于它与生活实践的联系。“除了否定神学和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以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了,它像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欢迎。”⑥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洛克的高度肯定,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切合当时的“生活实践”。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把洛克和法国唯物主义理想化。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使它不能正确解释认识的丰富内容,特别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内容,它也正因为这种缺点被后来的德国唯心主义所取代,而后者之所以能取代法国唯物主义,正是由于其唯心主义以扭曲的形式体现了现实生活的某些内容,这就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说,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⑦。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虽然富有内容,但正因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并不能真正体现人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性质。为了从德国唯心主义回归到现实生活和实践中来,正确的道路就是抛弃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思辨形而上学,走向与关于全面理解的人相结合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包含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丰富内容的唯物主义。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说:“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⑧这种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这里所谓“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指的是为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所完善化;而“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正是克服了纯粹自然主义的局限性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克服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而将二者以不同方式体现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主要内容,而这种变更的核心思想就是使哲学转向完整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此可见,西方哲学在经历认识论的转向后,为了求得克服这种转向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必须进一步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换言之,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是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认识论的转向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趋势。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适应了这种趋势。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尽管在这方面表现得暧昧、动摇,但只要他们仍然希望推动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他们归根到底也要以不同方式适应这种趋势。

作者简介

姓名:刘放桐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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